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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学

海中的火神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一个这样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也不知是哪朝哪代,人间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旱灾,大地为之干裂,草木缘此枯败,生灵因而荼炭,人们四处奔走,寻觅水源,祈求上苍降雨沛霖。这其中有一张姓书生,他千里迢迢赶到了东海之滨,希望谒见龙王赐雨,此前他那条村子的乡亲已因干旱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他在海边足足长跪了三天三夜,还是毫无动静。他愤而以巨石为灶,架起大铁锅,煮起了海水。他发誓要将海水煮干,让龙王也尝尝干渴的滋味,更重要的是,他要蒸干海水以便化云降雨。在旁人看来,这是一项多么荒唐疯狂而无济于事的举动。但张生竟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七七四十九日之后,大海里的水还没有干涸,甚至还是老样子,波澜不惊。不过就在这时候,奇迹发生了,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闪电大作,雷声隆隆,风卷平野,接着下起了大雨,持续了七日七夜,大地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机。

很显然这个故事的结尾落入了中国式的套路,但这并不损害它的动人之处――那冲冠的一怒、愤起的一煮。这个“张生煮海”的故事总让我想起那只填海的精卫、那位移山的愚公。在他们身上,在这些传诵不息的故事当中,隐然有种东西一脉相承,亘古不灭。

中国人自古对大海就有一种崇拜之情,以为“海于大地之间为物最巨,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这只要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中国人最敬奉的是龙,而掌管大海的神仙就是龙王。这龙王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威显昭著,主管海上风云雷电、潮汐波涛、海产奇珍、旱涝水溢等,不仅云行雨施,还擅于喷火。这就有点令人奇怪了。在中国人一贯的思维中,水火是互不相容的,“势成水火”意即如此。可是在许多中国的民间传说和故事中,水和火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浑为一体,不为彼此。这其中最广为人熟知的无疑是南海神的故事。

这位南海之神就是祝融。

我一直不解,何以这一位火神竟会成了海神。难道火海火海,火与海之间根本不存在隔阂和距离,它们生来就是个统一体――矛盾对立的统一体?

直到那天,我站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处……



一、

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令国人自豪的遗迹有很多。长城无疑是人们提得最多也是知者最众的。而唯一可以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就是丝绸之路。长城与丝绸之路虽然一样的著名,一样的悠久,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长城是用来防御的,很有点闭关自守的味道,丝绸之路则是为了交通外国,贸易往来,一如开放改革。这两样东西代表了中国的矛盾心态,保守与开放,自强和师夷,如果要做文章,这可以写出两大本厚厚的专著来。不过我这里只想说说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并不是唯一的。有二条,一条在陆上,就是妇孺皆知的从西安出发,经敦煌、葱岭,直抵中西亚的那条。另一条在海上,出发点在广州(古代的扶胥镇南海神庙码头),通达东南亚、西亚和东非,明清时达西欧、美洲,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我想要说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确切地讲是它的起点是南海神庙。

我无意去揭开这一页页尘封的历史。但当我不经意地回首之时,我不禁怦然动了心,我无法不为之动心。



“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是也,之语讹为黄埔。”

黄埔,现代的黄埔,众所周知,是得名于黄埔港。作为南方最大的海港,它在广州甚至整个广东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其作为一个港口蜚声中外,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这里便发了中国南海海上交通之始。其声誉鹊起,是在隋唐之间。

《隋青·礼仪志》记载:“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诏……东海一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经历西汉的萌芽、东汉的促谷、魏晋南北朝的助长,到了隋朝,黄木湾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南方海运的中心。当岭南其他地方还处在“蛮烟瘴雨,毒虫猛兽,险恶风涛”状态,唯闻一颗颗荔枝在熟透后从树上静静地掉下来,叭嗒、叭嗒的,延续着几千年前的乐章,绿树边上,华南虎咆哮终日,芭蕉叶无心作扇之时,一个世界航运史上不朽的名字悄然登场了。而伴随着的是一位海神的诞生。

