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作家网 陈志明  贾思玉

 

家学是做好学问的基础

记者：潮州是您的故乡，毋庸置疑，是您魂牵梦萦的精神故地。请您谈谈您心目中的潮州文化。

饶宗颐：潮州文化其实是一个开放型的文化，兼容并蓄。为什么这样说？比如韩愈在潮州才八个月，可是潮州人就已经能够很高兴的接纳他，认为他是潮州人中的一份子，“我们终于有一个另一级别的文化人了，”这体现了潮州的开放性，她不排斥外来者。真正有本事的潮州人都是外向型的。

记者：相较于自然科学，传统文化更重积累。对您个人来说，家学传承给了您怎样的积淀？

饶宗颐：我父亲饶锷先生既是商人、钱庄老板，同时又是当地的大学者。他潜心著述，写有《<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等，可惜已经散佚。天啸楼藏书丰富，以十万计。大型的文献古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均已购置，在民国时期号称潮州第一。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家学的背景，很小时候就能阅读大量经籍。加上我喜欢读书，在十几岁就打下了做学问的基础。

记者：您的父亲饶锷先生对您的一生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请您谈谈您心目中的饶锷先生。

饶宗颐：父亲实际上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有很多老师，比如教我书法的蔡梦香，教画画的杨栻，还有教我古文的王慕韩等等，但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最早期的，也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很小就认识了“岭南词宗”詹安泰先生，此后还代他授过课。能否谈谈您印象中的詹先生？这种交往，也和家族文化的熏陶有关？

饶宗颐：家族文化的熏陶很重要。我父亲交往的都是些当地的文化人，他们成立了诗社，常在我家后花园吟诗作对、切磋学问，这其中就有詹先生，他当时是金山中学的教师，后来成了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詹先生成了忘年交，彼此之间常有诗词唱和。

詹先生以词名世，民国时就跟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并成为“民国四大词学家”，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词学界不怎么提詹先生了，直到前几年才又恢复。詹先生的小令（58字以内的短词）地位也很高，几乎可以开创一个新的流派。可惜由于后来境遇不顺，再加上经常患病，他最终未能尽全功，这非常可惜。

记者：您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从小最喜欢读武侠、神怪书籍，这类小说对您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饶宗颐：六七岁以前，我很喜欢读武侠神怪书籍，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的书我都爱看。因为很喜欢看《封神演义》，自己还试着写了一本《后封神》，就像现在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一样，可惜散佚了。要说影响，武侠书涉及的知识点十分广泛，读来有助于写作，书中的名物考释远难于史书。

 

名士交游

记者：先生任广东通志馆纂修期间，结识当时名士冒鹤亭。请您也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饶宗颐：我因为整理父亲撰写的《潮州艺文志》，公开发表后引起学界注意，所以有机会到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当时中山大学校长是邹鲁，冒鹤亭担任校长秘书。我和他交往不多，他有旧派的名士风度，喜欢吟诗喝酒。他看我年纪小，有点不相信，摸了摸我的头，说：“修志乎？孩子。”我于是记住了他。

记者：先生同期加入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发表论文多篇，深为顾颉刚所欣赏。请谈谈您和顾颉刚先生的交往？

饶宗颐：我写的最早几篇地理方面的论文，都是发表在顾颉刚主持的《禹贡》上面，这和顾先生对我的认可很有关系。我当时有个想法，想把我所接触到的古籍文献里的地名系统抄录整理一份，以补《史记》“舆地书”之缺。因为《史记》没有“舆地书”。这些想法顾先生都知道，我们通过信。他还请我编《古史辨》第八册，先在《责善》半月刊发表了第八册的目录。

记者：当年您本来是路过香港，不想却长久的居住下来。而恰恰是这个偶然机会，成就了您以后的学问人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机缘？

饶宗颐：香港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看只是一个小点，但她和中国学术的关系实在是大。我经常说，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饶宗颐。我第一次到香港，是在日军南侵、中山大学西迁云南的时候。当时只是路过，不料因为身染疾病，留了下来，成就了今天的我。不然也许我到了中大，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讲授诗词的教授。

