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身在新疆、正经历个人政治低谷的王蒙在妻子的鼓励下开始创作描写新疆生活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1978年，小说基本完成。此后，由于政治形势的突变，这部长达70万字的小说被迫尘封。

　　2012年，40年前的手稿被重新发现，重读旧作，王蒙感慨万千。2013年4月，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40年后的王蒙如何评价自己写作盛年时的作品？在今昔对比中，年近耄耋的王蒙又有怎样的人生感悟？让我们听老王慢慢道来——

　　四十年时空穿越

　　记  者：《这边风景》的出版过程非常坎坷，40年前的旧作到今天才最终得以面世。这在客观上就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40年之间，时代变了，人心变了， 人们的阅读经验、阅读方式、阅读期待，甚至是话语方式都在改变。40年之后的您重新读自己年轻时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王  蒙：4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人的一生有两个40年就了不得了。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整个社会，40年前都是高度政治化的，任何一本书出来，首先要看它政治 上的标志和政治上的态度，《这边风景》正是陷入了这样的尴尬之中。我是在“文革”当中写这本书的，虽然它本身并没有写到“文革”，但是它的话语必然受到 “文革”的标签、命题、说话习惯等的影响。书写完了，“文革”也已经结束，当时书中那些原来摩拳擦掌地想跟上的东西反而令人感到不安，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本 书已经没救了，就差一把火把它烧了。可是，现在读起来，我看到更多的是这里边的生活和人，这里边的各种细节，各种人的性格和历史的风雨，才是真正的文学内 容，这跟过去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其次，那时候我对新疆，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生活了解得非常细致，如今我已经离开新疆30多年了，所以当我看到书中对少数民族的描写，还是觉得有一 种新鲜感。有些细节我自己都忘了，反而要找人再去问。比如，我在书中提到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坎其阿洪，“坎其”表示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我现在看的时候完全 不能确信有没有这种说法，于是就找人问，别人告诉我确实是这样的。可以说这既是一个记忆，也显示出了遗忘和沧桑。

　　另外，《这边风景》在写作手法上跟我后来的作品有极大不同。这本书我是用比较老实的现实主义写法写的，对生活的观察很细致，这跟年龄有很大的关 系。三十八九岁应该算是一个人写作的盛年。我记得我在当《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发表过一篇莫言的小说《爆炸》，我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就感慨，以前自己从来不 认为自己老，但是看了《爆炸》就觉得自己老了，莫言小说中的那种感觉我已经写不了了。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边风景》，我又觉得那个时候自己还没有老。

　　还有一种感觉，就像是穿过时光隧道又回到了当时那个时代。那时候的生活方式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看了非常感慨。我在书的后记中也提到，林斤澜 曾经有一个打趣。他说，好比我们这些人到饭馆里吃鱼，鱼头给你做出来了，鱼尾也做出来了。中段呢？饭馆人说，我们这儿鱼没中段。鱼怎么可能没中段呢？然后 他叹息说，可惜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中段了。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候写了一些东西，后来政治运动越搞越紧，这些作品就无奈消失了。可以说，《这边风景》就是我的 “中段”。

　　记  者：您在“小说人语”中多次提到，自己在重读旧作时“热泪盈眶”，是什么让您热泪盈眶？

　　王  蒙：《这边风景》中最使我感到激动的就是对爱弥拉克孜的描写。她是个残疾人，她爸爸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老农，生活处境相当艰难。因为她缺一只手，给她说媒 的，不是找个瞎子，就是找个哑巴，但实际上，她的心气特别高，所以她非常坚定地说自己这一辈子都不结婚了。在这种情况下，她收到了一封求爱信，她当即的反 应是大哭。这充分说明了她在爱情生活上的不幸，她早已经剥夺了自己爱的权利、婚姻的权利，因为她没法低头，没法委身于一个人。我看到这段觉得特别感动。