作为生命发祥地的大海,很早就获得中国人的礼遇。关于四海的观念在中国上古便已形成。《山海经》有“徇于四海”之言,《海外南经》有“六合之间,四海之内”,这个四海与天下同义。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即是如此。所以海向来被君王推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据《礼纪·月令》记载,周时“天子命有司祈四海”。这是最早的关于君王祭四海的记载。此后历代的君王封禅、祭海之风盛行,直至封建皇朝的覆没。

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为表对海神的虔诚,求赐国泰民安,于是下诏祭四海,于广州南海镇建筑南海神庙,并取近巫一人,主持洒扫,庙内多种松柏。这一位之南海之神便是祝融。祝融本是火神,如何竟成了合水火为一的神?这有许多传说。传说一,祝融乃上古帝王,以火施化,号为赤帝。他精通乐理,常于高山演奏,感教黎民。他死后葬于南岳衡山之阳(舜庙南峰),后人为纪念他,就称此峰为祝融峰。传说二,上古帝喾在位时,颛顼的儿子重黎司职“火正”,为民造福,鞠躬尽瘁,帝喾于是赐以“祝融”的封号,意即继续照耀苍生。在以上传说中,因南岳于南海同属南方,故祝融兼掌神权。传说三,黄帝时,祝融为六相之一。帝南巡,迷路于深山,乃派祝融“辨乎南方”,因任司徒。也就是说,南岳衡山是祝融辨别出来的。后来,祝融被封楚地,成为楚国人的始祖。古人认为,南方属火,火之本在水,故祝融合水火为一神。这个火神,楚人的始祖祝融,就这样兼任海神了。传说四,尧帝时期,洪水为患,帝令鲧治理,可九年过去,毫无成效。鲧后来得知天上有“息壤”,能生长不止,积山成堤。他于是设法将它窃到人间,终于堵塞了大水。不料天帝被此举触怒,派火神祝融杀鲧于羽土,夺回了息壤,随后命祝融监视人间治水,让他掌管一方之水的大权。由于祝融属南方之神,所以就合水火为一神,兼任南海之神了。

祝融身兼火水两职,衡阳南岳祝融峰是其真正的宫殿。隋文帝欲祭南海,当然要选择一个供其管理南海的驻地。这个地点最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靠近南海出海口,附近有港口,方便海船出入祭祀;二是周围要有一定的人口,能常有人到庙中顶礼膜拜和供奉管理。最后文帝选定了位于南海之滨珠江口的扶胥镇。古时的扶胥,即黄木湾(今庙头村),离广州城约八十里,面临扶胥江(珠江的一段),东连狮子洋,下接虎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被称为“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是古代出入广州的海路交通要道,经此出海渡洋,可以抵达南海各国。事实上,南海神庙的建立,是与南北朝以来,广州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海上交通贸易频繁有密切关系。当时,中国和西域诸国的交往,除了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外,海上航运在南方口岸也急剧增加。由于海上风云变幻莫测,船商祈求海神保护的愿望也与日俱增,隋文帝下诏修南海神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顺应了当时民间和官府的需要。

到了唐贞观年间,朝廷定下每年祭祀五岳、四渎、四海的制度,并规定广州都督制史为祠官,就近祭南海神。天宝十年,唐玄宗府认为“虚王仪而不用,非崇极之意也”,于是给海神封爵加冕,南海神祝融获号“广利王”,广利即是广招天下财利之意。这个封号与广州在中国海上交通贸易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有极大的关系。有唐一代,中国海运事业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唐时船队从广州出发,经南亚诸国,再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一直至非洲东岸。全线长达一万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航线。它在海路上沟通了亚非两大洲的联系,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往来。海上丝绸之路至此形成。(有人据〈汉书·地理志〉认为秦汉时期便有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今广东徐闻<海康>。魏晋南北朝有了从番禺往东南亚的线路。)

