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说话很快，不经意时，方言冲口而出。

　　如今，阎连科被各种头衔所包裹，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中国当代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等等，其实，仔细翻翻他的小说，几乎每本都离不开农村生活。沿着皮鞋留下的脚印往下深挖，挖出的却是故乡的拖鞋。也许，不忘初心，才是阎连科最真实的符号。

　　与读者合影时，阎连科双臂紧紧地贴在身体上，随意大家摆弄来、摆弄去，僵硬地配合着各种POSE，显得与喧闹并无关联，却又息息相关。 

　　这一期的41度文化论坛特别热闹，《北京晨报》、精典博维公司、凤凰网读书频道、《北京旅游》杂志、大佳网、天涯文学、《中国图书商报》、中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因为，大家心中有共同的好奇。 

　　这是一个文学退潮的时代，小说这种美丽的文体能否存活下去，已经成了一个议题。在今天，坚持去做小说家，多少会显得有些超然，有些寂寥。所以，我们才特别希望听听阎连科怎么说。 

　　阎连科

　　河南嵩县人。1978年应征入伍，在26年的军旅生涯中，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等，其作品曾获军内外奖20余次。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表作有《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

　　写作从“为物质的个人”开始

　　北京晨报：写小说是一件辛苦的事业，您当初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 

　　阎连科：作家为什么而写作，这话可以说得很漂亮，比如为社会写作、为艺术写作等等，但很多人是在撒谎。绝大多数作家刚开始都是“为物质的个人”而写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几乎人人如此，因为写小说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进城，那时除了饥饿，就是革命，想改变命运，一是考大学，二是去当兵，如果都不行，就只剩下文学这条路了，所以大家刚开始时，既不是为心灵写作，也不是为读者写作。从“为物质的个人”，到“为精神的个人”，再到“为写作而写作”，这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北京晨报：您为什么没去考大学？ 

　　阎连科：1977年我参加高考了。我只上过高一，当时正在新疆打工，知道高考的消息，匆匆赶回来，只复习了一两周，考场设在一座破庙里。写作文时，每人发四页500格的稿纸，我第一个用完了，申请再要两张。监考老师看我居然能写这么多，字迹还可以，就当众展示了一下，说我一定能上大学。考完10多天，又到古庙报志愿，我连志愿是什么都不懂。老师说，就是填你想上的大学，如果想去北京，就填北京大学，想去郑州，就填河南大学，连老师都不知道河南大学在开封。当时都觉得北京好，所有学生填的都是北京大学。最后，我们县连一个中专都没考上。

　　差点上了自卫反击战前线

　　北京晨报：后来您参军了？

　　阎连科：是。在部队我各方面都不好，队列走不好，单双杠也做不好，木马都跳不过去，结果射击比赛10发打了100环，团长踢了我屁股一脚，让我换个地方打，结果我又打了99环，就派我参加师级比赛，结果并列第三，打了98环。那时正赶上自卫反击战，在挑战士上前线，那一段我紧张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心里很奇怪，自己什么都不行，为什么偏偏打靶这么好呢？前几年我又打了一次靶，还是90多环。 

　　一天我正出黑板报，营教导员看到了，当时营里有文化的战士很少，他看我连写带画，很快就完成了，就推荐我去河南信阳参加军队文学创作学习班。他暗示我说，你回来时，部队可能已经开拔了，你要想上前线的话可以追，但部队也不是那么好追的，不如就在营地里把猪喂好，把菜种好。为了保留一个写小说的种子，他确实费了心。 

　　在学习班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小说还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回来后，我开始认真写小说了，一口气发了几个短篇，第一次得了8元稿费，我用4元钱给同伴们买了烟和糖。 

　　北京晨报：从农村到军队，当时能适应吗？ 

　　阎连科：非常适应，因为吃得好，能进城，那时在农村受的苦比在部队训练受的苦要多得多。

　　年轻人为名利可以原谅

　　北京晨报：从“为物质的自我”写作，又是如何转化成“为精神的自我”写作呢？ 

　　阎连科：那要看你内心的膨胀，物质解决了，便开始想成名成家。20岁前，我只读过《金光大道》、《烈火金刚》之类，在部队，我当了2年图书保管员，那时图书馆每周六下午和周日才开放，平时可以看书，这时才发现过去读的书并不好，世界上原来还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居然一直没传递给青年人，没有成为他们的精神营养。现在网上，网友说最不喜欢《红楼梦》，最喜欢《潜伏》，在一所著名大学，校园里挂了一个巨大的横幅，上书 “追随尔康，还是选择紫薇，一切由你自己决定”。这话通不通另说，在今天的年轻人眼中，这些就代表了他们的“名著”，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为精神的自我”写作，也就是为了名利，这是每个作家都必须经过的坎，卡夫卡那么伟大，为了拿一个很小的奖项，也找别的老作家商量：你得过那么多次大奖了，这次奖让给我吧。 

　　对于作家来说，这个坎最终要迈过去，我年轻时也很在乎评奖，但今天就很淡然了，名利来到门前，我会把门打开，让它进来，但不会冲出门去抢。

　　讲真话才能“为写作而写作”

　　北京晨报：淡然了，是不是就是“为写作而写作”了？

　　阎连科：是，但依然不高尚，还是在为个人而写作。人们说我代表了底层农民，其实我写作时，从来没想到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小说就是表达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但最终会与读者不期而遇，所以对于写作者来说，一定要讲真话，巴金先生去世前说，并没把一生中100%的真话讲出来，讲真话本是文学的基础，结果却搞成了最高境界之一。