　　另外还有，爱弥拉克孜去还泰外库手电筒的时候对泰外库说，您这屋里这么大的烟，您不该放这么多柴火，泰外库一下就震动了，觉得整个屋子都是爱弥 拉克孜的身影。这些地方我现在说起来都特别有感情，每次看到都有体会。这其中包括一种对少数民族的内心深处的爱，也有对他们女性的一种尊重，因为，这恰恰 不是一个男女平权的地区，这里歧视妇女的事情太多了。

　　记  者：《这边风景》写的是一个政治荒谬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生存逻辑其实并非是正常的逻辑。这便涉及到一个悖论：如果完全遵循那个时代的真实，则必然有损小说 本身的逻辑性和艺术性；如果按照小说创作的逻辑来布局，则会与当时的真实情况有一定出入。比如，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命运突转均来自毛主席的一纸公文，也就是 “二十三条”的出现，在正常的小说逻辑中，这显然是一个刻意为之的偶然事件，但在现实中，这又是事实。您是否考虑过这一问题？

　　王  蒙：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我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时候开始写这部作品，当时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勇气来挑战“文革”，我并不是把它作为一部反叛、“点 火”的书来写的。在这个左了又左、荒谬得不能再荒谬的时代中，我抓住了一个机遇，就是毛主席用“二十三条”来批评此前在社教运动中的“形‘左’实右”。我 于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合法地批评极左、控诉极左的机会。这已经算是挖空心思了，否则我只能歌颂极左，那既是生活的逻辑不允许的，也是我的真情实感不允许的。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问他，您三起三落的秘密是什么？您是如何经历过三次极大的打击后又恢复过来，继 续做党的领导人？我当时想，邓小平会怎么回答呢？他不可能给意大利记者讲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讲共产党员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邓小平最后就回答了两 个字，“忍耐”。伟大如邓小平，遇到这种时候也没有别的辙，只能是忍耐。所以我在《这边风景》中用汉文和维语不停地说着忍耐——契达，一个堂堂男子汉，必 须咬得住牙，忍耐得了。

　　另外，我在小说中还是歌颂了毛泽东，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人民公社虽然最后解散了，但是确实表达了毛泽东为新中国找一条路的愿望。所以，小 说中有一些对“二十三条”或者对毛泽东的歌颂，并不完全是我的伪装或姿态。更多的是表达了我们这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碰又撞，艰难前进，把自己都绕进 去了的特殊心态。你现在看这书也还能看得出来，就是这些干部也很辛苦，老百姓也很辛苦。帽子扣得特别大，但是他就是发展不了生产，就是冤枉了很多好人，甚 至使很多坏人有可乘之机，所以这就看你怎么读这本书了。

　　记  者：《这边风景》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每一章后面的“小说人语”，像您刚才说的，有一种穿越时空隧道，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穿梭的感觉。“小说人语”的出现使 作者还兼具读者和评论者的角色，我们依次看到了作者的创作、作者的感慨和作者的评点。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完成这部作品？是否担心因此影响读者阅读的流 畅性？

　　王  蒙：这本书出来，对于读者来说是新作，对我来说却是旧作，我不想对这部旧作做过多的改动，第一我没有这个能力，第二就会使那个时代的很多时代特色都消失 了。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新作，2012年我对它重新作了整理归纳和某些小改动，我需要有一个21世纪的态度和立场，需要给读者一个交代，所以出版社的广告 词就是：“79岁的王蒙对39岁王蒙的点评。”一般情况下，小说不这样写，但中国有这传统。《史记》有“太史公曰”，《聊斋志异》有“异史氏”，所以我觉 得中国人能接受这种形式。也可以不写“小说人语”，最后写一篇很长的概述，我觉得那不是好的办法，好像自己给自己做结论似的，更倒胃口。“小说人语”比较 灵动，借这机会说说其他的也可以。比如打馕那章，我借机写了我当时的房东大姐，既是亲切的，又是自由的。它是可即、可离、可放、可收的。