就在南海神庙建立的第五十二个年头。有一批外国人来到了广州。他们是波罗国的使者,刚朝贡唐天子完毕,回程时顺道登庙偈南海神,贡使将从国内带来的两颗波罗树种子种在庙中,却因迷恋庙中秀丽景致,流连忘返,因而误了返程的船。其人于是望江悲泣,并举左手于额前作望海状,希望海船回来载他,后来立化在海边。人们以为是神仙所化,加以厚葬之余,又漆其身加以衣冠,“祀于左廊,一手上加眉际作远瞩状”,封为达奚司空。因为他是波罗国来的,又在庙中植下波罗树,还天天盼望波罗国船回来载他返国,所以村民俗称此塑像为“番鬼望波罗”(在广州人的俚语中,外国人被称为番鬼),神庙也因此被称为“波罗庙”(事见方信孺《南海百咏》)。后人有诗咏达奚司空:“临流斫额思何穷,西光孤帆望眼空。屹立有心归故国,奋飞天翼御长风。忧悲钟鼓愁王膳,束缚衣冠苦汉容。慰尔不须怀心土,皇天雨露自来同。”写得十分贴切动人,入木三分。尤其一句“皇天雨露自来同”更是意味深长。

另一个传说是宋仁宗庆历年间阮遵的记载,说达奚是天竺高僧达摩的季弟,于萧梁普通年间跟从兄长达摩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扶胥登岸,见到南海神庙雄伟非常,遂进庙拜谒。祝融见其身具神通,就极力挽留他在庙中协助管理风云。他尽忠职守,天天在海边巡察海上船只,后立化于海边。人们为纪念于他,塑像立于庙左东侧,并封为达奚司空,俗称“番鬼望波罗”。后人王渔洋也有诗咏:“兄为生佛弟为神,天竺西来剩一身。淡荡风光容貌壮,南无俎豆未曾湮。”

我们并不必去考究到底哪一个故事更切合史实,不过据《新唐书•摩揭它国传》记载:“摩揭它,一曰伽陀。本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自通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显然,“达奚”来华及留种波罗于南海神庙是确有其事的。我惊疑的只是故事里当地土人的盛情与诚意,他们对于一个外国人可以如此礼敬有加,不但在其死后予以厚葬,还立像为纪,更与所崇拜的中国海神供在一起。种族与国界之分似乎丝毫没有混入他们的意念之中。更为匪夷所思的是,在第二个故事中,身为中国海神的祝融竟然邀异国他邦的达奚协同治理海事!其爱才惜贤、容人之量实在让人叹服。在那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论调高涨、内忧外患不断的年代,一个人(一个神)能有这样的胸襟,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唐王朝在广州对外贸易中获利丰厚。可是在中原人士的印象中,岭南一向是个穷疆僻壤、蛮夷之地,这时候朝廷仍然将岭南当作受贬官员的流放发配之地。许多人将梅关驿道视为畏途,更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就说:“蓊郁亡光晦,温暾四气身。云烟蟒蛇气,刀剑鱼鳄鳞。”当长安城中的才子佳人趋于乐原游,洛阳城里的大贾巨宦流连在牡丹丛,皇帝缱绻于华清宫,百姓醉心在长乐坊之时,几千里外的岭南黄木湾,中外樯帆云集,商贾沓来,物宝交驰,极尽一时之盛。泡在华清瑶池里的美女杨玉环此刻唯一想念的是“丹皮雪肉”的美味果品,“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大抵当时中原民众对岭南知道的也就这么多。可以想象那时候朝中文武对任职于岭南是不怎么感兴趣的,从“文明开化”的中原来“闭塞落后”的南方做官,不啻是一种扶贫式的活受罪,多少带有点悲壮色彩。

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第一次正面大碰撞出现在唐代。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建议开辟梅关驿道以沟通南北。此后梅关驿道成为中原移民进入岭南的重要驿站,对于沟通南北经济文化起了转运站的作用。韩愈、苏东坡等人就是由此入粤的。梅关驿道与“九龄风度”也就成了岭南史上的双璧。

