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神性写作”成为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著有《北村诗集》，小说《周渔的喊叫》、《长征》、《公民凯恩》，电影作品《周渔的火车》等。

　　网民对“公知”评价不高，觉得“公知”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教化自己，有些高人一等，其实有所误会。《圣经》中有这样的故事，上帝想传话于人类，就让驴开口说人话，其实，“公知”和这头驴的社会价值完全等同，无非是传播真理、真相的工具罢了，谁比谁更高呢？

　　如何重建坐标

　　北京晨报：其实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一直都有品德方面的课程，如何提高它们的教学效果？

　　北村：设置这些课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应更多参考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许多国家的道德品德课并不多，而是通过信仰、历史、人文、哲学等等课程，引导孩子们向前人学习，在有价值系统引导的传统中，得到对现实生活的感悟。此外，国外一些相关课程有社工劳动的内容，必须完成社区服务多少小时，才能毕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能学到很多精神品质的东西，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如果仅仅是课堂灌输，恐怕效果不会太好。

　　北京晨报：许多中国学校也有社会实践课，可为什么一些孩子觉得收获不大？

　　北村：关键在于社会与教育不能脱节，两者的价值取向应该一致。如果全民都只想赚钱，只要求孩子们学习道德，这就不可能成功，因为两者是不同道上跑的车，根本统一不到一起去。要想重建孩子们的价值坐标，一个社会也要有基本的价值坐标，这就是不应把物质追求、经济发展看成是唯一的目的，要把精神价值放到第一位，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榜样，而不是人造一个速成榜样。

　　不能走两个极端

　　北京晨报：您说的都是常识，可如何贯彻呢？

　　北村：关键是不能走两个极端，一会儿把人的精神看得高高在上，完全无视物质的存在，一会儿又只看重物质，完全忽视精神的存在。漂移来漂移去，其实都是在用一元化的视角看问题，在道德上，如果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是很可怕的。

　　北京晨报：那么，多元化是不是能避免道德暴政呢？

　　北村：不是。只强调多元化，忽视了统一的内在力量，那么，多元化成了唯一的价值，它就会成为新的道德暴政，可问题是，多元化是无法取得共识的，一个社会可能因此而分裂。要避免这种风险，还是要依靠信仰。

　　信仰依然重要

　　北京晨报：为什么要依靠信仰？

　　北村：这就像一棵树，我们完全可以人工仿制它，可做得再像，仿制品依然没有生命。信仰并不是说要思想统一，而是要坚守自然共识，坚持生命的灵性的一面。真实的树，每片叶子都是不同的，所以信仰并不意味着统一思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有信仰才能尊重多元，才能真正实现多元。相反，倒是人工仿制的树，它的叶子往往是一样的。

　　北京晨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即多元化也分两种，即有序的多元化和无序的多元化？

　　北村：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应有底线的坚持，应有对绝对价值的尊重，这个绝对价值就是最大公约数。对此，我们必须坚信，而坚信它甚至比理解它更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基本信心，就会人人陷入恐惧状态中，变成无生命、单一的个体。

　　警惕从理性滑向非理性

　　北京晨报：陷入恐惧状态，人在选择时就会变得更现实，这不是彰显了理性精神吗？

　　北村：如果没有信仰的保护，理性很可能会崩溃，转而滑向非理性。以“二战”时的德国为例，一个公认的理性民族居然走向迷狂，集体被野心家挟持，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西方历史上，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交替推动，两者在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了逻辑，这两条发展脉络是同样重要的，既要看到重视理性的希腊文明传统，也要看到重视信仰的基督教文明传统。理性很重要，但理性不是价值观的基础，正义、公正、爱、生死等才是价值观的基础，而失去了这个基础，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达成共识。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网友认为自己很有理性，不可能被挟制，事实真的如此吗？

　　北村：其实可以看看网上那些粉丝的言行，他们对某些问题的迷狂，本质上和当年德国青年并无不同。要避免被挟制，需要灵性、理性、知识三方面都有所积累，否则就是扁平化的人，很容易被感性所主宰，那么，你有什么能力来对抗偶像的挟制呢？

　　今天我们怎样做家长

　　北京晨报：孩子们精神生活日趋扁平，与家长有关，这一代家长很关注孩子，更愿意投入，对孩子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可为什么效果不佳呢？

　　北村：作为家长，首先要理清你和孩子之间是什么关系，不要说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等，那是遗传关系，太简单，不需要思考。许多中国家长自身价值观就有问题，他们又怎么可能修复孩子的缺陷呢？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孩子一旦脱离母体，他就有了自由意志，就有了独立的生命属性，在造物主的眼睛中，家长与孩子是托付关系，而不能将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世界各国文化都重视孝顺，但很少会赞同“割肉疗亲”这样的极端行为，因为这伤害了孩子的自由意志。

