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届九旬的军旅作家徐怀中推出了长篇新作《牵风记》，作品首发于《人民文学》，此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牵风记》的腹稿出现在徐怀中的脑海里是1962年，这个关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故事一部分来自于作者的亲身经历。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和山东展开重点进攻，统帅部决定刘邓野战军从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区，威逼国民党军队回撤。这是解放战争中最富有华彩的一章，那时候徐怀中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做美术组长，跟着野战军到了大别山。“然后把我们这些文艺团体全部分散下去做地方工作，这叫做‘麻雀满天飞’，我被分到一个乡里做武工队队长，直到1948年秋天，当地的政权初步建立起来，我们这些文艺团体才收回来。”

“我决心回到小说创作规律上来”

当年徐怀中刚满18岁，挺进大别山的经历让他从年轻人转变为一名成熟的军人。在这个念头的催动下，他很早就想写一本书，把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过程记录下来。“1962年我请假出来，住在西山八大处，那时候作家协会给作家写作的地方是一座庙，叫秘魔崖。我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其间没回过家，想尽快把小说完成。”1962年，徐怀中被分配到一个反空降部队担任前线报道工作，回到北京后因为各种外界原因，这个创作计划就搁置下来。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他的写作观念也经历了解冻的过程。他说：“过去的口号化、概念化的方法对我的影响很深，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我彻底清理了这些思想。稿子被搁置，我一开始觉得很可惜，毕竟费了很大力气，后来就想开了，再写的时候已经跟那时候的设想完全不同了。”

徐怀中谈到，战争结束几十年后重新叙述时，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本质性的转变。他要彻底回到文学创作自身固有的规律上来，就好像一条河，干涸了，断流了，只有回到三江源头去找到活命之水。“我决心回到小说创作规律上来，跟过去那种概念化、政治化的方法划清界限。有人说，写小说当然要按照写小说的规律，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个观念就像是曲水流觞一样，只能在规定的河道里流淌，多少年才找到了出口。”1962年的《牵风记》初稿是正面反映刘邓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而之后的版本则改为主要表现三个人物，突出典型，其他一切都选择从略。在这部作品里，不仅整个战争成了背景，甚至连刘伯承将军的名字也被隐去，用“一号”代替。

文学作品应渗透着自然审美的意识

在徐怀中眼中，《牵风记》一共有三种含义。首先，“牵风”牵的是战略进攻之风，因为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是他所在的二野全体战士的骄傲。二是虽然后来不再正面写战略行动，而只是化作淡淡的战争背景，但他还是把这个题目留下来。最后，《牵风记》还隐含着牵“国风”之风的含义。《毛诗序》开篇即写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牵风记》虽然写的是战争，却以齐竞和汪可逾的爱情作为主线，寓历史之风于情感变化之中。

退休后，徐怀中读了一些自然哲学的书籍，生发出关于人类社会要向何处去的思考。在他看来，科学要无止境地向前走，但是人类要想生存下去，精神境界应该是向后的，应该返回到世界的本原。“未来就在于返回。对个人而言，人类应该满足恬淡的生活，而不是更多的物质。”徐怀中谈到，读《诗经》的时候，会感慨那时民风淳朴。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会不自觉地带到小说里，将这种哲理性的要求自然地融入到创作过程中。

体现在创作《牵风记》的过程中，就是作者在美学态度上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这部小说是他在观念转变后回到艺术自身规律和美感的一次探索，用战争的残酷来凸显出人性的美好与浪漫，“将聚光灯投向个体，而不是群像”；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他要求去除不必要的修饰，“我觉得审美直觉是先天的，人都有追求美、感受美的能力，对事物的每次观察都会有和谐或不和谐的感觉。文学作品中应该是渗透着审美的意识，成为一种自然的色调，是单纯的，不附加任何复杂因素的。”