　　生活是无法摧毁的

　　记  者：书中描写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生活，对于内地读者来说有一定的距离感，这就让小说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您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王  蒙：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做到了破釜沉舟。在伊犁的6年时间，我住在维吾尔族农民的家里，完全跟他们打成一片，我很快掌握了维吾尔语，跟当地人民 的接触不仅是学习的接触、工作的接触，更是生活的、全面的接触，所以我对那里的了解非常细致。小说中的对话我是先用维吾尔语构思好了，再把它翻译成汉语 的，所以有的句子与汉语是不一样的。比如汉语说“有没有办法”，维吾尔语说的是“有多少办法”、“有几多办法”。还碰到一个问题，咱们国家语委正式规定， 第二人称尊称没有复数形式，可以说“您”，但不能说“您们”。但是维吾尔语有复数形式，“你们”和“您们”的发音区别非常明确。

　　小说中的故事和语言都是贴近少数民族生活现实的，比如库图库扎尔和四只鸟的故事，如果看过《一千零一夜》就知道这种写法的文化渊源。还有，当我 要跟你说一句比较重要的话的时候，新疆人会说，“我耳朵在您那里”，意思是，“我认真听着呢”；“幸福的鸟儿栖息在我的额头上”，表示的是走运了等等。这 些说法都不是我编造出来的，而是长期、深入地跟他们打成一片的结果。

　　记  者：您生长在北京，新疆生活对您的思维、语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部作品实际上就是内地和新疆的两种文化、两种习惯、两种传统合力的结果，在这个协调作战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处理、协调这两种文化的？

　　王  蒙：《这边风景》写作激情的主要来源是对一种跟你不完全相同的文化的兴趣，这既是一种好奇，也是一种欣赏。汉语中有一个词叫做“党同伐异”，我能理解“党 同”，却不赞成“伐异”。《这边风景》对少数民族的描写表现了我对一种新的经验的重视和欣赏，虽然里边我也写到一些少数民族的保守、自私、狡猾，但总体来 说，我表达的是对不同民族、对不同文化的欣赏、好奇和爱。

　　记  者：小说创作于一个特殊的时代，我们虽然没有经历，但是可以想象当时巨大的政治高压。但是我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更多感受到的却是您对生活的热情，对山川、人民的热爱。您当时是如何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保持昂扬向上的情怀的？

　　王  蒙：我想更多是源于自己的一种非常光明的底色。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追求革命，欢呼新中国的建立，以后不管碰到多少曲折，那种昂扬、光明的底色都还是有的。 另外，我通过整理这个旧作感觉到，生活是不可摧毁的，文学是不可摧毁的。不管上边讲多少大话、空话、过头的话，但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上世纪60年代的新 疆是相对粮食比较富裕的，1965年有半年伊宁市买馕都不用粮票，这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那时候酒很难找到，但是大家也没少喝酒，肉也一直在吃。小说中 我写了很多细节，新疆人怎么种花、怎么养花、怎么养猫、怎么养狗，还有南疆和北疆如何抻面，做面剂子有什么不同等等。不管是左了、右了，人还是人呢，老百 姓还是老百姓呀，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不可摧毁的，该做饭还得做饭，该搞卫生还得搞卫生，该念经还得念经，该恋爱还得恋爱， 该结婚还得结婚。同时，文学也是不可摧毁的，虽然在创作中不得不考虑当时的政治背景，甚至作品里也搬进了一些政治口号，但是当你进入细节的时候会发现，其 中的人的动作、表情、谈吐，都是文学层面的。

　　有时候极左只是一个标签，实际上，任何时代都有热心的人、也有自私自利的人，这和政治无关，是人性的表现。小说中的尼牙孜，用当时的话说是破坏 人民公社、不好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照顾集体利益。现在就是不遵纪守法、不注重公平竞争的原则。标签可以换，但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

　　记  者：《这边风景》可以说是用细节和人物形象支撑起来的，像您所说，生活本身是无法摧毁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部写生活的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痕迹。在把握这样一部体量庞大的小说时，您的小说学是什么？

