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冯积岐先生，到目前为止，您文学创作已经30年了，请您谈谈30年来的文学创作和取得的成绩，好吗？

　　冯积岐：我是农村分田到户以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天干三晌，早晚加两班，和当时的许多农民一样，除过雨雪天，一年四季，常常是两头不见太阳，挥动锄头、镢头，扶着犁把在田地里劳作，不要说写作了，甚至连读一本小说的时间也没有。1982年，我们家四口人分了7亩6分责任田。秋天，种上麦子，我才有了闲暇，趴在土炕上练习写小说。1983年5月，在《延河》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续绳》。当时，一共写了三个短篇，其中一篇发表了，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也使我有了写下去的自信。于是，边读边写，边写边读，可以说，我已经过了30年的文学生活，身心紧贴在文学上，把灵魂也投进去了。有评论家说，我是用生命进行写作的。对此，我不否认。连省作家协会看大门和扫院子的师傅也说，我是写作的“老黃牛”。因为，我的日历中没有节假日，星期天也守在写作间，常常把自己从案头写到医院的病床上才罢休。回首自己30年的文学创作，无论成就大小，觉得从心灵上皈依了文学，是文学的忠实信徒，为文学付出了牛马般的劳动。按理说，命运不会亏待为它付出代价的人。我像农民一样辛辛苦苦地耕作了30年，有了近八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在《当代》、《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报刊上，发表了250余部中短篇小说和500多篇散文，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杂志选载，也多次选入年度优秀小说选。就数量而言是很“可观”的。当然，文学创作的成就不仅仅是量化的。我觉得，这30年来，在小说创作中，进行了诸多有意义的艺术探索，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景观。不过，感到惋惜的是，对于我的作品，批评界的声音十分微弱。

　　记者：您比较低调，不愿意去凑文坛的热闹，坚信“将灵魂铸成文字”的目标并一直为此而努力，能否谈谈您的创作感言？

　　冯积岐：我常常有一种惨败感，尤其是今年以来，这种感觉被30年的时光揩擦得如同玻璃一样明亮。我崇尚、尊敬梵高、毕加索、达利等伟大的艺术家，可我不愿意做梵高，不希望活着的时候被曲解被淹没，乃至穷愁潦倒而取得身后名，而希望像毕加索、达利一样在生前得到承认、肯定。可是，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就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斯所说，面对的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坦率地说，我没有获得所谓的国家大奖，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有时候未免觉得无奈和悲哀。但又想，既然文学创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也就无所谓成败。作品好坏与否，留给后人去评说吧，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记者：您的小说中建构了一个“松陵村”世界，揭示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些共性问题，更在意的是“真实性”问题，您自己怎么看？

　　冯积岐：不错，我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凤山县松陵村的地方，显然，这是我虚构的一个空间，这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小镇，和福克纳虚构的美国南方的一个叫做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杰弗逊小镇是一模一样的。福克纳为了求得“真实”还给那个虚构的县绘制了地图，标明某个镇某个村在什么方位。我以为，作家虚构的世界就是他的艺术世界。福克纳自称是“农民”，也确实开着拖拉机犁过地，作务过庄稼。可是，他不只是美国南方的作家，他是影响了全世界几代作家的大师。他虚构的那个小镇并不仅仅是为了彰显美国南方文化。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固然地域特色很鲜明，但他的小说指向也不只是在地域文化层面。对于一部小说而言，地域文化层面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好的小说有心理层面、哲学层面，思想层面等等。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像福克纳、马尔克斯一样关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你可以写一个小镇一个乡村，你可以写农民、工人、士兵甚至流氓、小偷，但是，你的视点要向上，要在人生、人性这个大课题上做文章。我笔下的人物确实生活在“松陵村”，他们面临的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焦虑、困惑、不安和迷茫。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小说家，一个有创造意识的小说家，我的意愿是用一支笔把鲜活的人物固定在纸上，一百年过后，读起来也是活的。

　　记者：您提到一个作家要有“支点”，您所说的“支点”是指什么？

　　冯积岐：我所说的“支点”就是作家的精神向度的问题。一个作家精神向度的高下决定作品质量的高下。一个好的作家，要自觉担荷人类精神的苦难，也就是说，对人类有一种终极关怀。要有悲天闵人的大情怀。要有责任感，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对读者负责，对未来负责。优秀的作品应该是写人的灵魂而不是内分泌。内分泌只是本能，而灵魂是指人的精神内核，是人的精神中最隐秘的，最难体察的部分。同时，“支点”也是思想来源。

