电影《白鹿原》自筹拍以来就受到极大关注，它是影视与文学的又一次联姻，小说再次支撑起电影之魂。陈忠实在小说的扉页写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当它被改编成电影之后还能保留原作的神韵吗？3月31日，这部电影获得了由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颁发的公映许可证，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上映，至此这部“十二年磨一剑”的电影终于可以同观众见面了。此前，该影片曾在第62届柏林电影节上亮相，并在第36届香港电影节上作为闭幕影片播映。日前，记者采访了陈忠实，说起小说以外的话题，他说的最多的是——我是个外行！

　　记者：电影终于可以公映了，据您所知，一些提前观赏到《白鹿原》的文艺界人士对电影评价如何？

　　陈忠实：评价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这部电影震撼人心，尤其在今天影视剧过度娱乐化、庸俗化、类型化，满眼都是打打闹闹、穿越戏说的环境下，《白鹿原》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历史厚重感十分难得。电影比较真实地展现了我们民族某个历史阶段的命运变迁，以及那个时代中人的生活。第二种观点是觉得电影没让小说的读者满意，电影削弱了小说厚重的思想性和历史性，把那个时代的革命活动、白鹿两家故事里蕴涵的民族精神性的东西打薄了。原来复杂的叙事线索变成了单线条叙事，电影的核心人物成了田小娥，白嘉轩、白孝文、黑娃、鹿子霖的命运都因为她发生转折。还有一种意见觉得，这部影片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记者：电影主要对小说做了哪些较大的改动呢？

　　陈忠实：电影最后删减为150分钟，到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白鹿原就结束了，具体到人物就是以把田小娥的灵魂镇压在镇妖塔下结束，之前还有一个3小时的版本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结束。对小说改动较大的有几处。在人物设置上，主要人物从20多个缩减到七八个，朱先生、白灵都没出现，冷先生也基本没有戏份。从叙事上来看，多条线最后成了单条线，毕竟不可能在两个多小时里把所有我在小说里想表达的东西都展现给观众。

　　记者：关于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您认为哪些部分比较满意，哪些觉得还有遗憾？

　　陈忠实：我最满意的是电影呈现给观众的历史氛围是基本真实的，人的生存形态也是真实的，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历史氛围的真实决定了人物命运和人物情感的真实。我写的是上个世纪初的故事，要让观众觉得合情合理，电影必须保证历史的真实。乡村的伦理道德、沿袭已久的民间文化习俗等影响着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这些习俗、规则遭到破坏就会产生矛盾，进而影响人物情感的真实性。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要反映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真实情感，人物与时代都是血肉相连的。现在的许多小说和影视剧，人物和时代明显脱节，让观众觉得不可理解。解决好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很重要。

　　说到遗憾，我总希望电影能更充分、更准确地通过直接的视觉画面把小说的全部传达给观众，总希望小说里的人物更充分、更集中地与观众交流，但受到不同艺术形式的时空限制，留下了遗憾。

　　记者：大片的麦浪、地道的关中方言、原生态的地方戏，使电影《白鹿原》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初您会觉得大量使用地方戏和方言是一种冒险吗？

　　陈忠实：贯穿电影始终的唱腔是在陕北地区一种几乎失传的民间艺术——“老腔”，演唱者都是地道的农民，平时就靠在红白事上唱戏谋生。之所以把“老腔”用到电影里还有些渊源，几年前西安一个文化热心人约我去看一场民间艺术演出，唱“老腔”的演员一开口我就被镇住了，那种震撼好像只有第一次听《黄河大合唱》时才有。后来北京人艺要排话剧《白鹿原》，林兆华托我找些会唱秦腔的民间艺人，我一下想到了他们，林兆华听了也被镇住了，这几个人就这么走上了话剧舞台，后来又出现在电影中。这算不上冒险，我想大家会喜欢这种原汁原味的音乐，也就是农民们说的“野嗓子”。

