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

　　60年是从他1953年动笔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算起。这部小说长销至今，穿越代际间的隔膜，传递着60年前青春的体温和脉搏。

　　和小说一样具有生命力的，还有王蒙的写作，持续的、喷薄的写作状态，为他赢得了“文坛常青树”的称谓。写作带给他人生的沉浮，他又用写作来记述沉浮的人生。奇妙的写作，超越、包容、消化了人生中曾有的挫折、痛苦、悲剧，王蒙称之为“明朗的旅行”。

　　与文汇报的结缘，也是这般。在上世纪50年代末，文汇报刊文批评了他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又首推了他的《青春万岁》，像是打了一拳头又揉 了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文在文坛引起争论，被上纲上线为“只要年轻人、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1963年至1979年，被错划为“右派”的王蒙 被“放逐”新疆达16年之久。

　　那怎么办呢？王蒙用他的“明朗的旅行”，把种种经历转化为体验和财富。文汇报成了他的“老朋友”，这些 年，他在“笔会”开了专栏，还经常给“文汇时评”写稿，最近一篇是9月9日刊发的《中餐与西餐》；新疆成了他的“故乡”，在那里的生活经历，凝成了他今年 5月推出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

　　从《青春万岁》，到《这边风景》，再到正在酝酿的另一部长篇《烦闷与激情》……从用《活动变人形》、 《夜的眼》、《青狐》等小说投射人生，到用《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等自述回望人生，再到用《我的人生哲学》、《老子的帮助》、《庄子的 享受》等哲思互证人生……王蒙已达1700多万字的创作体量仍在不断刷新。79岁的王蒙说：“我的脑子还没出现衰老的迹象。”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文学生涯展不光为了回顾，还为了展望。

　　致青春

　　《青春万岁》是王蒙最“难产”的一部小说。1953年动笔，1956年秋定稿，1957年1月11日起，在文汇报上连续选载一个月。由于受到“反右”、“文革”等影响，该小说直到1979年才得以正式出版。

　　今年9月初，文汇报调出了当年首发《青春万岁》时的版面。该版面被制作成“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展”的展品。它所展示的，除了版面上“编者按”所提示的“这个时期(1952年至1953年间)中学生的梦幻与现实”，还有青年王蒙的梦幻与现实。

　　文汇报：创作处女作《青春万岁》时，您才19岁，为什么一出手就是长篇？

　　王蒙：一般来说，确实应该从短小的作品写起，可我自以为当时已经有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当然现在看很可笑。虽然只是赶上一个尾巴，但我还是参与了对旧中国 反动政权的斗争，知道了什么叫“地下党”，什么叫“党的公开”。从1949年开始，我开始做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青年 工作的干部，注意到不同阶级、各种人物在新旧交替时不同的命运，体会到丰富的喜怒哀乐。

　　我觉得写短的小说有困难，短的需要故事化，长的则可以更加生活化。我追求的是生活化和感情化，不是故事化，所以我不能从写短篇小说开始。

　　文汇报：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挖矿藏、采石油、炼钢铁是年轻人最想做的事情，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拿起笔杆子？

　　王蒙：我也羡慕那些能够“战斗在一线”的同龄人啊，对他们的火热生活很向往。那会儿我看了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写一个女建筑师的生 活。我看得如痴如醉，觉得没有比在工地上、在脚手架上、在高层建筑上更幸福、更完满的感觉了。我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可组织上不同意。而我又不满足于只 是开开会、写写报告，所以就利用业余时间，通过文字来记录、反映这个大时代。

　　文汇报：由于历史原因，您的《青春万岁》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可文汇报却先于这个时间22年，从1957年1月11日起，就作了整整一个月的选载首发。这是怎样一个机缘？

　　王蒙：1956年，《青春万岁》三审通过，中国青年出版社跟我签订了出版合同，我拿到了500元预付金。年底，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 发文，预告了文学新人的成绩，专门点到了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和我的《青春万岁》。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浦熙修和梅朵两位同志找到我家里，表示要选载《青 春万岁》。幸亏这么一登，要不又得等20多年才能见天日。

　　文汇报：但这毕竟只是选载，看不到完整的面貌。

　　王蒙：是啊，这好比生孩子只露了一下头，就给摁回去了。很多读者来信问我，书什么时候出来？我也回答不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让我受到“围攻”，谁还敢出《青春万岁》往枪口上撞呢。