“九龄风度”(正直的人格,清淡的风格,富国利民的奉献精神)对岭南的影响显然不少。这并不是说唐代在岭南做官的人很清正廉明,一本正经,两袖清风。在岭南官员史上,能够为人称道的并不多。孔戣是个异数。孔戣是孔子的三十八世孙。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以国子祭酒拜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此后,以国子的祝册“自京师至”,孔戣本着“治人以明、事神以诚”的为政宗旨,亲自供奉宪宗颁发的“祝父”,配备太牢三牲之礼到南海神庙致祭海神。元和十四年夏至,再此前往祭祀,并拨款扩建庙宇。孔戣在广州的政绩较好,惠及民神,其“守节清苦,论仪正平”。大文学家韩愈在《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文中称他“正直方严,中心乐易,祗慎所职,治人以明,事神以诚”。孔戣的功绩不仅在于修葺神庙,更在于吏治。他刚一上任,便“尽除他名之税”,“罢衣食于官之可去者”,减少无谓的开支,让四方之使“以身为帅”,“公藏私畜”,赏罚分明。对于不听法令的“尤无良者”毫不手软,予与诛杀;妥善安置流落岭南的人士,“用其才良”,“廪其无造”。治与德导并行,很快出现“方地数千里,不识盗贼;山行海宿,不择处所”的情状,一时“神人具依”。一个中原人远离钟鸣鼎食的簪缨家族而来岭南为官,而能躬身至此,实在可敬可佩,亦不愧仲尼先祖的仁政之名了。这一位孔刺史后来的命运我不得而知,想来他不久便被调返京城或另择高枝去了,又或者终老于岭南,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论他身在哪里,他的正直、明诚都会紧紧相随,终其一生不会忘失。

关于孔戣,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他曾主持在南海神庙前不远的地方(即现黄埔电厂东侧)开凿了一条运河。运河宽十丈许,经志成围,穗东联围到横窖出东江,全程二十多华里。此运河的开凿,大大缩短了珠江到东江的航程,并减少了风浪干扰之苦,因此河道热闹非凡,长盛不衰。运河的航运价值延续至今,现今仍在为广大船民服务。只不过,若问起杭州的苏堤、白堤,成都的都江堰,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苏东坡、白居易和李冰父子,而提及这一条扶胥古运河,恐怕谁也不知道它和孔戣这个人有什么关系,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运河,因为它连名字也没有。也许我们今后应该称它为孔戣河。同样是为民众造福祉,为什么有些人的名字广为传颂,而许多人的名字却鲜为人知呢?或许是后者不四处张扬,虽然做了好事,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在这种意义是上说讲,无名英雄比有名的烈士更让人尊敬,孔戣也远可爱于白居易们。当然,老百姓们的眼光是雪亮的,谁好谁坏,他们是不会看不到的,所以孔戣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与南海神一样受到铭记。千百年过去了,他的名字依然鲜活动人。

提到孔戣,这里有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韩愈,元和十四年,韩愈因上《谏迎佛骨表》,激怒了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岭南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地方。在元以前,这里一直是贬谪官员的流放之地,像李德裕、李纲、胡铨等人都曾有此遭遇。它又是中原移民南迁的集居地,在秦朝、两汉、两宋、明清,曾有过五次较大的移民潮。第一次移民约在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派任焦、赵佗统率大军南下,设南海、象郡、桂林郡;第二次,汉武帝时派伏波、楼般将军南征,这是中原最大一次移民;第三次,北宋末期,金人攻陷汴京,逃难民众随隆祐太后退往杭州途中,一部分人进入岭南,南宋末期,临安被元人攻陷,大队军民随小皇帝赵昰、赵昺到了广东;第四次,南宋末期的无权无势人民移民到岭南较偏僻地区(即客家);第五次,明末清初,反清抗暴的中原人来到广东西北地区。它还是政敌倾轧中失败势力的最后阵地,南宋和南明最后都是在广东覆亡的。另外,某些有隐逸思想的士人则把这里看作安全地带,例如葛洪和六祖慧能。岭南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无论他们目的何在,哪怕只是匆匆而过,既然来了,就将其看作自己人,甚至供奉庙堂永久地纪念下去。韩愈是其中的一人,他是孔戣的朋友,又同在岭南为官,因此友谊日深。韩愈曾登临南海神庙,但似乎没有留下诗歌,有点奇怪。当孔戣修葺神庙礼成之日,韩愈已调往哀州任刺史。但孔戣仍请韩愈撰文以纪念这一盛事,“退之兄侠骨丹心,文采斐然,一定要帮我写这祭文。”“老朋友开到口,我老韩能不答应么?”韩愈敬重孔戣的为人,欣然命笺,洋洋洒洒千余字,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历史上与王勃《藤王阁序》、范仲淹《岳阳楼记》齐称。韩愈一生为人耿直,曾因上书极论宫市害民,被德宗贬为阳山令,又以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元和中随从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其诗歌风格多样,俊伟奇崛,一如他的为人一样。韩愈在潮州期间清正有为,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恶溪杀鳄”一事,并有《祭鳄鱼文》传世,深得当地人民爱戴,至今犹有韩江、韩山等遗风旧迹,供人追慕凭吊。潮州得称文化古城,韩愈功不可没。

