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立冬。陈年喜发来旅途中刚刚找人给自己拍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看起来状态不错。

在此之前的深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采访了陈年喜。这次采访中，他谈到自己为何热爱写作，写作与自己生命的关系。他提到，对自己而言，生活第一，文学主要是一种生命的陪伴，诗歌就好比是他的药。他的尘肺病，到冬天通常会严重一些，要特别小心不要感冒。谈到未来的写作计划，他说没有特别具体的规划，就是走着、活着、写着。

“诗是人间的药，它就是我的药”

记者：你不止一次讲过“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这句话怎么理解？你坚持写作这些年，一直想说的核心是什么？

陈年喜：因为经历得太多，淤积得太多，水满则溢，就有太多的话要说，而现实中，我几乎是一个失语之人，所以文字是好的表达方式。我不是强说愁，是真愁。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另一种生活，另一群人，是被时代的光亮忽略的部分。光亮与黯淡彼此永恒，其实我们每个人也在其中，都无例外。我写的是我的所经所见，甚至是我个人的命运和生活，芸芸众生的罗生门。而谁来听，当然是每一个人，我所写者，与每个人都有关。

记者：你从1990年开始诗歌创作，到2019年首部诗集《炸裂志》出版，中间经历了差不多30年，有过放弃或者想过放弃吗？

陈年喜：这30年里，写得断断续续，写到后来，也没想着靠诗歌获得什么，对命运早已接受，就剩一种内在的需求，排解生活。写作阅读，到后来成了生活的一味安慰剂。人说诗是人间的药，它就是我的药。

记者：从相当长一段时期一个人默默地写作，到现在被关注，这种成名和被关注对你的创作和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陈年喜：成名和被关注，是必然，也是偶然，我只是幸运者。这种关注催促着我往前走，大家希望看见更丰富的我、名实相符的我，对我也是一种压力。各种活动，各种交流，并非我所愿，也并不是我能掌控，但人生和文学都是一场场相见，那就相见吧。

记者：之前有采访你也提到，成名以后，一些朋友疏远了，是这样吗？

陈年喜：人一辈子就是一场孤独的远行，热闹只在身外，相伴多为偶然。人在各自的命运和生活里远行，有时相交，有时分开，这是必然，也是常态。

记者：近些年，媒体和社会上有一些对你的评价，例如“乡村知识分子”“游民知识分子”“用生命写作第一人”。你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陈年喜：的确有太多的评价，有些拔得很高，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为生活奔忙，不得安宁，只是生活和命运给了我一些想法，都是一些常识。知识分子本身灵魂里都是游民，常能置身众外，有一些看见发现。我远远不够。

记者：今年你出版了新书《峡河西流去》，能感觉到这是你写作方面的又一次转型。

陈年喜：人生和生活在转场，写作也得转型，过去的生活已经写过，新的生活也在打开我。故乡是永恒的主题，所有的作家其实都在写故乡。人生走到天边，也是在回家，我想说出人的来路和去处，人的微小和挣扎，生死悲欣。

“生活第一，文学是一种陪伴”

记者：对一些想写作但难于开始或刚开始写作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陈年喜：不要把文学想得太复杂，也不要把理想放得太大，不要想成名成家甚至不朽，就当是一种爱好、一种陪伴，量力而行，随性随情，走着走着，可能就走远了。

记者：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喜欢文学写作，但是因为现实生活的压力，会顾不上精神生活，往往会把文学感觉、写作弄丢了。

陈年喜：的确有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和文学分道扬镳了，包括很有才华的人。我之所以一直在，是因为我别无所长，别无所托，但文学和生活我一直分得很清，生活永远第一。对于我，文学主要是一种生命的陪伴。

记者：你曾说自己“全是凭感觉写”，但实际上你的作品有很好的文学性。你的写作是经过怎样的自觉锤炼？

陈年喜：我总是发现，别人的写作经验对于我并无实用性。因为面对的题材、被描写对象很不同，很难模仿。我一般会按事件和生活的本身逻辑走，当然也会有一些设计、布局，为的是让作品更有张力一些。其实我没有天赋，很笨拙，天性使然。我写得小，也写得少。

记者：在节目《十三邀》中，看到你咳嗽比较严重。现在你的身体怎么样？关于写作和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和愿望？

陈年喜：因为我有尘肺病，所以到了冬天总是咳嗽。我身体目前还行，就是不敢感冒了。我住在陕西老家，因为没有工作，目前是自由之身。写作和未来也没有太多规划，走着，活着，写着。

人物简介

陈年喜，生于1970年，陕西商洛市丹凤县人。常年在外打工，写作三十余年。以陈年喜等人为主角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在2015年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16年，陈年喜获得第一届桂冠工人诗人奖。201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炸裂志》，一度脱销，多次加印。之后出版多部诗集、散文、非虚构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