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

中华读书报：《在旷野里》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柳青研究无疑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史料价值。您如何评价这部作品？

施战军：首先我要代表《人民文学》杂志社和读者感谢柳青的家人，没有他们的保藏、整理和对刊发的支持，就没有《在旷野里》的面世。《在旷野里》写在《创业史》之前，虽是未完成稿，但作品叙事相对完整，表现出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高超把握，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审美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火热生活的小说杰作。

作品的时间背景是1951年7月初的盛夏时节，地点是陕西渭河平原某县，故事围绕正在发生的棉蚜虫害这一核心情节展开。刚刚到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是主要典型人物，副书记、县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团委青年干部、几位区负责人、公安局局长和群众中的生产能手等，都性格鲜明，各自带着时代与经历的烙印。在生动的细节中，格局视野、思想观念、工作方式、队伍团结，特别是基层干部在心理、情感、家庭等一系列难题的破解上，都实事求是、血肉丰满，有根有据地生长着互相关联的大故事，令人过目难忘。作品对方言的适量自如运用和对情境的出色描写，使个人与家国、本地与大地浑然一体，把乡村在历史巨变中的人情物理活色生香、准确优美地演绎了出来。

柳青确实是伟大的作家，从构思到下笔都能感受到作家的家国情怀、时代敏感、扎实准备和丰厚学养。没有《在旷野里》全新的发现式创作，就没有《创业史》的全心的纵深式叙写。它的文学史意义是毋庸置疑和无需多言的。柳青令人敬佩的创作精神、创作态度是更宝贵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者需要认认真真学柳青，向时代生活问道，向人民群众取经，向丰饶大地倾心。

20世纪60年代柳青与乡亲们在一起（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协助）

中华读书报：新媒体时代了解和熟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情况都非常便捷，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深入生活在今天不成为问题。能否结合《在旷野里》谈谈您所理解的“深入生活”？我们是否需要对“深入生活”有一个新的认识？

施战军：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柳青小说里，没有抽象的符号，形象、世情、智慧与苦乐悲欢都来自人民生活。1943年他在米脂县印斗区三乡担任文书的经历，是他写农村、农民、农业，写社会进程的生活基础，也是在此时他步入了志向成型期。1947年完稿的《种谷记》和1951年完稿的《铜墙铁壁》，以深入群众为方法，一个写农村互助合作，一个写粮站运粮支前， “群众”的力量和形象得到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展现。《在旷野里》就是从具体农事、乡村情态和工作实践里来的，柳青在陕西省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后，让他的经历具有了比1949年前更开阔也更新鲜的识见与实践，《在旷野里》伸展了视野增加了维度，是柳青创作走向成熟和丰富的标志。

在即将开始创作《在旷野里》的时候，柳青在《人民文学》1952年第6期发表《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一文，他在文中说：“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什么？柳青心里既有蓝图，又有实情，更有责任，因此才有难题和担忧，他沉浸到生活中、交融到群众中汲取灵感源泉,生长创作力量。土地里生出来的文字是有力量的，闭门造车的虚构是写不出来质实而真切的文字的。茅盾、丁玲等都写过国民党统治时期关于丰收成灾农村破产的作品，给旧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命运做了典型性的概括。进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历史时期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的情况？共产党人怎样和乡亲们一道往前走，对得起人民、跟得上时代？那时的情形就是《在旷野里》作为题记引用的毛主席的话——“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新中国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必须去熟悉，不太懂的必须去懂得，心怀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国之大者”，柳青赤子般地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在农村扎下了根。如果说有“新的认识”，那就是，学柳青要从本质和品质、信心和信念上学起，柳青的“一切归根于生活”的经验永不过时，“深入生活”没有别的法门，就是要怀着赤子初心扎根人民。

2024年第1期《人民文学》封面及内页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柳青能够在时代巨变写出这样既有壮阔而复杂的历史画卷又有细腻的生活细节的作品？

施战军：柳青的实和细，是有抓手的，他不会以无用散漫的细节堆砌情节，又因为胸有根本而一定会注重乡村发展本质需求和农民本心向往的物事标识。熟悉柳青作品的人都知道，柳青的作品总是跟农作物有密切关联，集体种谷、保粮支前、棉花灭虫、梁生宝买稻种……即便是《狠透铁》的老监察的故事也是从麦子入库这一关键细节进入正题。

