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接受采访

　　昨日，应中国移动手机悦读会名家面对面的邀请，严歌苓来到长春东北师大，举行《我思故我在——我的写作生涯》研讨会，研讨会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严歌苓把写作看作是生活，她并不羡慕同学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她认为写出精彩的作品本身就是奖项。至于编剧身份，严歌苓显然已经非常厌倦，她编剧的《危险关系》最后只用了剧本中的两句台词，这让严歌苓无法理解，她说自己以后尽量不会做编剧了。

　　成长

　　“祖上的写作基因在我身上复活了”

　　记者：你是怎么成为作家的呢？

　　严歌苓：我小时候是舞蹈演员，很想把这个做终身职业的，甚至12岁的时候去考了军队的文工团。机缘巧合把。那时候跳舞也当不上主角，正好缺记者，我就去当了特约记者。很多资料说我做过战地记者，但实际上我没有上过前线，只是去采访伤员。那次采访给我触动很大，留在记忆里的都是真真正正的血腥味，直到现在我写血都是非常有谱的。从那次之后，我常常在军报上写一些小东西。

　　记者：于是就对写作有兴趣了？

　　严歌苓：祖上的写作基因在我身上复活了。最初写作的时候没有那么认真，但渐渐发现我还蛮有思想的，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只能通过写作写出来。又过了两三年，我开始写大型作品了，从此走上了写作的路。

　　记者：你写作的路上谁给的影响最大呢？

　　严歌苓：应该是我父亲，他给我很大的阅读空间，中外名著、唐诗、宋词……我随意看。现在来看，当时读的诗词给了我一种写作的韵律，而中西小说教会我人道主义的关怀，都用在了我今天的写作中了。

　　记者：如果让你为自己的写作生涯写关键词，是什么呢？

　　严歌苓：好奇，一个作家必备的就是对所有的事情都好奇；同情、共感，作家必须有对痛苦和快乐都感同身受的能力，你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心；此外就是阅历、想象和虚构。

　　作品

　　“写自己经历的生活是最好的”

　　记者：你作品的灵感来自什么呢？

　　严歌苓：来自生活。我发现在写自己经历的生活是最好的，而我不了解的生活是完全不敢写的。比如我先生是美国人，我们结婚已经20多年了，但我只能描绘一个美国人的行为动作，写不了他们的内心感受，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思考的。

　　记者：你的每一部作品都要生活体验？

　　严歌苓：是的。比如我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就去农村住了两次，虽然时间不长，但能让我了解农村女人的行为习惯和思考模式。我写《小姨多鹤》之前，也去日本住了一段时间，这是一种习惯。

　　记者：那为什么你只喜欢女性视角，是因为是女作家的缘故吗？

　　严歌苓：不是，实际上比起女人，我反而觉得我更了解男人，因为女性天生就对男人比较好奇，实际上我的新作品《陆犯焉识》就是男性视角。但我的作品里仍然是女性视角比较多，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我本身对女性比较有兴趣，而且女人比较愿意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从她们的经历中比较容易有灵感；第二是女性的故事写出来比较好看。实际上一个作家是不会拘泥于性别的，很多男作家写女性视角也写得很好，比如托尔斯泰，比如曹雪芹，反之亦然。

　　记者：你会写自传吗？

　　严歌苓：不会，我没有那么自恋和诚实，如果我写自传一定会美化自己，尤其当记忆出了问题就得靠编了。实际上我只喜欢有距离的故事，但这种距离又不能太远，比如历史题材。我暂时都不会挑战历史题材，因为自己没有新的观点，而且还有二月河这样的人在，我觉得自己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记者：你作品里的女人自己最满意哪个？

　　严歌苓：其实蛮难挑的……有三位吧，《扶桑》中的扶桑、《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前两位都非常自由，虽然她们出身低微，但却不为情感所困扰，身上有天生的深明大义的东西。田苏菲则是一开始就因为爱而失去了自由，但得到了比所有人都更纯粹的爱的境界，她爱的过程就像一场朝圣。

　　记者：那你的爱情观呢？

　　严歌苓：爱情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一个人不为爱而生，爱渗透我们的生活。每个年纪都有自己对爱的理解，年轻人的爱是性化学，相信感觉，而到了我这种年纪，爱情很像亲情，只要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就非常幸福。