　　当时出版界出一本书非常缓慢——不像现在最快5天就能出一本畅销书。得像鲁迅建议的“吃鱼肝油、打太极拳”，这样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很快死掉，只有一个长寿的人才能看见自己的书出版。不过，缓慢到这种程度的，像《青春万岁》这样被“封杀”这么长时间的，很少见。

　　文汇报：尽管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出版《青春万岁》，但它似乎并没有被时间拉远，而是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学生最喜爱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书店买到。

　　王蒙：中国当代文学有很多好的作品：比如《林海雪原》，还有人在看京剧《智取威虎山》，但你能在书店找到新版的《林海雪原》吗？基本没有。比如“三红两 闯”(《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李自成》)，书店里阅读的版本非常有限，更多是作为文学史和教学研究的文本。

　　但 《青春万岁》是不同的，到现在整整60年了，还在出新的版本，还能有新的读者。它之所以能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在于我对生活、对感情的真实的体贴。尽管我 写得非常政治，但也非常生活。我绝不是就政治写政治，对我来说，政治是非常有活力的，成为人物的命运，成为人们内心最深处感受的东西。在那个年代，这样歌 颂青春、歌颂生活，写人民的内心世界，用各种各样的比喻，不但不回避，而且渲染这种激情，我相信没有第二人。

　　文汇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后，文坛评价称“文字老辣”。你是那种少年老成的人么？

　　王蒙：我确实比较早的在少年时代就被历史的潮流卷入高潮。我很讨厌别人形容我的一个词——但也没有办法，这是事实——那就是我政治上的“早熟”。我太讨厌“早熟”这个词了，该怎样就怎样才是最好的。

　　我孙子14岁的时候，整天打电子游戏。我对他说，在你这个年龄，我已经是革命者、“地下党”了。孙子立即回答：“可怜的爷爷，你小时候肯定没什么玩 具。”他说得没错啊，这个年龄本应该游乐，可我呢，整天在家里做地图，研究政治、战局。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给少年儿童提供玩具。如果一个社会连儿童这点 快乐的要求都满足不了，儿童就有权利选择革命，推翻你这个社会。

　　文汇报：与您的“早熟”相反的是，现在，郭敬明的《小时代》被不少人认为“幼稚”、“浅薄”。您怎么看？

　　王蒙：浅是浅，可我们当年的青春也浅啊，只不过赶上大时代、大事件。当年我们精神上的困惑可能比现在的年轻人少些，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完全没什么困惑。而正是这种不困惑，制造了后来许多许多的悲剧。青春都不是吃素的。

　　致文学

　　假如王蒙真的像年轻时渴望的那样，读大学，学建筑，那么世上会不会多了一个建筑师，少了一个作家？“不会的。”王蒙很肯定地说，“我肯定还会写作，只不过可能会多写一些建筑题材的书。”

　　写作，是他对五味人生的诚挚回应，是回应之后心里的畅快，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成为一种责任。他说：“我对生活、对社会的那种敏锐、细腻又非常多情的体察，是独特的，如果不写出来就非常可惜。”

　　文汇报：写作曾给您带来毁誉、沉浮。在新疆的16年，您没有出过作品，是您对写作的主动远离吗？

　　王蒙：从来没有。我去新疆不是远离写作，我对它不会忘情，只是没有着急。在那里，我读了大量的维吾尔语文学作品，学习维族的生活和文化，身心是快乐、自由的。(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也是在新疆期间，我又投入到新作品的写作，也就是直到今年出版的《这边风景》。

　　文汇报：您曾说过，写作和游泳，是您最想捍卫的两项权利。为什么？

　　王蒙：除温饱以外，最能引起我兴趣的是文学和游泳。我的身体条件并不好，游得不怎么样，但游起来心情很好，面对的是一个比日常环境更宽阔的空间，更风险，但更有趣。这和写作是一样的。

　　文汇报：您每到夏天，都会到北戴河写作，您的很多作品比如《我的人生哲学》、《青狐》等，都是在海边打的基础。伴随大海、游泳的夏天，是您的“创作季”吗？

　　王蒙：我并不是那么严格，不需要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我可以全天候、抗干扰写作。比如我在家里写东西的时候，锅里正在蒸一锅馒头，我得 9:45把火灭掉。在这之前，我投入地写、写、写，根本不去想馒头，突然脑子一激灵，一看表，时间还就是差不多。我站起身，走进厨房，把火灭掉，把容器打 开，把馒头活动活动，然后回来继续写，思维还能马上接上。我大部分写作都是在这种随时切换的环境里完成的，这就是人生，我很享受。当然，也有过全封闭写 作，那是写《活动变人形》的时候，我创下一天写2万字的纪录。你知道抄一天最多能抄多少字吗？只能抄1.5万字。抄得对照着看，写只需要盯着一处，全神贯 注。