唐代对南海神之所以如此尊崇,是因为广州不仅是岭南的都会,还是海外各国来华贸易的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唐王朝在广州首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获利甚丰。岭南自古以来海上贸易发达,是世界海洋贸易圈的东方中心,另一方面,广东自古以来就有农业商品倾向,商品经济较内地发达,商品意识较内地浓厚。在这种前提下,内陆文化中重农轻商,重名轻利的传统观念在岭南文化中不很重要,相反,注重实效,讲求获利则成为岭南文化的突出特点,人们往往重利而不图虚名,求实而不务实华,夸富而不虑尊卑,从而在价值观念,思维形态上表现初明显的特色,因为趋利,而要讲效率,由讲效益而珍惜时间,要求开放改革。所法所谓“欲我所欲,与人同欲”。广招财利的南海神自然就得到了人们的崇敬,南海神也就成为四海神中位次最尊贵的。



二、

五代十国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也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期。岭南地区建立了南汉国。刘氏王朝荒淫无度,横征暴敛,其经济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海上贸易。因此南海神的尊崇地位不曾动摇过,更在大宝元年被后主刘伥龙袍加身,拜为昭明帝。在中国历史上,位列神仙而被皇帝封为皇帝的事例可谓绝无仅有。于斯,南海神被捧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这预示着他将从神坛慢慢走下来,开始有了人情味。

宋太祖开宝四年,潘美(潘仁美)率宋朝大军南下平定了岭南,南汉国除,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位潘仁美在民间流行的演义评话中是个大奸臣、卖国贼,历史上的潘仁美却是一代名将,曾平定交趾叛乱,一统南方,是开国重臣。至今在珠三角地区仍然流传着“黑龟救援潘将军”的掌故,潘仁美作为保家卫国的英雄,也被封为铁甲将军,供奉在南海神庙之中。开宝六年,宋王朝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同年,修葺南海神庙,希望神佑,“限六蛮于外服;通七郡以来王”。在宋代,海上贸易的丰厚利润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来源。南海神也因此被誉为“海上外交之神”而大受青睐。

有宋一代,祝融被戴上了顶顶桂冠,其显贵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中以“洪圣”王号最为著名。皇佑五年,广源州蛮侬智高作乱,围攻广州城多日不下,后来欲行火攻,突遇大雨,被官军击败。官府认为是南海神显圣助官兵剿盗贼,遂上报朝廷。朝廷大肆襄封南海神,还赐海神夫人为“明顺夫人”。关于这一位明顺夫人,民间并没有什么动人事迹流传下来,但她一样深入民心,今时今日,其受尊崇程度几乎不在南海神之下。从她的塑像金身,我们可以想象她的形象:慈眉善目,一双眸子始终冲淡平和,如同盈盈秋水,怀柔大地,颠倒众生。她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慑人魅力,就像大海无量,一尘不染。不知为何,这总让我想起岭南另一位奇女子的形神。那位女子姓冼,就是大名鼎鼎的冼夫人。她曾经以其独特的人格力量威需天南,至今琼州海峡两岸还有几百座冼夫人(冼太)庙,每年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这样的女子并不多见。在兼具如水温柔的同时,她们不失刚健,洗夫人在中年为安定团结而策马挥刀征战四方,刚柔并济,终于稳定了岭南。这样的女子是很容易让人想起花木兰和穆桂英的。所有她们同样名垂青史。我至今仍能想象冼夫人横刀立马的飒爽英姿,还有她那放下屠刀后微微的一笑。古人说美人“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我并没有见过这种笑容,但冼夫人脸上此际带着的无疑是这一种。“北方有佳人,幽然而独立”,殊不知,南国也有此绝代佳人,单用一个眼神,一丝浅浅的微笑就已倾倒苍生。

