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1958年12月18日生于北京，4岁移居上海。1972年上中学时开始写作。1982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女中学生三部曲》等小说。1992年开始以上海往事为题材进行非虚构写作，著有《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公家花园》《外滩影像与传奇》《成为和平饭店》等作品，被称为最具“上海味”的作家。

　　印象：精致却不奢侈的上海女人

　　8月底刚刚举办的上海书展，陈丹燕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她与孙颙以上海这座城市为主题，对谈“外滩印象与漂移者”，提前一天拉开了书展的序幕。在之后为期一周的书展过程中，陈丹燕几乎每天忙于出席各种讲座、对谈、签售活动，她的新书《成为和平饭店》也跻身于本届书展十大最具影响力新书之列。采访她的档期因此一拖再拖，但这正好让我有理由听完了她所有关于上海的讲座，也得以近距离感知这位作家行为举止的习惯、说话的腔调甚至走路的姿态。

　　喜欢陈丹燕的作品，是因为城市与城市记忆写作一直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一直认为，研究城市，研究城市的生活史，陈丹燕是必读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她创造了一种关于城市记忆写作的独特方式。她从1992年开始写第一部与上海历史有关的作品《上海的风花雪月》，到今年刚刚出版的这本《成为和平饭店》，整整20年，她用6本书、近200万字的篇幅描摹上海的街道、公园、建筑和人。她像历史学家一样做研究、查档案，像记者一样踏踏实实地做采访，追求真实的完整性，然后用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敏感的文笔写作——她所爱的城市，就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

　　她说：1992年我第一次去欧洲，在斯特拉斯堡看他们的房子怎么跟上海这么像？三层楼的洋房，梧桐树，小孩子也玩跳房子，跟我小时候玩得一模一样。回到上海，我慢慢找到答案。《上海的风花雪月》最早的四篇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他们说你可以接着写，然后就接着写了。这一写就写了20年。在她笔下，她走进的每一幢建筑，走过的每一条街道，都变得有了生气，有了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人间烟火。

　　在这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中，陈丹燕也有过彷徨。20世纪末，突然有很多人都在写上海，研究上海变成一门显学。她被贴上“商业化写作”、“功能性写作”的标签，成了“怀旧”、“老上海”、“小资”的代言人。她质疑自己：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为这样复杂的城市工作？但她知道自己不喜欢商业化写作，觉得委屈。这种误读给了她足够的警惕，最终让她找到了一种完美的、区别于其他人的方式——非虚构写作。

　　陈丹燕4岁时随父母从北方来到上海，父亲是广西人，母亲是东北人，属于1949年以后的上海新移民，家族里也无上海亲戚。但几十年的上海生活，已经把她“打磨”成道地的、精致的上海女人。通过关于上海的写作，那些红颜往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又使她的身上带上了特殊的气质。这一点，从她在书展期间几次参加不同活动的打扮和佩戴的首饰都可以看出来——她经常换不同的项链坠，有一次是一朵绢花，有一次是那种大大的贝壳，它们有一种特殊的精致，但又不奢侈，没有物质化的痕迹。

　　面对这样一位精细的女性，话题也自然延伸到上海女人的性格上。她笑着回答，在她看来，她们比较精细，比较精明，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能要什么。“有一次我在香港书展演讲，有个香港女人提了一个问题，说，你写的上海女人都很自尊，也很坚强，和她感受到的不一样。她说，在香港，丈夫去上海做生意的太太们都怕上海女人与她们抢丈夫，她们不是上海女人的对手。我在上海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所以我知道她的害怕是真实的，但还有另一种上海女人，她们温柔坚强，有不为逆境所动的自尊与智慧。这是我喜欢的上海女人。我在上海生活，希望学到她们在大风浪中的自尊与智慧。”

　　陈丹燕喜欢行走。写作的间隙，南美到北极，东京到纽约，她到过世界的许多角落。在写完《成为和平饭店》之后，她向上海告别，去了斯里兰卡，回上海没多久，又动身去乌兹别克斯坦。