与此相关，柳青对历史的前行有富于质感的整体认识。他所有的创作都有这样的特点，一以贯之。《在旷野里》其实就是在把握历史前行的总体视野中，从日常生活着眼，发现矛盾及其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努力转化为积极因素化解难题，实现破题。把历史的重大转型形象化在乡村日常中，洞察实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群众智慧，用生产、生活实际教育引导干部和农民“跟上时代”，是这部作品中蕴含的极为宝贵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精神。对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正视和解决，通过主要人物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分析与实践，把“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和自觉性，用具体的吸引力十足的“人”“事”“情”“势”的融合自然呈现。

柳青的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在旷野里》堪称将人民立场、理想信念文学化、时代化的艺术榜样。这方面，《创业史》与《在旷野里》是一脉相承的。

中华读书报：从《在旷野里》中，还能发现柳青的哪些创作特点？

施战军：无论对人物还是对历史进程的把握，都有柳青独特的发现。柳青的作品中，《在旷野里》整体的调子是清朗客观的，但抒情成分相对于其他作品而言，似乎重了一些，也就是说，柳青没有为了小说的结构和叙述过多考虑抑控情绪的表达，柳青心里有农民、有土地、有使命，他的情感、情怀有着与时代环境相对称的程度。特别是看手稿扫描件的时候，从行文上能感觉到他努力地克制、按捺着情绪的外显。克制着，于是事与情、史与诗依然保持平衡；按捺着，于是他的喜与忧、爱与憎又不能不真切流露。《在旷野里》最精彩的之处是对乡村风物的描绘，他把这样的文字其实看作了故事本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典笔致，并不是景物描写的有意添加。他写乡村夜晚的声音、气氛，忘情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那份灵性的发达。读的时候你能领会到作家对生活、对土地多么热爱、多么珍爱，才能那么自然地写出这样安静又充满大地生机的句子，这些风物描写和所有故事浑然一体，乡村之美、家国之恋、理想之境就是这样在柳青的心中——在旷野里。

处在历史巨变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人在心理、情感、社会适应性上出现的难题，柳青无疑是开阔的现实主义作家，但这方面又显现了他的内视之眼。朱明山面对现实时不仅仅是乐观的，也有惶惑、担忧，这类生活里的某些深在迹象，柳青敏锐而且准确地观察到了把握住了，有界限的自忖、知戒惧的愧意，不仅使人物形象更立体，也让作品在不觉中带有了现代感。

柳青的作品中，有关怀，有警觉，还有环保悟性。柳青在创作中不自觉地形成了超前的理念。比如要开展治虫工作，植棉能手蔡治良创造性地发现肥皂和石碱也能杀虫，用烟叶加辣子加水熬制也可以当作农药，得到了朱明山的大力肯定。——与其说这是意识“超前”，不如说在新时代，我们才更清晰地认知民族智慧的深厚根底，中国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劳动智慧中积累着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群众基础。

中华读书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实施以来，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相比之下，新时代的作家作品还有哪些不足或欠缺？

施战军：如何表达对大地山川和老百姓的感情，柳青为当代作家树立了标杆。短时间内浮皮潦草的采访是无法开阔也无法深刻的。有些时候，作家的脑子里对乡村的认识已形成先验的固化框架，先入为主，更丰富的东西必然就被屏蔽掉了。如果没有沉浸进到老百姓的日子里，还停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乡村的印象中不肯更新，写乡村更多的是写权力、写愚昧、写凶蛮，基本上看不到庄稼、农具、劳动场景更谈不上文化心思，因为这是臆想而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情节，最后形成的作品当然会结构相似、故事重复、人物虚假，如此写来写去，有读者才是怪事。

新时代乡村，在城镇化融合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大粮食观、科技应用、新乡村治理模式等等让乡村从权力结构到生产生活、产业创业方式都有了新的特点，我们应该像柳青那样，对大地上的苗木知情，做百姓的亲人家人，写出富藏着的时代本质、生活底细、人物活体。

柳青的创作精神是带着真情、带着责任面对土地、乡村、时代的，他的故事是那么丰富，那么一派天然、自然而然。现代文学巨匠茅盾以《春蚕》等名作超越“国民性”的概念设定，从桑蚕农事入手写乡村生存悲剧；当代文学楷模柳青以《在旷野里》探索新的使命对不适应时代的观念的纠正之法，从棉花地的农事反映乡村巨变路程。

“两个计划”列入了宣传文化系统工作要点，是中国作协的重点工作。它不是随便设想出来的，是从创作实际需要得来的，是调研出来的，是文化和文学民意的体现。

以劳动奋斗做底，以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怀，真实的、有力量的时代表达——我们就是要呼唤新时代的柳青、周立波，呼唤富有这个时代精神气象的精品力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点作品是有这种追求的。

柳青《在旷野里》手稿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今天的作家如何学习柳青？当代作家如何更好地学习柳青的文学精神？