所以说做学问，也是讲究机缘的，时间、地点，接触到的人和事，都是机缘。

记者：您所认识的王云五、叶恭绰两位先生是怎样的？请谈谈您对他们的评价。

饶宗颐：我很幸运，来到香港就结识了两个人，一个是王云五，一个是叶恭绰。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是大出版家。他让我帮他编辞典，编写词条；叶恭绰是北洋名士，政、学两界都如鱼得水。他请我帮他做《全清词钞》。因此我读了很多书，接触到很多善本、孤本，这对我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基础，起到了很大作用。

还有，叶老是第一个提倡敦煌学的人，这一点也影响到我。

 

为“孤独”所成就

记者：您一向潜心于学问，研究兴趣甚广，在学术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在治学上，您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饶宗颐：我一向以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研究问题时往往都从纵横两方面入手，纵是贯通历史的发展，横是旁及相关的范畴。我认为把历史机械地切断来孤立研究室不行的，而将文、史、哲、艺术等硬性分家亦是不通的。我的研究兴趣较为广泛，与这一看法有很大关系。

记者：除了学术研究，您在诗词、书画和古琴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种能在几个不同领域自如切换，且都颇有建树的“功夫”，又是如何练就的？

饶宗颐：我的确有一个经验，就是学与艺是互相为用的。学是知识的积累，艺是某种知识的自我体会；学，达到某种程度后，对于艺，自然有所推进。学养好像泥土，创作的成果要靠它来培养的。

记者：所以您说自己是中华文化海洋里的“两栖动物”？

饶宗颐：我的一天，上午可能生活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说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寻找着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天地。越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有人觉得这种切换很难，我倒觉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的父亲对清儒很感兴趣，受他的影响，孙诒让、顾炎武这两位清代大儒对我的读书和治学也影响颇深。我觉得清代朴学（清乾隆、嘉庆年间的一种以考据为主要内容的思潮）的“积微”传统很有道理，他们讲究“证据周遍”，这和我们常说的“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是一个道理，是治学之根本。这是铁杵磨针的功夫，只有掌握了足够充分的原始文献资料，做出的学问才扎实可靠。

记者：所以您的每一项研究都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完成？

饶宗颐：做学问是长期性的工作。如果只用一两年的时间就以为可以把问题研究得透彻，难免引起浅薄之识。我的每项研究，酝酿期都是很长的，在酝酿期间不断采集资料，反复检讨所搜集到的材料。我相信做学问只是一个过程，我们纵然有所发现，仍要不断钻研，希望能够不断超越自己过去的成就，并能有更新的发现。所以虚心是很重要的。知道有不及或不足之处，就是扔有东西可以得到。通过不断进取，才能逐渐充实。学问总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如果总是排斥他人，结果就是不能从他人处得益了。

记者：您曾说，世界上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是在孤独中进行着创造。您自己似乎也是一个“孤独”的人，且为这种“孤独”所成就，是这样吗？

饶宗颐：我的这种气质自小就很明显。我很少有小伙伴，喜欢一个人待在藏书楼里翻阅古籍，一翻就是一整天。父亲有时会提醒我出去走走，但我对玩耍不感兴趣。我对这个孤独是喜欢的，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心里天马行空。做学问需要这种全身心的融入，不为外界所打扰。

记者：您多次提到过，要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学术。但当今社会不少人急功近利，太多的人受困于物欲与功名，沉不下心来做学问，您怎么看这样的环境与现象？

饶宗颐：我特别喜欢一句话，“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里的“万古不磨”，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中流”意指在水的中央、大潮之中，说明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自在”是佛教的话，就是要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和自在之心。我们说，要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要立足学术主流，追求博大而深远的大智慧。这是一种境界。

现在的人，太困于物欲，其实原因在人们自身。我常说“天人互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我们要向古人学习生存的智慧。

记者：国学能成为治疗“现代病”的特效药吗？

饶宗颐：我更愿意称之为“华学”。我主编有一本《华学》集刊，就是想使海内外华人广泛认同中华思想和学术文化。它可能不会立竿见影，但终究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人。

记者：您说21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时代，“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您是怎样理解的？

饶宗颐：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现在都在说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