　　谈到写作的习惯，陈丹燕说她常常在厨房桌子上用笔记本写作，因为“要看着正在开锅的汤”。她很怕把写作这件事弄得太隆重了，让自己有负担。她也常常在咖啡馆里写作，“因为一本书写作时间很长，有时实在因为家里太安静，我需要一些刺激。”所以，如果你正好去上海，正好喝一杯咖啡，也许你就正好能看到这样一位女性——她目光淡定，举止优雅，你可以走过去跟她说一说上海的往事，说一说你所理解的上海，她会很耐心地听完。她就是陈丹燕。

　　用虚构的方式尽可能地接近真相

　　记者：我们从这本新书《成为和平饭店》开始谈起，您之前在《外滩影像与传奇》中也写到过和平饭店，外滩那么多建筑，为什么要单独把和平饭店拿出来，专门写一本书？

　　陈丹燕：“和平饭店”原来是我的《外滩影像与传奇》的一个章节，写完后我发现怎么这么长，比例不对，所以就结束了，但我很难过。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不能不说了，干脆把它变成一本书。但是我没想到变成一本书那么困难，原本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事情可以讲的。但后来遇到叙述上的问题，不能够按照原先简单的方式感性的叙述，必须有结构，要像搭房子一样。后来越来越难，从动笔写到出版，整整拖了8年，比其他几本书花的时间都要长。

　　记者：为什么这么久，这个过程都做了些什么？

　　陈丹燕：一是因为我比较笨吧，这个是一定的。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写上海的这6本书就像一个小山，爬山的时候刚开始爬很容易，到后来容易的地方都爬过了，要爬最难的部分，就要花很多时间。我不是那种特别精明的作家，《成为和平饭店》8年写了三稿，第一稿像历史学者的论文，偏重史实。但我是作家，我是在写一个文学作品，我想这是不对的。第二稿我没有很好处理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融合得不那么完美，有很多缝隙。我给了《收获》的编辑，编辑看完后说，我觉得应该怎样、怎样修改，说出来之后我觉得整个要重新写，我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修改，就放了两年多。这期间经历了和平饭店关门大修、开门，饭店的人跟我开玩笑说，两任总经理任期都到了，你一本小说还没写出来。

　　记者：《成为和平饭店》是一部非虚构小说，在您这6本写上海的作品中，也是文学性最强的一部。为什么要采用非虚构的方式呢？

　　陈丹燕：从客观上来讲，日本人占领上海，沙逊银行变成日本海军司令部，华懋饭店虽然还在营业，但沙逊1940年离开上海后带走了很多东西，资料就丢失了，客人名单全部都没有。我查遍上海档案馆也没有。能见到最老的东西是上世纪50年代和平饭店的资料。我听到的很多故事真的都是道听途说，这么多人的记忆过了这么多年，就算我做口述历史，也不是完全的史实。所以我一定要用个非虚构的形式，用这种方式去接近真相。

　　记者：但小说应该是虚构的，这两个形式怎么结合起来呢？

　　陈丹燕：我觉得虚构真的是手艺，但我那一部分手艺其实一直不好。对绝大多数写作的人来讲，虚构的能力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就会出现很多乱编。我这个人可能更适合非虚构体，而且我也喜欢这种工作方式。做很多研究，跟很多人谈话，在这里面寻找那些你要的东西。不够的话再去找，这让我觉得是在正正经经做一件事情。这个小说本身是虚构的，真实与虚构之间奇异的连接。原型的故事是非常戏剧化的，他是一个参加过对越反击战的军人，复员后到和平饭店工作，后来去了北京的昆仑饭店。他的女儿去加拿大留学，毕业后正好供职于和平饭店的管理公司，又被派回上海。我当时犹豫，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故事写在书里。如果用他们的照片，我们说有图有真相，但我认为会给他们带来困扰。如果没有图片的话，大家就会说你是个非常拙劣的小说家，因为这完全就是非常拙劣的小说桥段才会有的情节，但它却是真实的。