施战军：总书记说：“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他那么接地气，那么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柳青是作家，今天的作家更应该学柳青。

读柳青的作品，很容易被代入、被感染。农村、土地、百姓的日子怎么样，他一直念念不忘，甚至带着忧心进入生活，他的写作自然带着感情，又真实、内敛，所有旨归都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日子好、国家好才是最美的光景。这种力量在柳青的笔下是流淌出来的。所以读他的作品总能被感动、得共鸣。

柳青依然是、今天尤其是我们的榜样作家。他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得来；他的故事从“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中生发。柳青对作家使命和历史运行的关系的把握，为什么那么恰当和踏实？那是信仰之力的推动，是人民情怀的投射。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真心尊敬，更需要我们从这个根本的创作理念上去认识、体会和学习。

柳青的文学精神和新时代作家可以构成的对话包括方方面面，历史在不断运行，作家面对的时代不一样，文学创作面对时代和人民如何书写？柳青在那时候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今天也难以超越。柳青的创作精神，对今天的作家而言是有益而且是及时的对照。

中华读书报：《在旷野里》的刊发，必然会推动文学史研究，也有利于再度审视柳青对于中国文坛和当代文学的意义。柳青的创作理念和《人民文学》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刊方针也是完全一致的。

施战军：是的。我们常常对某一个阶段横切面上的文学作品做相互比较，其实意义不大，更多地应该从文学史来看，有清醒的历史意识才能认清现实的坐标。柳青是个能直接读英、俄、西等语种外文原著的人，共产党人的信仰、传统人格修养和对世界经典文学的涉猎，让他对历史、时代、世情、人心的观察一直保持敏锐性、包容性、开拓性、引领性。今天从柳青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我们不如柳青的地方，也要找到新时代走上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作家独有的优势，从题材、主题的开阔度特别是写作艺术的真切度方面，写出这个时代的史诗性作品，首先得找到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切入点、融合点、生发点。对文学来说，史诗不是大事年表也不是观念陈述，人民中心、时代风云、历史价值都经由文学性来实现，诗性建构的完成度是其呈现得当与否、魅力长久与否的决定因素。

身到田野一线，心入百姓生活，情融人民向往。这也是柳青那么珍爱乡村之美、能够那么自然地写出大地生机的来由。在写2024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卷首语时，我有些激动，说“文学史会记载、评述这部《在旷野里》”，又说“新时代会欢迎、研思这部《在旷野里》”。我们的研思，就是为了真诚地跟柳青对话，从这部杰作、从柳青的整体创作中，聆听召唤，获取营养，得到启示；用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用最踏实的深入生活，用真心真情凝聚的文学劳动，开辟我们抒写新时代新史诗的广阔道路。

 

在旷野里（节选）

柳青/文

三

位置在大平原上成千个稠密的村庄中间，一个小县城除了一两条小街和街面上多有几座瓦房和铺面，它和朱明山在解放战争中经常宿营的那些土围墙里的大堡子也没什么大差别。朱明山和青年团县工委的副书记李瑛——在路上谈话中知道——跟着推行李的手车进了离车站二里多的县城，拐过三两个弯，就到原①坡底下的一片树丛里的县委会了。

县委会刚开了晚饭。朱明山立刻同许多带着陕北口音和带着关中口音的干部见了面。拥在他面前很多的笑脸，问候啊、介绍啊、握手啊——这样急促，以至于除过在陕北就惯熟的、听说是新近由组织部长提成副书记的赵振国，朱明山相信紧接着让他再来叫出他们的名字或职务就很困难了。可是这没关系，他会和他们混得很熟；他从他们的笑脸上感觉到他们是欢迎他、需要他的。同时，他从他们的眼光上感觉到他们在观察他是怎样一个领导者。

脸上刻着记录自己所经过的困苦的一条条皱纹、像多数山地农民一样驼着背的赵振国，给书记的到来乐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张罗着叫管理员另准备饭，叫通信员打洗脸水、泡茶，就拉朱明山先到他屋里休息。

朱明山连忙伸出一只手叫什么都不要动，大家照旧吃饭。说着，他自己就走到摆在院里的一张桌子前，取了碗筷，盛了饭，回到赵振国的那一滩滩就地席跟前蹲下来吃饭了。很多滩滩的饭场里，有人翘起下巴或扭过头来看他一眼，然后意味深长地抿嘴笑笑或互相点点头。当新来的县委书记和他同席的人谈起话来的时候，饭场上的谈笑声重新普遍起来了。

朱明山到桌子上去盛第二碗饭的时候，听见李瑛小声地给她同席的人说：“可朴素啦。准备从车站往城里扛行李……”