南宋绍兴七年,湖南盗贼(农民起义)入侵广东。当局称广州官军得南海神保佑平定了这次作乱。

到了庆元三年,又爆发了大溪山岛民起义。据说,南海神又一次显威,助官军在洋面上将起义队伍打败。

朝廷为什么将一次次的胜利归功于南海神呢?很显然,朝廷是想通过南海神洪圣王在民众中的威信震慑叛逆情绪。这一位南神在有意无意之间被牵扯到君主的同一阵线上,成为统治阶级笼络民心的一种手段或者工具。南海神也由最初的庇佑“海不扬波”,到维护“广收财利”,而渐成 “天威神仪”。这自然不是祝融为神的初衷。只是中国的神仙一无例外地在一开始就给人染上了忠君的色彩,他们都臣服于玉皇大帝或者如来佛祖,南海神于其时就变成了一个“保家卫国”、“忠君爱王”、不穿战衣的将军。

纵观宋之一代,南海神获得的封号特别多,顶顶桂冠被加在祝融头上,祭神的活动从官府到民间都达到了高潮,可谓盛况空前。所有种种,一方面反映宋代君臣百姓对南海神的崇敬,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海外贸易在宋朝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南来不到东庙游,西京未睹建章宫。”这是宋代中兴四大诗人杨万里在游览南海神庙时留下的千古绝唱。古代广州曾有两座神庙,东庙即扶胥庙。杨万里将它比作长安宏伟壮丽的建章宫,并认为到广州如果不到南海神庙,是人生的憾事,可见在当时海神祠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这一时期南海神庙名闻遐迩与两件事有关。第一件是“扶胥浴日”。在始有“羊城八景”的宋代,“扶胥浴日”则成为八景的第一景,当时的八景是:扶胥浴日、石门返照、珠江秋别、海山晓霁、菊湖云影、蒲涧濂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扶胥浴日,又称波罗浴日,是指登临南海神庙西侧章丘小岗,观望海上日出。这个小岗高约十余米。唐宋时,这里“前鉴大海,茫然无际”。岗上建有小亭,称为“看海亭”。亭东有一海蚀岩。

扶胥观日是当时岭南一大胜景,文人墨客游南海神庙,喜欢黄昏泛舟左近,次日拂晓时分登上古亭观日出。这里东连狮子洋,烟波浩渺。当夜幕退去,红霞升起,万顷碧波被染上一层金光,一轮红日从海中跳跃而出,一半仍浸在汪洋中,此情此景,瑰丽夺目,“鸡鸣见日,若凌虚倒影”,实是使心为之旷神为之怡。往来诗人骚客每有留题。宋苏东坡曾有《南海浴日亭》一诗:“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来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雪拥山。已觉沧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北宋绍圣初年,大文豪苏东坡被贬至岭南惠州(那是在“乌台诗案”后,那些与他在政界为敌多年的小人仍不放过他,将他“撵”来了岭南),途中,他在广州停留了数日,慕名前往南海神庙闲游。他住在庙左侧的海光寺,又名灵化寺,原是休咎神师的道场。此日,苏东坡与古寺的和尚散步到了庙右的迎真观,观西有“流霞亭”,风景绝佳,他忍不住大叹:“这里真是好地方,我像进入了了清凉世界。”

寺僧笑说:“居士,好景还在后面。”

“是吗?那倒要看看了。”苏东坡游兴勃增,跟着僧人来到了章丘岗上的“浴日亭”。眼前海阔天空,让人胸怀为之一爽。“果然是风景这一边亦好哪。”僧人告诉他,这里是观日的绝佳地方,如果明早你到这里,必然大饱眼福。苏东坡欣然:“好!明早我一定来。”