在小说中，徐怀中借汪可逾之口多次谈到了对古琴“空弦音”的喜爱，这是他老年后增添的爱好，缘起则是老伴于增湘女士。在陪老伴学古琴的过程中，他也旁听了许多次课，还专门阅读了一些古琴理论的书籍。“古人说任何事物都是在改变的，只有声音不会改变。古琴保留的是几千年前的声音，汪可逾就希望能够听到最初的中国古代第一个琴的第一个音。听古琴的感觉跟我这篇小说的想法是很契合的。就像空弦音是从古琴的那头到这头，中间没有隔的，是无限远。今天很少有文字能做到像古琴那样，用一个单音就产生丰富的余韵，让读者听不完、享受不够。”在这方面，徐怀中表示仍然崇拜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人》，用短短9万字就写尽了人性之美对战争力量的超越。“我觉得多少作家几百万字的长篇巨制都不能望其项背，我也要求自己的作品要精粹，但是还做不到。”

《牵风记》中的那些人

除了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外，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赴越南采访的素材也被融合到了《牵风记》的创作里，比如汪可逾和曹水儿躲在地道里的情节就跟这段经历有关。当时作者作为中国作家记者代表团的领队，从金边入境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战地采访4个多月，在美军B52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下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任务。“美军的扫荡比我在抗日战争中间经历的日本人的扫荡要厉害得多，我钻到地道里，呼吸不过来，觉得简直要死了。”徐怀中当时采访过一个越南共产党员，美军和南越伪政权修了一个战略村，把老百姓集中在铁丝网和碉堡群里，想派人进去做思想工作非常困难，这个年轻党员就找了一个汽油桶埋在地下，在桶盖上铺了杂草和土做伪装，白天躲在桶里，晚上才能潜入村里做群众工作。

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转折就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发生的。《牵风记》中主要塑造了三个人、一匹马的形象，三个人分别是齐竞、汪可逾和曹水儿，马是齐竞的坐骑“滩枣”，徐怀中分别讲述了这几个形象的典型性。

“齐竞这个人不是一开始就设想得这么完整。他的形象是在写的过程中越来越鲜明起来。齐竞毫无疑问是位值得人们赞扬的指挥员，没有这么一批军事指挥员，你很难想象人民解放军能够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大军。齐竞是非常强势的，从来不担任副职，但并不是他自己争取，而是客观上形成了这样的现实。他的能力一经展示，就必然得到超级别的使用。这种精英知识分子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因为他本性就具有竞争的意识，先天就有很强烈的攻略防御意识，在他灵魂深处则演化成了占有欲。人都是复杂的，他要笼罩别人，这就是他人性的另一面。

“因为我多年一直在军队文艺团体工作，女同志比较多。那时候参加革命的女同志都很年轻，我们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带着一批冀鲁豫建国学院的女学生。她们什么都不懂，来了这儿晕头转向的，一路上都是我们照顾她们，过河的时候要架着过去，到了地方就累趴下了，我们还要去做饭、烧水、洗脚。有很多知识青年从大后方跑到延安来，百鸟朝凤一样。我在太行山中学读了5年，熟悉的就有三个从北平来的女同学。下了太行山，从新四军来的女同志就更多了。接触战争中间的女性多了，她们在战争中间的特定表现不需要专门的观察，就形成了自然的印象，糅合形成了汪可逾这么个角色。在小说里我写到，汪可逾这个人物的命运可能跟她的姓氏有关系，‘汪’字在《辞海》里的解释是‘汪然平静，寂然澄清’。有些女同志，她们的眼睛很单纯，一眼就能望到底，就像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就是我在小说最后《银杏碑》里写的几句话：汪可逾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平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我觉得人的一生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在大别山我们有7个女同志被俘虏，回来后有各种议论，有些人居然就开始风言风语。她们一开始只是哭，但听说让她们回到那个区里参加工作，她们居然重新高兴起来，因为再让她们去工作是组织上的信任。经历了战争的残害，她们却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

“曹水儿这个人，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来说，是不够格的，在严肃的军纪面前露出了原形。但作为个体生命，他维护了自己的率真，维护了自己无拘无束的自由性格，直到子弹打穿了他的背部，他还是不改生命的姿态。这三个角色都有悲剧性的死亡，又是美学意义上的死亡。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悲剧写的是比一般人好的人，喜剧写的是比一般人差的人’。即便是曹水儿这个角色，他的率真、违反军纪似乎是跟普通人没有差别，但这又是个身怀绝技的人，是名优秀的战士。”

