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作家贾平凹第三次来到北大。和以往两次分别为了写文章、讲课不同，这次他带来了25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老生》，一部“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的作品。他和这部书的责编都认为，在北大首次讲述这个“在中国土地上生长的中国故事”，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文学是对社会的记录

　　记者：《老生》这个名字有点怪，让人想起老生常谈这个成语，和京剧里的一个行当，您怎么想到写这样一本书？

　　贾平凹：作家有时候写作意图是朦朦胧胧的，也说不清，有时也不一定要非常清楚。写《老生》基本上把心里想的一些东西都说了。人生、命运、时间，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像乡下老太太讲古，就是一代一代传过来的事情。

　　但是要把它写出来不能虚写还是要实写，就必须要写一些具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现象。这样就必然提出一个历史和文学的关系问题。如果把文学变成历史的时候，那就没有文学了，那就没有意思了。但是文学写到这个历史的时候，怎么把历史规划到文学里面呢？记忆就是其中一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项。

　　文学是对社会的记录，文学也可以说一种记忆。对具体的一个作家来讲，他写的东西基本是他的记忆。个人的记忆是个人的记忆，大了以后就是一个族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历史的一些记忆。荣格说过一句我特别欣赏的话， “文学的根本目的是表现集体无意识”。当时我看到这句话很震撼，怎么抓住这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必须要了解、要关注这个社会，才能抓住这些东西的关键，有了这个意识以后你再寻找原始具像的东西写出来，你的作品就成功了。

　　《老生》的时间跨度基本上是一百多年，这百多年来，我所知道的、我所听到、我所参与的，也就是中国的四个社会转型期，我写的是这四个转型期发生的事情。

　　记者：这小说的主人翁叫“老生”，是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职业歌者，是通过他来展开故事的？

　　贾平凹：为什么我选唱丧歌的作为叙事人？唱师是社会最基层的一个人，这个人超越了族类，也超越了不同的制度，超越了人和事，这样就有意识地超越地来讲这些东西，如果你站到很高的时候就不去争是与否、对与错的观念，你完全是看到人生的那种大的荒唐。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记者：书中穿插了一些《山海经》的描写，为什么想到这样写？

　　贾平凹：我在很早之前就看过《山海经》，看了好多遍。如果按照现在人的阅读习惯是读不进去《山海经》的，它的句式非常简单，就是几千年前的中国有一个什么山、山上有什么树，这个树长得什么样。在过一百米又有一个山、山上长的什么树，山上有什么动物，就简单反复地说这个东西。但是你读进去以后就特别有意思。当你详细分析每一个字的时候，会发现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文化的源头都在《山海经》，就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形成的观念就是从《山海经》里面来的。

　　再有从它的写法上，它是一个山一个山来写，然后构成了它所说的那个世界。我一个村一个村来写这段历史，也是受这种启发过来的。

　　作家中的“劳模”

　　记者：现在最牛的中国作家是乡村作家，但年轻的作者却不喜欢阅读乡村体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平凹：中国年龄大一点的作家都是写乡土的，我本人也只会写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毕竟一个作家熟悉的东西、擅长的东西是有限的。再一个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东西，不一定是给全部人写的，他是给一部分读者写的，不可能达到大家都满意，或者是看到都喜欢。

　　现在我也看过一些很年轻的作家写的一些作品，我觉得人家都是干专业的，人家的文章结构确实需要，我曾经也学过。但是写过一段就放弃了，好像它不是一时就能够学会的东西，感觉还不一样。

　　我只能是把自己的作品写得阅读起来更好阅读一点。比如有意识地削减一些小说里的方言，尽量写一些让西北以外的人能够看懂，而且让更年轻的人能够看懂的东西。

　　当然，更年轻的人对那段社会历史不太了解，这种小说读起来估计有点沉闷。但我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不停地变化它，尽量把小说写得很有趣味性，最起码让大家有兴趣读下去。

　　记者：您可以算中国作家中的“劳模了”，这些年总共写了15部长篇小说。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您一本又一本地推出新作？

　　贾平凹：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每写一个长篇的时候，写作过程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因为长篇小说一写就好长时间，除了开会、活动以外基本上我都在房子里琢磨这个事情。这样时间长了就没劲了，就像在运动场上你跑步的时候别人得给你喊加油。所幸我每次写长篇就写一个字，我就不停地写书法作品不停地给自己鼓劲。

　　《老生》的封底有四句话，就是我给自己写的：“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为什么写的是“我有使命不敢怠”？这个使命倒不是谁交给我要完成的任务，也没有谁给我下达任务。我觉得其实在写的时候，人活着完全地投入到一块的时候能够产生灵魂的东西。在你写得很顺手的时候感觉不是你自己写的，感觉是别人给你写的。就是那种感觉。我总是觉得这样写也不错。

　　其实我写了很多，五言、七律，是顺口溜，完全是给我自己提劲用的，后来有人提出来要买这个字，这些我是不卖的，要保留下来。当然要看我的手稿，手稿前面大话说一堆，那是给自己鼓劲的。

　　玉米种长不出麦穗来

　　记者：在写作中您特别喜欢白描手法？

　　贾平凹：当年我一直强调，一个作家有一个品种问题。是一个萝卜种，还是一个水稻种，这个特别重要。再就是他后天的社会影响和生存的环境，这两件就把这个人决定了。比如说我是一个玉米种了，不可能长出麦穗来。它后天的生存状态是在什么状况下，决定了一个人的爱好、趋势。其实是互相干预的过程。

　　既然是中国人写中国人的东西，一定要了解中国，但是这个作品境界和你追求的东西应该是学习西方的。严格讲西方好多东西在文学成就要比中国要大、要好。所以我一直强调作品的境界上、格局上一定要学西方的，在表现形式上一定要学中国的。

　　我在40岁的时候就谈过这个问题：我以前没坐过飞机的时候就觉得一切东西、雨、什么东西都是天上来的。后来坐上飞机以后发现云层之上一片阳光，云层其实很低，上面太空都是一片阳光。每一个云朵下面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比如说这个云朵下雨、那个云朵下冰雹，这个云朵有雾了，下面的人群就是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文学。所以我站在这个有雨的云朵下面，我写东西不一定要跑到那个下冰雹的云朵下面，但是我必须要把有雨的这个云朵写透，但是我的想法一定要穿过这个云到阳光的地方去，在阳光的层面全世界是通的。

　　记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您最近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贾平凹：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当然考虑最多的是我个人下一步写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对中国文学发展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意义就用不着写了。年轻的时候好冲动，见什么都想写，一有冲动就写。现在有时候冲动一来，一思考觉得没意思就放下了，也不能浪费自己的精力。

　　我觉得作为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生活在我知道那个年代，把我所要表达的东西、知道的东西、想表达的东西、积极的东西争取更多把它写出来，完成我的思路。这也算是一个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