　　文汇报：您在《青春万岁》运用了交响结构，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集中出炉的《夜的眼》、《蝴蝶》、《风筝飘带》、《布礼》 等作品引入了包括“意识流”在内的西方现代派小说因子，80年代后期的《活动变人形》被誉为中国当代“家族文学”的开山扛鼎之作，90年代初的“季节”系 列运用了反讽的笔法。您如何理解小说的技巧和章法？

　　王蒙：我不是刻意为之，只是为了更好表达。文学本来就很感性，有各种创新样式，永远也不会枯竭的。

　　文汇报：您的写作体裁很广，有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报告文学。研究领域也很广，有诗词、《红楼梦》、老庄。可谓风生水起、好戏连台，所以有人称您为“杂家”。

　　王蒙：有些人，只写小说，比如贾平凹，当然好。可我兴趣太多，喜欢挑战，琢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感受就想写出来，生活也因此而丰富了。

　　文汇报：从少年时代的布尔什维克经历，到后来的1957年“反右”，以及1979年重返文坛，再到后来您担任文化部长，政协委员，可以说您一直置身于政治之中。您认为这成就了您的写作，还是伤害了您的写作？

　　王蒙：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写法。没有比以一种作家的模式衡量另一种作家更愚蠢的了。没有人能为作家设计普遍适用的人生蓝图。即使你设计得再 好，相信一个像样的作家的人生图景，一定超过你的设计。作家都远离政治与作家都拥抱政治都是不可思议的。而王蒙，如果是另一种活法，就绝对不是王蒙。我即 使羡慕人家也是白白羡慕，反过来说，我本身也无法替代。

　　文汇报：您说过，现在文学对于您是“真正的文学”，这怎么理解？

　　王蒙：在前革命时期，文学像战旗和炸药。今天，文学像镜子、好友、营养剂，当然也有苦口的药，这不是绝对的。

　　文汇报：1949年前后，许多进步青年都把鲁迅当作精神导师。现在就没有哪个作家能担当这一角色？

　　王蒙：当人们处在一个前革命的时代，很快这个国家就要发动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这时候，作家写文学作品，不管有意无意，确实起着点火的作用，比如说鲁迅对 旧社会的批评。还有巴金，在过去，巴金远远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巴金那些写革命的书，包括那些批评封建的书，对中国青年的革命化起 了很大的作用。当一个社会处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下，文学就是风，起码是风之一；文学里面，充满了火热的、战斗的、批判的、控诉的，甚至是煽情的因 素。

　　但在今天，文学不再处于话语权力的中心，那种精神导师式的作家没有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学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有的带有救赎色彩，有的是一种补充，有的是一种回归，有的甚至是反作用。

　　文汇报：现在很多作家都试水影视业，甚至放下身段向商业妥协。现在还有独立而自由的文学吗？

　　王蒙：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文学都与生活息息相关，文学家之不同各如其面，妥协有各式各样的，独立与自由也是各式各样的，同样对文学的干扰与影响也是各 式各样的。我相信作家们，特别是优秀的作家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自己的追求与使命。同时有大量的随波逐流的作家，投机取巧的作家，由于江郎才尽而变得“忘 年妒”的作家等等。作家与各行各业一样，有好的，也有假冒伪劣的。

　　文汇报：您如何看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

　　王蒙：莫言获奖是一件好事，它鼓励了在“网络时代”文学将会式微的鼓噪声中对于认真的文学写作的坚守；它表达了对于莫言的熟悉本土人民生活、富有艺术感受与想象能力、井喷式的创作激情与坚持不懈的劳作精神的肯定；它表达了人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

　　任何一个作家的成果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开当时当地的人文环境，在高度肯定莫言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与莫言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例如韩少功、贾平凹、铁凝、王安忆、余华、张承志、张抗抗、张炜……

　　当然，也出现了对莫言作品的争论，见仁见智、有所期待、有所不满足，这是很正常的。我的看法是：第一，他确实写得很好，早在三十余年前，我读了他的《爆炸》，感慨于他的艺术感觉的细腻与敏锐；第二，他的写作绝对不是无懈可击；第三，文人之间，互不买账，是常态。

