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印象最深的还是童年成长。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回望历史，更有岁月的绵长味道，像茶一样越醇越香。

　　黄蓓佳：40岁后，我对回忆铭心刻骨

　　采访手记：

　　　　合上《家人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很想借用黄蓓佳小说结尾的一句话表达阅读的心情：“该找个什么样的安静的地方，来细细地消化这么巨大的喜悦呢？”在她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完成了情感纠葛在物质富饶时代的碰撞。她冷静的笔端，流淌着人生的悲凉与无奈；她的《中国童话》(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那又是一种别样的阅读感受：纯净清澈，恍若泉水潺潺浸润心扉。

　　　　“写作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东西，从生命中抽出来的一根细细的丝，总也抽不尽，甚至不抽也会自动地游出来。如果不将它及时地捺到纸上成为文字，它就要放赖一样地纠缠住我们，裹住我们的手脚，勒住我们的脖子，卡在我们的咽喉处，总之让你不能呼吸不能说话不能行动。”黄蓓佳说。她的生命，正因这写作，因这“折磨”人的“烦恼”，日益丰盈。

　　儿童文学是冰山上的一角，下面要有庞大的冰块撑着，作品才有份量。

　　读书报：《中国童话》是受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影响与启发吗？虽然只有10篇，但这种对本土民间故事的重新发现与重新书写，其意义要远远大于这10篇童话。

　　黄蓓佳：很多有知识的父母崇尚外国的儿童文学，给孩子读外国的童话，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读中国童话少，我觉得这是缺陷，作为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哪里，对本民族的文化传承还是要有所了解。我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非常有价值，我希望把这些故事原汁原味地告诉孩子们。写这本《中国童话》之前，我做了很多案头工作，打捞收集了各个民族口头流传的故事。一篇篇看过来，这些故事中有很多相似和重复的东西，因为是口述文学，文字也简单和粗疏，甚至没有人物形象，没有场景描写。这些故事我们小时候曾经读得津津有味，但是现在孩子的阅读口味比我们那时候高得多，简朴的民间文学吸引不了他们的眼球。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把原始的故事重新分类组合，调动了一切文学手段，编写出故事性更丰富、人物更丰满、文字更华美，同时又是原汁原味的童话作品。 

　　读书报：在具体创作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心态？您希望达到怎样的目标？

　　黄蓓佳：这事看着容易，做起来还是费了功夫，我中间甚至都后悔当初动这个念头。把粗糙的口头传说打造成精致的文学作品，其中要丰富很多细节，我在人物对话、文字描写上下了很大功夫，希望能够体现民族的童话之美，又能在阅读时体现中国文字之美，给孩子双重的享受。我自认为尽到了我的努力。过去我写作品基本都是一稿，这些作品我每稿都磨了几遍。江苏少儿社为弘扬民族文化，跟南京艺术学院的插图系师生们合作，为这本书配上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图画。小孩子对图画有天生的亲近感，图画能帮助小孩子建立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尤其我写的是各个民族的故事，借助插图，能详细地表现不同民族的古老的生活细节，有一种情景再现的意思。

　　读书报：童年的经历对作家的影响很大，从《没有名字的身体》到《所有的》，再到《家人们》，虽然前者私密的东西多一些，人生的感慨多一些，后者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关注更多一些，格局更大一些——您好像不遗余力地发掘着来自故乡的人和事，能谈谈故乡对您的影响吗？

　　黄蓓佳：年轻的时候，眼睛总是往前看，我在40岁之前写故乡的作品非常少，总在写自己生活的大城市，写城市知识分子；40岁以后开始怀旧，对从前的回忆铭心刻骨。我不是有意识地写故乡，而是自然而然，到了年龄目光就往回看了。人的一生，印象最深的还是童年成长。文学作品要有岁月的沉淀，写当代的作品，有时效性和针对性，但是文学品质不一定最好。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才是站得住的。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回望历史，更有岁月的绵长味道，像茶一样越醇越香。写作要有思考的过程，这个思考需要岁月来延展。

　　读书报：作品出版后，您会关注外界的评论吗？手头上正创作什么作品？

　　黄蓓佳：我最大的享受就是坐在家里写作，我的全部快乐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大关心成书后带来什么效果，也不大关心评论如何，得奖与否。我是比较内向也比较矜持的人，不太善于跟外界打交道。当然，如果得奖，如果好评如潮，如果读者厚爱，我会更加开心。