　　王  蒙：小说创作的时间大致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那时候我的阅读经验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当时我所倾倒和崇拜的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巴 尔扎克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家，阅读他们的作品让我很激动。在写作手法上注重对细节、人物形象的描绘和刻画是那个时候文学的一个特点。80年代以后，这种 特点逐渐淡化了，写作方式开始变得自由。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我可以更多地抒发个人的倾诉、议论，敢“抡”起来了。写《这边风景》的时候我还不敢“抡”。

　　从文艺的政策上说，当然，80年代以后的政策是好的，70年代的文艺政策很多都是活活要人命的。可是，具体的文学作品并不是直接用政策引导出来 的，它是作者自己写出来的。因此，一个人的写作态度，是无限的自由好，还是在自由当中有所约束、有所收敛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跟人的精神状态和具体的年 龄、经历、见闻也有关系。你现在让我再写《这边风景》这样的作品，我反倒失去了那种亲切、融合的感觉。

　　记  者：读完这部小说我有一个疑惑，小说中描写的边疆地区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和谐共融在当时确实是真实的吗？少数民族人民是真的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真心地迎接解放的吗？

　　王  蒙：当然。你知道，共产党始终是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当然少数民族是欢迎的。解放前，维吾尔、哈萨克这些民族我完全都不知道。当时只承 认“五族共和”，就是汉、满、蒙、回、藏，伊斯兰也是回族，现在逐渐细分成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等。另外，那时候说民族问题说到 底是阶级问题。什么意思呢？不同的民族自个儿斗自个儿的财主，互相别斗，就斗本民族的大阔佬就行了，这个很管用。汉族的斗地主，维族的斗巴依、伯克。汉族 和维族还能在一块联欢、吃肉，那多好啊。

　　记者：小说里写到了维族人跟汉族人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显得相当的理智，甚至比我们现在都要理智很多。

　　王蒙：我已经写得够尖锐了，汉族人包廷贵养猪，这猪还到处乱跑，特不地道，弄得维族人非常的反感，再加上阶级敌人的挑拨，演变成了一次小小的闹事。其实我是在提醒大家，要尊重彼此的生活习惯和信仰。

　　时代人物的“满汉全席”

　　记  者：小说中描写了大量性格各异的人物。其中的正面人物，由于受时代的影响，有一点“高大全”的影子，比如伊力哈穆、里希提，都属于那个时代的理想人物。相 反，一些反面人物或者说身上有弱点的人物却相对来说更完整、更复杂。您完整地交代了这些反面人物的成长环境、经历，让读者觉得他的“坏”是有原因的，因此 并不可恨。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很难有完美的、理想的人物了，如果您现在再构思作品的人物，会怎样描写像伊力哈穆这样的正面人物？

　　王  蒙：伊力哈穆这个人物身上是可以看得出受到当时的“三突出”、“高大全”这类文学思潮的影响。让我略感欣慰的是，我在构思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把他性格的养成 与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以及他个人的童年经历结合了起来。比如伊力哈穆小时候曾经碰碎了库图库扎尔的酥糖。如果我现在再写这样的人物，应该会更多地写他 内心的困惑，比如，我也许会写他对现实的无奈、写他遭遇的生活的困难、家事的困难等等。

　　记  者：伊力哈穆这个形象在开始是有些距离的，但是到最后，当伊力哈穆被章洋逼着站起来、然后还到县上找赛里木的时候，这个形象逐渐立起来了，也感人了。“小 说人语”中有句话是“当面对尼牙孜们却不得不掂量伊力哈穆们的真实性和纯洁性的时刻”，这是悲剧的。正面人物特别难写，但是伊力哈穆最后立住了，除了赋予 他一种您说的忍耐的品质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王  蒙：伊力哈穆的身上其实有许多真实的东西，比如他很喜欢伊犁家乡，这在伊犁太普遍了。就像现在上海人走到哪都觉得上海最好一样，伊犁人都认为伊犁条件好。 另外，他希望把公社搞好，希望把集体生产搞上去，他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应该天天向上，这都是真实的。他的缺陷是形象相对扁平，这里其实应该多少有点 困惑、障碍等等。你说后来写他站起来时候比原来给人的感觉好一点，就是这里表现了他的困境，他并不是一个势如破竹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样板戏里李玉和似的英 雄人物。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说，伊力哈穆写得绝对没有库图库扎尔热闹，库图库扎尔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和党委书记在一块是一种情形，在会议上发言又是 另一种情形。穆萨队长和他老婆马玉琴也很有意思，穆萨好好地突然脑子一热，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出尽了各种洋相。伊力哈穆就缺少这种个性化的东西。