　　但我不认为得了奖就得顶礼膜拜，那是暴发户的天真。这是一个文学话题，应该足够文学地实事求是地思考与讨论它，不能把它庸俗化、泡沫化、八卦化了。

　　致人生

　　“我是谁？”王蒙发表于1980年的小说《蝴蝶》里，主人公张思远一次次问自己。他是一个带着自审自责意识的艺术形象，他的困惑和古老传说“庄生梦蝶”相互投射，究竟是庄生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自己本来就是蝴蝶，只是在梦中变成了庄生？

　　“我是谁？”现实生活中，王蒙的回答是：“我是一名学生。”他的好奇、敏感、善琢磨，让他走近了诗人李商隐，走近了金陵十二钗，走近了老子、庄子……同时他又能跳脱出来，关照自己的人生。

　　他很明白自己的不同：“别人是‘我注六经’，我是‘六经注我’，也就是把老子庄子请过来解释我的人生。”

　　文汇报：您写了《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快活》，老子和庄子给您的帮助和享受是什么？

　　王蒙：年轻的时候我是个敏感而急躁的人，敏感、急躁的时候翻一翻老子的著作，就不会跟自己那么较劲。人生空间扩大了，选择的可能性增多了，这就叫“道行”。老子帮助你增加人生的道行。年轻人可以长点知识、经验，增加点道行，但你也不能年纪轻轻道行太深。

　　读《庄子》和读《老子》不一样，老子是大文学家，他用的字是经典，一个字一个坑，8000多字，内容很丰富，而又不完全告诉你，让你看到的时候感到震 惊，感到享受。庄子同样是一个极富有想象力的一个人，《庄子》书里的内容非常思辨，写得非常热闹、非常漂亮，不管什么事儿一张口就是一个寓言，一张口就是 一个成语，一张口就是一个故事。

　　老庄讲的是一种精神境界，如果一个人对待自己的生命有了足够的认识和超越，就可以达到一种至少从心理上来说非常开阔、非常享受的状态。这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事功上、入世上、行为上受挫的读书人来说，非常受用，非常独特，又非常得趣。

　　文汇报：您研究了老子、庄子，但没有专门著书研究孔子，为什么？

　　王蒙：我对老子、庄子有偏爱，因为老庄不像孔子那么主流，去注解他们是一种挑战，而我喜欢挑战。我研究老庄，不表示我这个人像老庄一样出世无为，我是个很入世的人。以后说不定也会研究孔子，谁知道呢。

　　文汇报：您曾给官员作讲座，谈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讲“知其白而守其黑”，也讲“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您能梳理一下老子《道德经》对于今天治国理政及官员自省的积极意义吗？

　　王蒙：“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举重若轻的精神状态。治国做人，都要掌握好火候，佐料不要太多，不要太花哨，不要炒作，不要吹捧。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强调为政之难，老子却用这种伟大的立言方式告诉我们一种可贵的精神状态，不要着急，要充满信心，有把握，有节奏。

　　“知其白而守其黑”，这和毛泽东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相通的。老子的辩证法就是，宁肯把自己定位于谦卑无知的地位上，宁可从黑影里往亮处看，从下面仰着头看，宁可以学生的态度追求教导，也不居高临下，也不好为人师。

　　从“无为而治”与“道法自然”里，我们也可以获得“让群众做主”、“精兵简政”、“抓大放小”等智慧。

　　文汇报：听说您有一组闲章，刻的是“逍遥”、“无为”、“大道无术”。

　　王蒙：对。“逍遥”是我追求的心理状态；“无为”么，包含“无为无不为”两个意思，你必须放弃某些东西，你才能够做某些事；“大道无术”是对“术”的超越，对所谓现实利害的超越，对一时一地的超越，更是对雕虫小技的超越。

　　文汇报：传统文化的这些智慧，想必会通过国学热的兴起得到传承，现在很多小孩子从小就背《三字经》，有的甚至读私塾，背四书五经。

　　王蒙：其实照抄、照背、全部接纳也是不可取的。《三字经》和《弟子规》里有一些非现代的东西，只讲尊敬长上，把你培养成特别听话的人，但是它不讲青少年 有什么权利，没有讲长上对青少年的要求应该有所尊重。我最反对《三字经》里的“勤有功、戏无益”，就是你不可以玩，你只有勤劳才行，如果玩了一点好处都没 有了，这剥夺了青少年的乐趣和创造性。再比如说《弟子规》里甚至于讲到，如果长上对你不满意，即使是打了你，骂了你，你只能够服从不能够反抗，这些东西太 “前现代”了。

　　文汇报：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您今年79岁了，希望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王蒙：等着衰老吧！哈哈，玩笑。我的脑子还没出现衰老的迹象，还在继续写东西，只是把节奏放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