　　没有灵感的时候就去和平饭店

　　记者：您说过《成为和平饭店》是您最后一部写上海的书，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会到此为止？

　　陈丹燕：我从1992年开始写《上海的风花雪月》，写我在小时候长大的地方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那时候上海好像要变了，大家怀念从前的时光，也想要回到那个商业时代，这种落差对我来讲是有诗意的。我30岁到50岁是给上海的，对一个作家来讲这是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写完《成为和平饭店》后，我只高兴了10分钟，谢天谢地终于结束了，但之后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落，就像你爱上一个人，这个人跟你在一起8年，最后你发现这个人不是你的，他回家去了，你什么都没了。就像鲁迅写“拖着一杆枪茫然四顾”，我就是这样的感受。

　　记者：这个比喻很好，这种写作就像恋人关系。第一次去和平饭店是什么时候？

　　陈丹燕：其实上海人很少有机会进和平饭店，它很贵，并不欢迎本地人。它未必是要进去消费的，但会作为一个城市的象征存在。我第一次去和平饭店是为了听老年爵士乐团，他们刚刚出名，我慕名去看，大概是1992年。那个舞厅，对我来讲就像走进了一个耗子洞，特别黑，酒精的味道非常奇怪，脸是看得见的，但脸以外的身体是看不见的，我就觉得爱丽丝掉进耗子洞就是这样的。特别奇异。

　　记者：听说您的这本书中的很多文字就是在和平饭店里写完的？

　　陈丹燕：写《成为和平饭店》的那段日子，我常常一个人去和平饭店，一个人沿着楼梯走到10楼，整个一层楼都没有人，但有一个大高背椅子，是过去英国人留下的，头可以靠上去那种。我想起有一次一个员工告诉我，他说他的父母就是和平饭店的员工，他小时候常来，最害怕的就是这把楼梯之间的椅子，他老觉得椅子后面坐着一个人。我被他讲得很好奇，就坐过去试试看。这个情节也被写在书里，我坐在那里写笔记，感到后面有人过来，就想回过头去看一下。我发现是一个小伙子，他拿着一个大炮筒相机，他看见我之后一声惨叫，拿照相机的手直哆嗦。我也被他吓得不轻，我也大叫，两人对着大叫。和平饭店有一个“场”，你进了那个场就进了那个故事，你不知道它的人物情节是什么，但你可以感受到故事在发生，有什么东西围绕着你，这是非常适合创作的。还有顶楼的沙逊私寓，那种沉郁的光线带来的神秘感，在没有改造之前，连服务生都不敢单独在里面呆着。里面的古老，华丽，宁静，充满了故事性。每次在那里，我都很想坐下来写作。所以当我没有灵感的时候去和平饭店。

　　城市变幻模样，但我还是爱它

　　记者：现在关于城市记忆的写作者和实践者越来越多，天津也有很多写城市历史的人，也有保护历史建筑的志愿者。您创造了此类写作的模式，您对这些业余作者关于城市口述记忆以及虚构历史中的真实性等方面的写作有什么建议吗？

　　陈丹燕：我很高兴听到你说天津也有这样为自己城市的历史工作的作家。在我看来天津的传奇性比上海还要复杂多元，要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作家自己都不珍惜自己与众不同的历史，实在太可惜了。的确，在我自己的摸索中，我觉得非虚构小说是这类写城市记忆的文学作品比较好的表现形式。这类作品的写作，说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上帝使故事发生，作家来描述这些已经发生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好好表述，尽量接近完整的真相是作家的本分。

　　记者：您觉得此类城市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陈丹燕：我不是上海人，小时候跟随父母南下来到上海。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亲戚，所以我们这些小孩没有地方去，就有种我们并不真正属于这座城市的感觉。从1992年开始，上海的城市大规模拆迁，政府期望能通过保护整片的成熟社区的生活环境，来保留在大规模城市改造过程中会消失的城市旧有生活方式，用这样的方法来保留上海的城市记忆。这不光是为了怀旧，也是为了安顿新人。一座城市的成长，其实与一个人的成长相同。保护自己居住的城市，就是保护自己不会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因而也没有未来的人。