　　我不喜欢重复自己，那不是技术活儿，没有意思。我希望每一部新作品都跟前一部不一样。目前刚写完一部“重口味”的儿童文学《鬼眼男孩》，在题材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思想深度超出儿童文学的范畴，写了失败的人生，写了谋杀和死亡，写了社会边缘地带的边缘生活，这是以往儿童文学尚未涉足过的话题。我想试试儿童文学在关注社会现实方面能往前走多远，读者能接受到什么程度。这一次写作有点风险，但是我准备承受。

　　读书报：如何评价中国的儿童文学？

　　黄蓓佳：我读过的儿童文学不多，没有资格做这个比较。作品与儿童文学作家自身的修养，以及对社会、对人生方方面面的认知度有很大关系。虽然写的是轻浅的儿童文学，写作背后还是要有很大的文化储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只是冰山上的一角，下面有庞大的冰座支撑着，这样的作品才有份量。

　　没有童年时候的阅读，就不会有后来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也许黄蓓佳和周围的同龄人一样安安稳稳当上街道工人，平凡度过一生。

　　读书报：童年的阅读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您的阅读是怎样的情况？最初的文学滋养来自哪里？

　　黄蓓佳：一是来自阅读，虽然那个时候书特别少，得到书的机会少，可读的书也少，但是阅读很有效率。60年代没有儿童文学的概念，因为父母是中学老师，我读小学的时候把中学的教科书通通读了，手上能够找到的书，包括历史、地理甚至卫生知识我都读。那个时候非常渴望阅读，实在找不到书，就从废品摊上找到小纸片反复读，没事的时候上街去看大字报，也不知道批斗谁，看到字心里就很开心。二是来自外婆的影响，小时候我听外婆的童话和地方戏曲长大，受益很多。

　　读书报：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黄蓓佳：高中毕业后去插队，我所去的地方就是本地农场，在长江下游一个江心小岛上当农业工人，很艰苦，但是比起边远的地方来还算幸运。插队的时候我开始写东西，目的非常单纯，就是希望通过编写戏曲歌词、写点材料调到广播站或通讯报道组，把自己从农村拯救出来。

　　读书报：文革后恢复高考，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考上的北大，当时的文学氛围对您的创作是否有很大影响？

　　黄蓓佳：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少年时代在学校里特别抬不起头，我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很自卑。我特别盼望考试，因为考试能得到好成绩，老师和同学会另眼看待，能赢得他们的尊敬。第一年恢复高考，每天在农场劳动，没有复习资料，也没有时间，考什么题目、有多大难度，大家心里完全没底，谈不上有多少准备。我当时特别想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个时候很讲究政治审查，报新闻系，对政治上考察很严，报北大中文系，我又缺乏自信，因此填的最高志愿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恢复高考第一年招生，北京大学有优先选择权，录取了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好的学生，所以我们班好几个没报中文系的同学也都被录取到北大中文系了，我是其中之一。我的高考作文《苦战》后来发表在好几家报刊上，其中的《山西青年》杂志给我寄来了我生平第一笔稿费。之前在文革中发表小说散文，是没有稿费可拿的。稿费七块钱，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一个漂亮的文具盒。

　　读书报：听说您当时在北大读书，《少年文艺》的编辑不断地约稿，成为您写作的动力。那时候编辑和作者接触，甚至介入创作，和现在大不一样吧？

　　黄蓓佳：从前编辑修改作品，改得密密麻麻，甚至重新写一遍。当然未必都是好事，但是说明那时的编辑有奉献精神，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无偿地为作者做嫁衣，现在也有一些编辑像朋友、像亲人，只是在这方面不如以前，至多是改改错别字。

　　那时的人和人之间相处也非常纯朴，江苏《少年文艺》的一个老编辑顾宪谟，非常喜欢我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大概每个星期都给我写信鼓励我，从生活到写作上处处都非常关心我。他在南京工作，我在北京读书，我老家在小县城，每年寒假回家，我要在南京转车，车票不好买，他还会帮我买票，买不到就帮我找招待所住一晚。1980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拿到800多元的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他还写信交待我，不要乱花，告诉我要存着，结婚生孩子用得上。像父亲一样。我那时非常感动。