　　北京晨报：换言之，应尊重孩子的自由？

　　北村：是的，只有给予自由，双方才能统一在共同的价值背景中，比如正义、宽容、爱、尊重等，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并不因父子关系而改变。只有自由、充分发展的个性，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些价值。所以，家长不仅要给孩子做对的自由，还要给他做错的自由，这两个自由同样重要，只有将它们都给予孩子，赏罚才有意义。

　　靠信仰生活超越自我

　　北京晨报：回望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年轻人从封闭的背景中走出来，很多人也处于蒙昧状态，但那时的大学教育让很多人彻底启蒙，相比之下，今天大学的启蒙作用正在弱化，这也是钱老大声疾呼的原因之一吧，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怎样主动地自我觉醒？

　　北村：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来说，有几个关键要素，即学校、社会、家庭和阅读。其中一点或几点出问题不可怕，家庭出问题，学校可以补救，学校出问题，社会可以补救，就像《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虽然处处碰壁，但他的灵魂最终在教堂中得到了救赎，可见，四点中的任何一点是健康的，年轻人都有可能走出来，但千万不能都出问题，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北京晨报：怎样才能保证不都出问题呢？

　　北村：不论是学校、社会、家庭和阅读，最终都要靠信仰来维系，有信仰生活的社会，对这些因素会有所制约，所以，单从几方面入手不够，还要夯实信仰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中，商人只想赚钱，艺术家只想搞怪，运动员只想金牌，这就太单一、具体了，很容易崩溃。孩子是无法选择的，他们只能根据既有的空间来成长，关键要看成年人付出多少努力。

　　担起自己的职分

　　北京晨报：作为成年人，应该如何去努力？

　　北村：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价值观强大的民族才能真正走向强盛，古罗马靠军事获得了巨大的版图，可仅仅因为缺乏宽容精神，很快便分崩离析，一个小的裂口让一切都化为乌有，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在中国古代，读书人没有受西方理性主义的熏陶，却已经具备了家国情怀、责任感等观念，王国维因传统的肢解与崩坏，甚至不惜自沉。我去婺源的一个小山村，旧石碑上还刻着当年的乡规民约，正是这些，延续着中华文明的血脉。在现代社会中，价值可以多元，但决不能丧失信仰的能力，否则就不是一个有坚守的民族，就不会拥有凝聚力。

　　北京晨报：古代有士大夫阶层、乡绅阶层，今天已经没有了，那么，谁来传承精神价值呢？

　　北村：我们正处于道德转型时期，需要进一步开放，在今天，不是哪个阶层应该承担起的责任，而是大家都要承担，每个阶层都要担起自己的职分。今天网民对“公知”评价不高，觉得“公知”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教化自己，有些高人一等，其实有所误会。《圣经》中有这样的故事，上帝想传话于人类，就让驴开口说人话，其实，“公知”和这头驴的社会价值完全等同，无非是传播真理、真相的工具罢了，谁比谁更高呢？社会如百足之虫，争论哪只脚先迈步，没有什么意义，只要有一只脚在走，那么整个也就走起来了，所以，关键在行动，不要再争了。陈辉/文

　　多读点西方文学

　　北京晨报：要避免被挟制，就需要自我训练、自我提升，可今天年轻人不喜欢阅读经典，更偏重通俗阅读，他们感到很奇怪，国外小说故事性那么差，怎么还是经典呢？

　　北村：人类的思考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支点，如果你不知道一尺是多长，你就不可能知道五六尺是多长，西方的经典小说始终围绕在这个基本的支点展开，即：人为什么而活？我和石头有什么区别？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等等。如果你是一块石头，你就不需要负责，人们也不应该责备你，但人不是石头，你必须回答有关存在的种种问题。

　　至于中国小说，源于勾栏瓦肆，重视讲故事，偏重人物的外在命运。如果抽离了人物与命运，就成了空壳，而西方小说抽离了这两点，它的追问依然存在。

　　从传统上看，儒家重视道德教训，很少追问生命与信仰之类的问题，而道家对此思考更多，这就产生了情感与精神之间的差别。中国文学更偏重情感，比如李白，我们说他豪迈、潇洒，因为他的名篇表现的都是情感问题，不涉及精神问题，而他许多不成名的篇章，倒是触及了精神问题，可读者们又不太关注。

　　关注情感问题，是以人为主体，而关注精神问题，就要以存在为主体。我并不崇洋媚外，但要形成后者的思考方式，应该多看一些西方文学作品，慢慢去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