　　至于用方言对话，一开始我建议弄两个版本，一个配方言，一个配普通话，但最后导演还是选择只用方言。方言是生活和时代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中方言许多都是咱们民族的原始语言，古语中的很多词句用法都在其中保留了下来。我在写小说时对使用方言有自己的把握尺度，一直坚持要让其他地方的读者能从字面上把握词句70%的意义，否则我不会使用。电影在方言的使用上走得更远，但他们也听从我的建议删掉了许多粗话和特别生僻的用法。

　　记者：把地方文化植入影视作品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地域元素”成了影视剧创作的一个法宝，你觉得这部电影在这方面处理得怎样？

　　陈忠实：这部电影的确有浓郁、鲜明的陕北特色，但它没有简单地为影片贴标签，没有刻意离开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单纯表现文化符号，这样看上去比较融洽。这些人物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矛盾、纠葛都与这块土地有关，所以不可能脱离这里的语言和风俗。

　　记者：《白鹿原》从小说到剧本，再到电影，您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做了什么？

　　陈忠实：不管电影、话剧、电视剧，我都是个外行，我就是给编剧、导演讲创作体会，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物、事件。他们都很用心，都非常努力地呈现小说。

　　记者：除电影以外，《白鹿原》还被改编成话剧、秦腔、舞剧、广播剧等，同名电视剧目前也已进入了剧本创作阶段，能否简单评价一下它们？

　　陈忠实：话剧、秦腔、舞剧、电影可以说各有千秋。秦腔基本是单线条化，唱腔、唱词、舞美比较有吸引力。话剧基本上全面展示了小说的故事，时间从上世纪初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保留了所有人物，但在两个多小时中它没法演明白这么多内容，只能通过人物对话交代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它做到了有头有尾，但没有看过小说的人就很难看明白。舞剧就更简单、纯粹了，主要表现黑娃和田小娥的爱情，用舞蹈展现出当时的社会对他们爱情的扼杀，反而不受小说情节的限制，优美的舞姿也能吸引观众。

　　记者：这部小说改编的难度很大，却吸引了众多编剧和导演积极尝试。现在大家都说缺少好剧本，今年广电总局还设立奖金重奖优秀剧本，您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为“剧本荒”提供什么？

　　陈忠实：他们喜欢这部小说，希望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表现这个故事。讲好这个故事确实很难，人物多、情节多，没有集中的故事冲突，一系列大事件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不是所有好小说都适合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

　　文学和影视最大的差异是，小说通过文字和读者交流，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描写，可以充分展示作家对人物的把握；影视是以直观的形象与观众交流，它的优势是能把文学形象具体化、生动化，比如王全安选了张丰毅，林兆华选了濮存昕，在观众心中白嘉轩就是他们的样子。读者普遍认可的好小说都能成为好剧本的脚本，比如《红岩》《林海雪原》等，但也有些好小说是改不成电影的，那些有完整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强烈的冲突的小说更容易改编。编剧、导演、演员对原著的理解是否准确、到位，是影像他们能否创作出优秀作品的重要因素。

　　记者：现在许多作家都改行当编剧，还有的写小说时老琢磨着怎么能更适合改编成影视剧剧本，您如何看这种现象？

　　陈忠实：对那些本身具备编剧天赋和才能的作家，当编剧是件好事，但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当编剧，像我，即便写一集给我100万，我也写不出来。我不赞同在写小说时老惦记着改编成剧本，这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如果老想着怎么能把情节写得离奇、惊险，甚至硬要加一些所谓有戏剧性的冲突，这就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性。

　　记者：被寄予厚望的《白鹿原》没能拿到“金熊奖”，这让许多人感到失望。我们好像特别着急在国际上获奖，用国际标准衡量我们的艺术创作。

　　陈忠实：当时剧组给我发了条短信，说没获奖的原因是“有头无尾”，大概评委觉得电影前半部分对人物命运展示得比较充分，到结尾时很多人物却不见了。能在国际上获奖当然是好事，这不光是中国作家、电影人的想法，各国都如此。但这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能勉强。达不到获奖标准，干着急也没有用。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获奖者本人都很惊讶，所以我觉得“获奖”是不可期盼的，希望越强烈反而越容易失望。我们就踏实搞自己的艺术创作，获奖固然好，获不了也没啥遗憾的，眼睛总盯着奖杯是很难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