　　很难用成人文学或儿童文学作家来界定黄蓓佳，也许这样的概括本身就不够科学。

　　读书报：写作四十年，回过头来看，您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黄蓓佳：去北大之前是懵懂的阶段，有点稀里糊涂，包括创作上的准备完全不够，不懂得写作，完全模仿，当时还模仿过浩然。他是用北方语言创作，我是南方人，写小说居然也跟着他用“俺”。父亲看到我写这个字觉得很奇怪，还笑话过我。那种情况下居然也发了七八篇小说，在省里小有名气。可能我文字的青涩也有让人动心的地方吧。

　　1978年初进入北京大学，改革开放同时开始，新时代来临。在北大，我大量接触到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对过去的创作有了彻底反思和否定，但是却不知道新文学道路怎么走，很徬徨。也多次下河试水，但老是走不通。这时候开始转向儿童文学，一下子找到了感觉。那时候全国性刊物很少，读者数量又极大，作品发表后传播量很广泛，编辑欣赏，读者也喜欢，所以我现在有大量读者是四十多岁的人，他们碰到我总是说，小时候是读我的作品长大的。于是我一半时间写儿童文学，一半时间写成人文学。我一开始起步写的就是成人文学，我最喜欢的还是写成人文学，总觉得写儿童文学不足以表达人生的感慨，毕竟是给孩子看的，受很多局限。

　　读书报：您的成人文学，关注知识分子比较多。后来又如何转向儿童文学？

　　黄蓓佳：从80年代回到成人文学，写了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惆怅、迷惘、失意，现在想起来，很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是青春期的反映。但是那些作品得到了很多同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呼应，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喜欢我的小说，因为作品和他们的思想同步，比较浪漫、华美、小资。但是也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太自我，太狭窄，在空中飘着。直到80年代末，我的整个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作品一下子从飘渺浪漫的风格变得比较现实，有一些悲凉。在90年代初，我所有的中篇、短篇都是死亡的结局。我自己的生活，家庭生活和事业都比较顺利，为什么作品中屡屡出现死亡结局？是社会观、人生观不自觉的反映。

　　1996年的时候，女儿小升初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有半年时间，我陪伴孩子应付考试，对教育状况和孩子成长的环境有很多感慨，也经常和同事聊孩子，他们都知道我写过儿童文学，怂恿我不如再写一部。我很快写了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也是无心插柳，只是想写写自己的感觉，没想到《我要做好孩子》一下子走红，不光在当年就得了很多大奖，家长、小孩、老师也都喜欢这部作品，15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仍然被各地列为学校阅读课的必读书目，发行数量早已超过百万。作家写作需要读者的呼应，如果没有呼应，也许我写完这一本，又回到成人文学的领域去了。可是就因为读者喜欢，加上出版社接二连三地约稿，重新勾起了我的儿童文学瘾，此后这些年的创作态势，基本是成人长篇和儿童长篇交叉着写。   

　　读书报：在儿童文学或成人文学创作中间，您的心态有怎样的变化？在两种心态中，您自己获得了什么？

　　黄蓓佳：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儿童文学是简单和纯粹的，写作时好像自己重新变回了孩子，回到孩子们中，能嗅到孩子身上的汗味，感觉非常美妙；写成人文学则是痛快淋漓，完全释放自己，无所顾忌地表达。儿童文学是写给孩子看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考虑孩子的接受程度，我能给他们什么，都要思考，写起来不比成人文学轻巧或简单。很多人认为儿童文学很小儿科，实际上很多方面花的心思更大，因为真正让孩子喜欢不容易，他们有自己的阅读口味和审美情趣。

　　读书报：儿童文学的创作尤其需要不断从孩子们中间获取新的信息，和孩子保持密切联系是创作的必需吧？ 

　　黄蓓佳：《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都和孩子关系密切，我从女儿身上观察到很多。后来我的作品回到我的童年，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过去和现在，虽然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但是我们的所想、所爱和所恨基本都一样，因为人类的灵魂没有太大改变。而且我觉得，我写自己童年的作品他们更有兴趣探究，他们也想知道父辈的童年。

　　读书报：那么您认为什么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黄蓓佳：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大人和孩子都应该读得津津有味。如果一本书只是小孩子喜欢，大人读不下去，我不认为是优秀的，它可能过于轻浅喧闹，而缺失了文字背后的有力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