　　记者：您说过，“坚持写自己喜欢写和愿意写的作品是心灵对自己的吩咐。”这段话的意思是，写作是自己的兴趣或真实愿望而不是外在的功利？

　　冯积岐：现在对作家诱惑的东西太多：名、利、权、色等等。一些作家为此而坚守不住，也就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写，而是依眼前的功利为唯一的价值取向。面对如此多的诱惑，能坚守住自己实在不容易。文学创作的规律本应该是，写自己体验最深的东西。我多次说过，一个好的作家要有勇气面对现实，面对未来，面对自己，面对文学本身。虽然，我的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也没有获得应该得到的声誉，对此，也忿忿不平过。但我心里明白，必须以平静的心态对待社会生活的一切，对待文坛的丑恶现象和腐败行为。就像我故乡的那条石头河，沉静的石头永远蹲在河床上，而那些脏物、浮萍总是在河面上喧嚣。多年前，我就说过，也许真正的好作品没有在书店里的书架上或编辑手里，而是在作者的抽屉里；也许，真正的好作家没有在获奖名单上或主席台上，而是在深山里的一间草房里苦读或城市的某个角落里蜗居。

　　记者：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您写的多为先锋小说，尤其是在短篇小说中做过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而九十年代却转变为现实主义，保留了现代派的写作技巧，您在写作上是不是借鉴了外国文学的一些资源？

　　冯积岐：一个好的作家必须从世界经典中吸取营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初学写作阶段，先从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读起，后来，喜欢上了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吸取了许多现代主义的优秀的东西。在写作中，开始探索我所谓的“现代现实主义。”我认为，艺术形式就是内容，是内容的一部分。现代主义的精髓是夸张变形的。现代主义不只是在欧美，也在我的家乡岐山。我的家乡是青铜器之乡。我七八岁的时候在县文化馆的青铜器上读到的饰纹就不是写实的，而是夸张变形的，具有现代主义的色彩和元素。在我小时候就看到的秦腔《游西湖》中，李慧娘作为一个“鬼”可以声讨贾似道，拔掉他的胡子，可以和裴郎共处一个舞台。人鬼同演人间悲喜剧。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在国外现代主义作家的小说中常常出现。所以说，我的现代主义资源不只来自世界经典，也有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令我遗憾的是，当代小说在“好看”的旗帜下变成了“故事大全”，在艺术上没有什么追求了。一部作品只是一堆素材。

　　记者：新时期以来，陕西涌现出了一批好作家和好作品，他们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陕西也成为全国文学重镇。陕西文学要有新的突破，您认为缺了什么？

　　冯积岐：陕西的作家和陕西的文学事业在全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每一个陕西作家的荣耀和自豪。我也仔细地想过，我们的作家并不缺生活，整天在生活中泡着；也不缺体验，体验是深刻的；更不缺艺术实践，作品出了一部又一部，就是没有大作品问世。究竟缺什么呢？如果说欠缺，就是缺真诚，缺勇气，缺艺术良知和艺术修养；缺深刻的思想。有的作者没有读几本书，拿起笔就写大部头的长篇。中国文学史和世界史的高峰在哪里？世界文学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他们一无所知。有些作者，把生活混同于艺术，把听来的故事挪到纸上，认为就是小说。艺术美学在哪里体现？思想内涵是什么？作者自己也许没有廓清。不要急功近利，老老实实地锤炼自己的艺术功力和对生活的洞察力，老老实实地写作才是唯一出路。

　　记者：今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不知您对《讲话》精神是否有新的理解？

　　冯积岐：70年来，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写出了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好作品，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老中青三代作家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不懈努力，成绩显著，有目共睹。当代作家们要充分地、全面地、正确地理解《讲话》精神，比如《讲话》所谈到的艺术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至今依旧很经典。2005年至2007年，我挂职担任凤翔县委副书记，2011年，我到岐山县去“定点深入生活”，这是陕西省委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贯彻《讲话》精神的举措。实践证明，作家只有到生活第一线去，把自己摆在老百姓的位置上，才能真正体察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状态，才能触摸到生活的底蕴，才能获取“真”生活，摒弃“伪”生活。坐在舒适的写作间胡编乱造不行。真诚的生活体验乃至深刻的生命体验，是写出大作品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