　　记  者：像您说的，好人有所不为，有所不言。坏人是满汉全席，所以坏人精彩，好人难写。好人难写似乎是文学创作中一个至今难以破解的难题。

　　王  蒙：是的。写坏人是少禁忌的，贪婪可以写，下作可以写，阴谋可以写，狡猾可以写，善变可以写，狠毒可以写，可描写好人却有很多禁忌。

　　在文学史上也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好人的形象，但几乎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比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这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物，他从因为偷面包而入狱，最后变成一个圣人，一个耶稣式的完美的人。但是这些形象都是悲剧性的，我没办法给伊力哈穆一个悲剧的结局。

　　记  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很突出。比如雪林姑丽，她的性格从开始的懦弱逐渐成长为敢于反抗、敢于斗争。您在小说第45章中对这个人物进行了特别的描写，作者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中跳出来，对雪林姑丽这个人物做了主观评价和议论，您似乎对这个人物特别偏爱？

　　王  蒙：是这样的。雪林姑丽这个名字我很喜欢，在小说中还多次考证了名字的来由。另外，我还通过这个人物写了南疆，尤其是喀什地区的风土人情。小说中还有一个 女性，虽然没有雪林姑丽那么抢眼，但也倾注了我的深情，就是乌尔汗。小说中写到，经历了种种生活的挫折后，伊力哈穆问乌尔汗，你现在还跳舞吗？乌尔汗听了 非常震惊，好像从远处云层里打过来一束光，传来了她年轻时流行的歌曲。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主题，一个女孩子，年轻时那么热情、那么美丽、那么昂扬向上，结 婚之后，短短几年间就被各种的琐碎的家务和岁月摧毁了，你再跟她说年轻时的事，好像是在说另一个人似的。

　　还有一位女性叫狄丽娜尔，在小说中嫁给了一位俄罗斯青年。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是我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从伊犁往伊宁市走，结果一个特漂 亮的、十四五岁的大丫头突然坐到了我车上，说：“大队长，把我带到伊犁去！”你说逗不逗？我呼哧呼哧、满身大汗地把她带到了，她突然跳下车就走了。我都不 知道她是谁，也没看清她长什么样，但是我满心欢喜。人和人之间如果有一种善良的、友好的关系就会有很多美好的体会。不要认为政策高压对人会有那么大的影 响，下放后我和农民在一起过得还挺好的呢。那时候虽然有很多政策，整天贯彻，但是新疆是另一种文化。比如每年打麦子的时候，当地人绝不给牲口戴上拢嘴，汉 族人看着就特不习惯。有时候，马一口把好多麦穗都咬进去了，其实根本消化不了，拉出来的全是麦粒，确实是浪费。可是维吾尔族农民说：“这是真主给它的机 会，一年就能吃饱这么两三个星期。我们为什么要管它呢？”上级检查的时候，他们赶紧把铁拢嘴给马戴上，上级刚一走就拿下来了。还有，当时社教要在大队中建 立文化室，要检查了，大队书记给我50块钱，让我到伊宁市买点书报。我买回来一堆书报，把木匠房打扫干净、布置好，找几个回乡知识青年坐那儿看报，领导看 见了，说这个地方搞得很好。领导走了没3分钟，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往仓库里一收，还是原来的木匠房。