军马“滩枣”这个角色是个很有特点的创造，在徐怀中看来，人们经常说天地人三才，其中的人应该作为广义的生命来解释，也包括动物和植物，一匹马，一只灰鸽，或是一株蒲公英，都有各自的生命。谈到这匹马的原型，他说：“我们单位有一匹老马，行军的时候负责驮我们的行李。写到战争不可能离开马，自古以来的战争就是由人和马一起参加的。成吉思汗仅仅用5万铁骑踏遍欧洲。那时候打仗看一个国家的军力就是看它有多少匹马。我对马有天然的憧憬，觉得马是高贵的。它高昂着头颅，非常英俊，所有世界上的动物，狮子也好，猎豹也好，它们快速奔跑都是为了捕猎，只有马是自由地奔跑。但是自从发明了马嚼子，它就被人类所统御。本来它在大地和荒原上自由地奔跑，人类多少年来一直依靠马的速度来控制战争。人类没有资格说人是万物之灵，和动物、植物相比，只是各有各的不同。”

在这三人一马的形象中，最重要的又非汪可逾莫属。孙犁在战争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给徐怀中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些农村中性格很泼辣的女性。他觉得，战争和女性本来是不相容的，“但是我们挺进大别山时，她们除非怀孕了，否则都参加了战争。在这一场战争中间，她们经受了比一般的男同志更严酷的考验。所以，如果你写战争，女性本身的特性就跟战争形成了反差。”

汪可逾的形象更是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小说从回忆一张集体照开始，驻足在照片前的人在向读者发问：为什么每次观看这张照片时，目光首先接触到的总是汪可逾的笑脸？徐怀中解释道：“这个形象最初跳到我脑海里，我觉得要沿着它往下写，这就为我的小说定了调。从这个开头，我就想到了这个悲剧的结局——汪可逾把自己腹腔清理得干干净净，一丝不挂地离开人世。这个女孩子每见到一个人就说‘你好’，可直到牺牲也没有人跟她说过一句‘你好’。这些细节可能读者不会注意，只有几行，但我在描写时情绪很饱满。”他还谈到，几十年来齐竞都没能理解他深爱的这个女性，直到他晚年发现了一本没有封面的书，里面有关于“纸团儿”（汪可逾的小名）的记述，他才恍然大悟，决心用安乐死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在他看来，早一天结束生命才能早一天接近汪可逾。

齐竞和汪可逾的爱情令人感叹，他们因为战争走到一起，又因为战争而分开。“如果汪可逾不是为了保护古琴，她就跳上了船到延安去，她的人生也就完全不同。但是她留在了黄河的这边，认识了齐竞。”徐怀中觉得齐竞这个角色一直对自己没有清醒的省视，总认为自己是很完整的，在汪可逾面前他才认清了自己。虽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他们各自对对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汪可逾被俘后，他还是克制不住内心的传统情结，想要获得对方违心的承认，这才激怒了汪可逾，她说：“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可能没有那次一起打草鞋的机会，他就不会问，但是他问了，“这就是命运，一瞬间他就错过了。”

围绕汪可逾的微笑，徐怀中也谈到了自己对于文学与镜头语言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说，小说应该是生机盎然的，像是一片草地般郁郁葱葱。如果写得不好，就可能是一块防雨布，虽然也是绿颜色，但是没有生机。作品里要有大量的生活细节，特别是战场上的细节，这样才能征服读者，才能让观众觉得是立体的，而不是哲理概念的演绎。这些具体丰富的细节就必然地是赋予视觉的，它的视觉必然是很强烈的。“所以我写每一个视觉形象都尽可能写得很细，细到让读者产生兴趣，自然就立体化，自然就视觉化。但是改编影视的话，我觉得又很困难。很多在文字上是婉转的，可能改编后读者就没法感受到了。尽管我努力让文字在视觉上有冲击力，但是我不敢想象这就能很成功地改编成影视，影视也有影视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