　　北京晨报：好像每个写作者都认为自己是真实的。

　　阎连科：那要看是大真实还是小真实了，小真实可以糊涂，大真实不能糊涂，面对巨大的黑暗，你就无法赞美蜡烛的一片光明。不能写了很多故事，却看不到作家的立场，名为真实的小说，却还不如打开一份报纸的震撼大，这怎么算是真实呢？ 

　　我们为什么支支吾吾 

　　北京晨报：您怎么看韩寒、郭敬明这些新生代的作家？ 

　　阎连科：韩寒的小说写得不如老作家，但他比老作家坦率。我们不敢说话，不敢面对现实，不敢为别人、为自己去争取，一个人又想写好小说，又想赚钱，又想拿奖，又想让读者别骂我，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太多，太知道明哲保身，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敢说真话，但绝不说假话”，这固然坚持了底线，可两方面都不说，就只有沉默呗。

　　北京晨报：感觉老一代人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往往支支吾吾。 

　　阎连科：因为他们与世界拉开了很大距离，看到的信息就那么多，刚开始他们也会怀疑和批判，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年轻人信息资源更丰富，所以会觉得上一代人说话与现实脱钩。一个人并不是你开上好车，住上好房子，你就与现实发生联系了，也不是没工作、没房子，你就与现实发生联系了。写作和世俗应保持密切的联系，不发生联系，你就不知道现实是什么，贴近世俗，你就与95%的人建立了联系，但问题是，今天大多数作家失去了这种联系。

　　不觉得今天文学失落

　　北京晨报：回想上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辉煌，今天的文学似乎有些失落，为什么？ 

　　阎连科：不觉得今天文学失落了，有什么样的现实，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上世纪80年代有一些纯粹的文学，因为当时文化环境相对纯粹。今天出现了一些吊诡的事，但文学能否把握好，这是作家的能力与才华的问题。 

　　北京晨报：今天的社会比过去更多元，但与真正的多元社会相比，依然显得单调，这是不是制约当代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阎连科：今天的现实比过去丰富了，但并没实现真正的复杂，出现了多元中单调的问题，因为大家在灵魂上都太单调了。今天各种文学样式都存在，但批判式写作往往停留在文学口号上，没触及到体制的东西，歌颂式写作则多是表层，并没表现出人精神中极大的爱。 

　　应该说，今天的写作还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没被抹杀掉，也没被填补。对于当代作家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期，因为现实复杂深刻，人性扭曲独一无二，只是你能否写出最复杂的世界和最复杂的人性，能否把内心世界撕开来，呈现给读者。 

　　老作家回潮要看作品

　　北京晨报：这两年来，不少老作家又回归严肃文学的写作，您怎么看？ 

　　阎连科：最重要的不是谁回来了，而是写得怎么样，写得好，就会被读者接受，没写出来，不过是出版数字上增加了几个而已。真正经典的作品，不要担心读者读不懂，而是要考虑自己与经典的距离有多远。 

　　今天许多年轻人喜欢看韩寒，但过了那个阶段，他们也会关注其他的当代作家，所以我总说，不要忽视韩寒为严肃文学培养的读者群，希望地铁上人人读鲁迅，也不太现实。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创作，毕竟今天写作的人数增多了，阅读的人群也增多了，只是大家读的不是我们所希望读的书。

　　当代的写作并不一定伟大，但它属于今天的读者。从历史上看，可能哪一代作家，也无法像凯瑟琳·罗琳那样卖掉这么多本书，今天有电脑游戏，有电视剧，可几乎没有读者能拒绝她，这值得我们思考。

　　中国作家影响在扩大

　　北京晨报：与世界文学相比，今天中国文学差距颇大，应该怎么看这个差距？ 

　　阎连科：今天年轻人的阅读基本是从西方文学开始，但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不再是从西方文学中汲取什么了，而是减少什么。年轻人如何开始不是问题，但从创作来说，最终会走上第三条道路，既不是传统文学的道路，也不是西方文学的道路。 

　　北京晨报：去年以来，“短经典”丛书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来自印度、摩洛哥等国的作家尤其令人震惊，感觉中国当代小说与他们有了不小的差距，可不可以这么看，我们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 

　　阎连科：“短经典”介绍的都是短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短篇创作在下滑，但长篇的影响却在逐步增加，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对我们的关注越来越多，当然，与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关注相比，还不成比例，但从整体上看，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差距并没拉大。短篇小说是受压抑的文体，不太容易市场化，局面显得困难一些，但阿乙、蒋一谈、葛亮等作家的创作还是非常有个性的，他们也被读者们接受了。“短经典”带来了短篇的复兴，让年轻人也喜欢看短篇了，这是一件好事。我甚至想把长篇暂时停下来，去写一些短篇。

　　文学是明天的事业

　　北京晨报：在推动文学进步方面，局外人应怎样去作为？ 

　　阎连科：文学是明天的事业，明天的判断比今天更重要，所以要顺其自然，不要引导，不要过多干预，从古至今，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被谁引导出来的，伟大作品本身就会引导作家。有些东西要放到明天再来看，今天说什么都为时过早。 

　　北京晨报：您刚从香港讲学回来，港台在保留传统文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与世界更接轨，可似乎也没产生出真正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家，这为什么？ 

　　阎连科：港台保存了良好的传统教育，有很好的语言方式，这值得我们学习，至于出没出伟大作家，需要明天再来评价，文学创作是说不准的，不是必然如何，阿尔巴尼亚那么小，也出现了卡达莱这样的大作家。 陈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