　　记  者：您刚才提到，爱弥拉克孜的故事多次让您“热泪盈眶”，这个人物有原型吗？

　　王  蒙：这个故事是我编的，但是这样的人我确实见过。请你们注意，我的小说《淡灰色的眼珠》中也有位一只手的姑娘。那篇小说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一只手的姑娘 爱莉曼爱上了马尔克木匠，但是马尔克木匠只爱一个得了重病的女子，那女子临死时还留下遗嘱，说希望你赶快跟爱莉曼结婚，马尔克木匠却决不跟她结婚。于是， 爱莉曼一生气就嫁给了一个老裁缝、老色鬼。可见，一只手的姑娘在那个年代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记  者：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很有意思，就是章洋。这个人物有点类似《悲惨世界》中的沙威，他们本身就是时代悲剧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偏执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时代悲 剧的进一步发生，使更多人成了牺牲品。章洋晚年的情节是您近期加入的，他的死前遗言耐人寻味，似乎带有某种讽刺意味？

　　王  蒙：这两个人物确实有相似性。章洋一直不认为他自己有错，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最积极、最进步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特殊的政策背景下，这样的人屡见不鲜。 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张口闭口积极进步，喜欢搞秘密的扎根串连，小说中章洋多次组织“小突袭”，所谓“小突袭”就是不管好人坏人先揍一顿再说，有枣 三杆子，没枣三杆子，那真是活活要人命。他们的思想和语言脱离了实际，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从刻骨铭心到痛心疾首

　　记  者：如您所说，无论政策如何，太阳照常升起，生活照样继续。这部小说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它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力量和文学的力量。另外，小说打动我的还有一 点，就是其中呈现出的最真诚的赞美和最真诚的批评，这部小说留给我们史料价值也罢，填补您的“鱼的中段”也罢，都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所呈现的一种真 诚，这种真诚在今天看来特别可贵，也特别稀少，您自己怎么看待这部小说呈现出来的真诚？

　　王  蒙：《这边风景》真实地表达了我个人处在逆境、国家处在乱局的现实。然而，虽然是在逆境和在乱局之中，但它仍然表达了我对人生的肯定，我对新中国的肯定， 我对少数民族人民、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农民的肯定。我时时刻刻地在用一种正面的东西鼓励着自己、燃烧着自己，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谁都用不着拿自己当 标准来衡量别人。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我有光明的底色，即使在逆境和乱局之中我仍然充满阳光，仍然要求自己充满阳光，我仍然有一种对边疆、对土地、对日 常生活的爱。

　　同时，我也看到了种种敌对的势力、种种下三滥的人物、种种愚蠢和无知、种种章洋式的夸张和伤害别人的冲动，这些东西我写起来是很沉重的。在苏联 的解冻文学中有一个说法，斯大林时期对人的诽谤被鼓励，谁能诽谤别人谁就能飞黄腾达。我们的政治运动也有这个特点，它千差万错、阴差阳错，最终也成了对诽 谤的鼓励。我在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沉痛的。比如我写到章洋在“突袭”中几次命令伊力哈穆站起来，口气凶恶。伊力哈穆开始还想扛一下，没有站起 来，最后，他终于扛不住站起来了，写到这里时我是很愤慨的。

　　杨义曾经跟我说，他在读我的作品时感受最深的是四个字——“刻骨铭心”，他认为我的小说对新中国的人生经验包括政治经验的描写让人读了有一种刻 骨铭心的感觉。当我自己40年后再看《这边风景》，尤其看到最后伊力哈穆被迫站起来的时候，我就不仅仅是刻骨铭心了，从刻骨铭心走向了痛心疾首。所以你说 我写得很欢乐、很光明、很愉快，但正是在这种欢乐、光明、愉快当中，其实还有这么四个字——“痛心疾首”。

　　记  者：您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可能是有意识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相对可信的、可靠的政治背景，给自己找准了对“形‘左’实右”批判的时机。但这个小说最终我们 看到的批判并不在于以上这些对政策的批判，它让我们看到的是对某些亘古未变的人性弱点的批判，这是穿透时代的。