　　编剧

　　“影视剧编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记者：你曾说过自己不想做编剧了？

　　严歌苓：做编剧太累了，尤其是电视剧编剧，这完全是一种意义不大的消耗，我现在正处在盛年，应该多写作。而且我又不缺钱，没必要去做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事情。对我来说，写小说才能获得极致的满足。

　　记者：所以不再做了？

　　严歌苓：唉……刚才我还接到了一个影视工作者的电话，请我做编剧，中国人就是这样，经常有一种盛情难却的感觉，所以我搬到柏林生活，也是一种逃避吧。

　　记者：做编剧没有满足感吗？

　　严歌苓：做编剧本身其实并不会让我这么为难，我纠结的是最后的版本。《金陵十三钗》的时候还好，因为刘恒先生已经写好了一个框架，然后我才参与进来继续写，还没有那么纠结的感觉。但是《危险关系》这部电影，在看片的时候虽然我很感动，但整部电影里只有两句话是我写的……那他们花那么多钱找我干嘛？

　　记者：《危险关系》这部电影和剧本完全不同吗？

　　严歌苓：我在这部电影的剧本里写了很多幽默的台词，但是最后到了电影里就变成了文艺腔十足的电视剧风，这种现象我无法理解，完全是一种互相抵消。

　　记者：这种现象在好莱坞是不是好一些？

　　严歌苓：没有，一样的，影视剧编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不是你编剧要什么，而是导演要什么……能控制最终版本的只有小说，只有小说会尊重你的劳动。

　　记者：那你还会出售小说版权吗？

　　严歌苓：出书就要四处宣传，要和很多不认识的人讲话，又累又尴尬，但是那些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书我根本就不用干这些事了，就冲着这点，我还是愿意把小说版权卖给影视公司的(笑)。

　　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能拿这个奖我一点儿也不吃惊”

　　记者：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是你的同学？

　　严歌苓：我们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不过时间不太长，我很快就去美国了。实际上他写作很成熟的时候我才刚开始写小说。

　　记者：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严歌苓：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情的人，我对他非常敬佩，莫言能拿这个奖我一点儿也不吃惊，只为他感到自豪。

　　记者：你觉得这个奖的意义是什么？

　　严歌苓：西方人终于能够关注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懂得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才是最大的胜利。

　　记者：你梦想过有朝一日也亲近下诺奖吗？

　　严歌苓：我对这个奖完全不在意，写作对我来说是必然的生活方式，它让我过得很舒服。我写作的习惯这样的：今天我写累了就丢下去做别的事，明天再回来看我今天写的东西，会发现自己怎么写得那么精彩啊，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就是拿大奖。别人的肯定不是很重要的，在自己写的小说中发现自己的创造力才重要。

　　记者：别人的肯定不让你喜悦吗？

　　严歌苓：就像现在的莫言一样，比起喜悦，其实更多的是困惑。我在三十四五岁的时候曾经得过华人区小说的最大奖项——百万长篇小说奖。得将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写了，好像所有的花活都被人看破了，完全无法突破自己，再加上关注度变得很高，痛苦得要命，差点儿得抑郁症，还不如不得奖。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莫言说他接下来还有4部小说，这个心态比我健康，我非常期待。

　　记者：如果要你推荐莫言的作品，你推荐什么呢？

　　严歌苓：莫言的文字都非常好看，他的《蛙》我刚刚看过，大家可以找找看。另外我还很推荐王安忆的《天香》和张翎的《唐山大地震(余震)》，都是我刚刚看过的自己比较喜欢的书。

　　网络文学

　　“我认为自己是比较能够接受新事物的人”

　　记者：你看网络文学吗？

　　严歌苓：我知道很多年轻人都在看比较粗浅的网络文学，其实不是什么坏事，看这些能让他们培养阅读的兴趣，渐渐他们就不满足了，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最终会去挑战严肃文学。

　　记者：你自己看吗？

　　严歌苓：了解得不多。网络文学还好，我比较难以接受一些网络的语言，比如中学生互相发的短信之类的，他们使用的已经不再说文字，而是一种符号，这个我不太喜欢。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传统作家，还是能接受新事物的人呢？

　　严歌苓：我应该是最早使用电子书的那部分人。好多年前了，我看见陈冲拿着一本电子书，她说是她老公给她买的，我回家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了一个(笑)。我现在也常常用电子书阅读，搬家的时候轻巧，而且晚上不开灯就可以看书，特别方便。我也不排斥我的书变成可以用数码产品阅读的电子书籍，所以我认为自己是比较能够接受新事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