　　记者：您如何看待城市化进程中，新与旧二者之间的矛盾，我想这也是中国很多城市在变革期都遇到的问题。

　　陈丹燕：比方说，大家都讨厌陆家嘴，说全是高楼，很丑。但也有人跟我讲，你在黄浦江当中弄条船一路看过来，你就会明白，如果没有外滩就没有陆家嘴。陆家嘴就是外滩的儿子，外滩怎么造起来，陆家嘴就是用怎样的基因造起来的，他们那种内在的商业城市的生命力，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他说得对。但也有让我愤怒的事情，2005年外滩把友谊商店拆掉，它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筑的所有特点，造型笨拙生硬，他们认为友谊商店破坏了外滩的构图，但在上世纪70年代，上海最禁锢的时代，整个城市唯一与外部世界相连的就是友谊商店，有非常独特的文化价值，虽然它现在是丑的，但它将来会好看的。红色历史也是历史，凭什么就消失了呢。

　　记者：人对留下自己生活记忆的地方都会有感情，就像对自己的家人的感情一样。

　　陈丹燕：我再举个例子，我写《公家花园》那本书的时候，我把裘小龙拖到公园去。他当年在那个公园学的英文，现在在美国，是用英文写作非常成功的作家。我想让他看看过去的公园已经荡然无存了，我问他，你怎么想这件事情？他说，它就像我的老婆一样，我在她非常漂亮的时候爱上了她，现在她生病了，不漂亮了，我总不能不爱她了，我还是爱她的。他接受这种变化。有时候我也自省，凭什么那个灯就要在那里不要动，这个东西就要在这里不要动？我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应该接受它的变化。但是如果这个变化是要砍掉你的一只手，你肯定是不愿意的，你会跳起来反抗，所有的上海人都会这样的。上海的报纸上经常有读者来信，说这个房子不能拆，然后就吵起来，最后就不拆了。

　　文学的传承会留住精神家园

　　记者：那些住过的地方给您怎样的记忆？您对上海最有感情的一个地标在哪儿？

　　陈丹燕：我与父母来到上海生活后，就一直住在原地。我家在一个历史风貌保护区里，那是淮海中路附近的一条安静的小街道，很侥幸地躲过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老城区大肆拆迁。所以它们如今还保持着我从小到大的那种街景，气氛、房屋、甚至街坊邻居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回家看望父母时，也会看到我幼儿园时代的小朋友的父母。因为这样，我的童年朋友大多即使在世界各地，都还能保持联系，我幼儿园的朋友，曾是我孩子在美国读大学时候的监护人，他是现在已经非常著名的美国书法家白谦慎。那几条街，也是我们大家的精神家园。

　　记者：您写的这些上海故事有没有文学上的传承？

　　陈丹燕：我能想到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木心，他写过一篇《上海赋》，这个作品给我很大的帮助；还有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她写上海的非虚构作品有一种自己的气质，非常细致的描写，是写实的，又有文学性；还有一个曹聚仁，其中有一本《上海春秋》，他写的采访记也不像普通记者那样，而是有很多细节，也有很强的个人立场，是感性的。

　　记者：我关注您的微博，觉得您的微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腔调，但很多作家都是不写微博的。

　　陈丹燕：我很喜欢写微博，我觉得140个字非常有趣。也许是因为我一直在写书，给杂志写文章，笔越写越滑，1000多字一下子就出来了。但微博的140个字非常有意思，强迫你用非常简短的话讲清楚，还要有气氛，有点像日本的俳句。我就想，或许我要写一点140个字的东西，让笔学会精炼表达。

　　记者：您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陈丹燕：我还不知道。我很想写点什么纪念父亲，但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心中再经历一遍失去父亲的痛苦。但有时又觉得也许写了什么，放在心中的那些痛苦就能得到缓解和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