“李瑛同志，你在背后议论旁人的什么？”朱明山盛了饭，转身笑说。

李瑛对她的同伴伸伸舌头，随即勇敢地站起来，带着女性的羞赧说：“朱书记，我当成你那小皮箱里有金子，那么点那么沉……”

“没金子，可是有比金子更贵重的东西。”

“啥？”

“书。”

饭场里一片微笑的脸。朱明山走回他的原位，就觉得和大家开始熟了。

饭后，他把他的组织关系和介绍信给副书记交给组织部。记着冯德麟告诉他的关于团结的话，他就提议到县政府去转一转。县委在家的几个主要干部和他一块儿到了拐过一个街口的县政府，梁县长刚起身到离城八里的县农场去了，根据他的习惯可能晚上不回来。秘书要打电话，朱明山叫不要打。他们又和县政府两三个科长一块儿出了城，在城外清水河里洗了个半身澡，又沿着河边的树荫绕了个大圈，从另一个城门进来，天已经黑了。

朱明山和赵振国转着把县委会所有的地方包括他的房子看了看，就在院子里乘凉。他们把裤子卷得像短裤一样，光穿个汗背心，抽烟、喝茶、谈话。

这是农村里迷人的夏夜——没有耀眼的电灯，月牙和繁星从蓝天上透过树丛，把它们淡淡的光芒投射到模糊的瓦房上和有两片竹林子的院落里。四外幽雅得很，街巷里听不见成双结伙的夜游人的喧闹，水渠在大门外的街旁无声地流过去，各种爱叫的昆虫快活地聒噪，混合着什么高处宣传员用传话筒向在打麦场上乘凉的居民报告最近的新闻……

一个人从嘈杂炎热的都市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不要说他已经看见了今后一个时期要和他共同工作的许多人，光光这个新的生活环境，也可以使他一夜不瞌睡。朱明山喝着茶，看见黑黝黝的山峰压在南边一排房顶上，仿佛秦岭就在院子外边。

“这里到山根底下有多远？”

“到最近的一个山口子四十里，”赵振国放下茶杯，开始给书记介绍总的情况，“这是个南北长条子县。城南七个区，城北八个区，四个区在渭河以北。城北主要是产棉区，城南原上的三个区是产麦区，溜南山根的四个区因为山里流出来的几条河，有一部分稻田……”

赵振国说着，转动着瘦长的身子，在黑夜里指给对方看那些区的方位。朱明山留心地听着，自他担负起各种性质的领导职务以来，从不愿在一些最简单的基本情况上重复地问人。当他听到这个县还有一部分稻田的时候，立刻感觉到这对他是种完全新的东西。

“稻田很多吗？”

“多是不多，”赵振国见书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谈兴更大地说，“这里的群众可有个特点，不要看他们一年种两茬庄稼，庄稼的样数可没咱陕北多；他们又从主要的里头抓主要的，把大部分本钱和工夫都纳上去了……”

“这就是说，一茬主要的庄稼瞎了，生活就成大问题了？”朱明山充满兴趣地接应着。他坐在躺椅上，身体却朝前倾着，两手捧着一个茶杯，在黑夜里探头注视着副书记。

“对，”赵振国咽了一大口茶，兴致勃勃说，“不像陕北说的，坡里不收洼里收。”

朱明山连连点着头，说：“我们做工作就要抓住这种特点。你到这里就在县上吧？”

“不啊，乍解放那阵在区上，”赵振国好像对自己的经历很生疏似的回忆着，伸出手用指头计算着，“我看：剿匪、减租、反霸，反霸以后才到县上。”

“到县上就做组织工作？”

“名义上是组织部副部长，实际上搞了三期土改训练班。”

“那你对老区干部和新区干部都摸得很熟啊！”朱明山高兴得眼里闪着光。

“熟顶甚？”赵振国谈起他个人的问题，渐渐显出了苦恼的样子，“熟也是老婆婆的家务账，又没个头绪。咱在陕北一个县上当区委书记，你又不是摸不着我的底子。土改以前没指望，土改以后我倒抓得紧，给地委一连打了几回报告，要求学习，结果常书记倒给调走了。我看我大约要不大不小犯上个错误，才能离开这达……”

①“原”字手稿中写为“塬”。《现代汉语词典》对“塬”的解释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陕西关中地区的一种地貌形态“原”，与词典中的解释大致相似，它是高出于河川平原的顶部总体平坦的台状高地，这样的地貌形态当地就称为“原”，写作“原”，如“白鹿原”的“原”，不写为“塬”。故将手稿中的“塬”字皆改为“原”。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