　　王  蒙：我还有一个看法，那个时代执行了什么政策，这个由党史来研究，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尤其是写“小说人语”的时候，是对那个时代有批判、有怀念的。我们 曾经这样设想过，虽然我们设想的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在局部的、某一部分中却分明可以看到美好的情趣。比如说集体生活，它当然有可爱之处，就像很多参加工 作不久的人怀念学生时代一样，尽管学生时代可能宿舍不好、校医室不好，这都没有关系，他还是会怀念集体生活。小说中提到了工作队文化，这工作队文化让共产 党真正深入到了全中国。从秦始皇起一直到中华民国，没有一个政权能够把工作队派到每个农民家里去，没有哪个政权能够整天组织农民学政治、贯彻文件、选队 长。秦始皇做不到，汉高祖做不到，唐太宗做不到，宋太祖做不到，努尔哈赤做不到，孙中山做不到，蒋介石做不到，所以，确实我对那个时代也有一种怀念。这种 怀念虽然不意味着我对当时政策的认同，但是，当时总体的政策很难一下子全否定，因为它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中国梦”那个时候已经在，大家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国大跃进、希望中国变成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曾经以一个诗人的心情 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成功经验，说吃饺子的时候全村的饺子都是一个味儿，我们现在听起来很可怕，但毛泽东兴奋得不得了。他认为他把人民组织起来了，从一个一盘 散沙的国家到一个全国吃饺子一个味儿的国家，他认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可以从政策上总结很多痛心疾首的教训，但是就像长大后怀念儿童时期一样，你的教 育好不好、你的营养够不够、父母是不是经常对你体罚，这些都不重要，你不可能因为这些就不怀念童年，这里包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怀念的感情。

　　记  者：“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新时期之前的作品更多是依赖于作家个人经验的写作，这个经验既有自己的革命经验、斗争经验，也有对政策的理解的经验。 《这边风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让生活说话、让自己内心的感觉说话、让文学的规律说话，小说的生活底子很厚，文学的感觉很饱满，人性的表现也很丰富、很 有层次，可以说是那几年新疆生活经历馈赠您的一个礼物。

　　王  蒙：确实是这样的。当时出版社拿到书稿时问我，是不是就像《艳阳天》似的？我认为不是，书中写到的那些生活、那些角度、那些痛心疾首的问题，《艳阳天》里 没有，《金光大道》里没有，《山乡巨变》里也没有。《山乡巨变》是尽量给农业合作化过程唱牧歌，周立波对湖南的山山水水、细妹子太有感情了，而且他也是一 个非常有文采的人，所以《山乡巨变》还是好读的小说。周立波很不容易，他先用东北的语言写了《暴风聚雨》，跟之后的《山乡巨变》比起来，就像是两个人写 的，《山乡巨变》中的语言是轻飘飘的。

　　还有一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拥护、感动的人都非常多，我并不以拥护、热爱《讲话》著称，我也不想做这方面的表现。但 是，在实际行动上能够做到真正践行《讲话》的没有人能超过我。毛主席号召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希望作家们来一个思想改造。谁真的做到改造了？谁真 的做到跟农民打成一片，而且是和边疆地区、民族情况最复杂地区的农民彻底打成一片？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了。柳青是非常践行《讲话》的。他践行到什么程度 呢？他能到长安县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县委副书记。柳青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但是他一直在拼命地理解农业合作化的政策，简直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丁玲曾经下 去在工作队待了一段，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看还是丁玲写的，她是一个观察者，没有真正钻进去。

　　我不想借这本书来证明《讲话》是多么正确，也不想证明《讲话》还有一些令人遗憾之处，我只是讲述自己生活的回忆。回忆是中性的，没有好也没有 坏。我一个北京的左翼学生，而且是地下党员的学生，还当过多年的干部，然后突然一下子到新疆去了，跟少数民族生活在一块了，作为生活的遭遇这很好玩呀。这 个是我的不可多得的经验，也是别人没有的经历，这是咱老王的一绝。这个样本我现在找不到，也做不到了。实话实说，我现在身体也不行了。现在你把我再送到那 儿，送到我劳动过的公社，叫我务农3年，肯定就嗝儿屁着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