翌日,天远还未亮,苏东坡就悄悄一人上山观日来了。关于扶胥浴日的胜景,如今我们无法亲眼目睹,但在前人所绘画的图轴中,我们仍能感受到那种红日初升,沐浴沧海,大地尽染的壮观情形。很显然,其情其景,也令漫游过无数名山大川,阅历广深的大文人苏东坡怦然动了心。刹那间灵感涌至,他豪情满怀地写下了“剑气峥嵘夜插天”诗。本来一路南来都是郁郁不乐的大诗人,此刻已被南海广阔浩瀚的意蕴深深感染,一身“病骨”“衰颜”仿如春风化雨,骤然清凉脱俗。不过,他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千里之外的钱塘江大潮。那种背井离乡、遗弃中原的愁绪依旧深织,此际的岭南在他心目中还是与中原有着不如。

在广州逗留的一段时日里,苏东坡还写下了“朝市日已远,此身良自如。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蒲涧疏钟外,黄湾落木初。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的句子,坦然自得。

苏东坡随后到了惠州。诗人在那里悄悄变得洒脱。他原想已经这么老了,一到岭南,衣食住行都有困难,时日无多,所以每多忧伤,“吾生本无待,仰俯了此生”,“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以为即可安然终老,不必再如蚊蚋营营于尘世了。但不久他就被当地的生趣、岭南人的豁达打动了。他的心情渐渐好起来,写下了“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的快乐诗句。

有时候他兴致勃勃地登游名山,笑傲云间,“玉堂金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谁耕”?

有时候,以米、水、麦三样东西自酿嘉酴畅饮为乐,“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

有时候,跟当地人一样的装束,手拿朱藤杖走村过巷,访老寻芳,求得春江佳句,“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说自己谪居惠州,有如穷猿投林,疲马解鞅,得寄所托,还“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不知不觉之中已与岭南浑然一体。

苏东坡在岭南的日子越过越开怀。有一天他退衙归来,吃过晚饭后在瘦西湖畔散步。他捂着肚子,问陪同的丫鬟侍妾:“你们说我肚子里有什么东西?”一个丫鬟抢着说:“里面全是文章。”东坡说不对。又一个说:“满肚子见识。”东坡还是说不对。轮到他的爱妾朝云了,她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笑。

一次他遇上水灾,竟然写下“龙卷鱼虾并雨落,人随鸡犬上墙眠”的奇异句子,可谓旷古铄今,冠绝平生。

那年夏天,他写下了著名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诗人在此时已完全融入了岭南。而岭南自一开始已接纳了他。

即使是在异乡——万里遥遥的岭南,诗人仍然豪情不减,发出了“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的壮语,在《荔枝叹》中,诗人更是恢复了青壮年时代的战斗风格,痛斥“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来交州”、“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的行径,发出了“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的宏愿。岭南的“险恶风涛”不但没有消磨掉诗人的斗志,反而更加激发了诗人的志气。

苏东坡在岭南七年,留下了大量诗篇,“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处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可以作为一个写照。

南海神庙在宋朝名声大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波罗庙会”。每年的农历2月11——13日,为南海神诞(亦称波罗诞,其中13日为正诞)。当地俗语有云“第一游波罗,第二娶老婆”,把游庙会与人生大事娶妻相提并论,可见民众对神诞的重视。

波罗庙会起源于何时,今已难于考证。南宋人刘克庄有《即事》诗:“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诗中描写的就是农历二月在广州东庙(南海神庙)举行波罗庙会的热闹景象。

宋代另一位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有一首谒见南海神庙诗,名为《二月十三日谒两庙早起》,诗云:“起来洗面更焚香,粥罢东窗未肯光。古语旧传冬夜短,漏声新觉五更长。近来事事都无味,老去波波为谁忙?还忆山居桃李晚,酴醚为枕睡为乡。”诗中述说诗人在农历二月十三日为了谒南海神,一大早便起来洗面焚香吃罢早粥天还未亮。由此可见,南海神庙庙会最迟始于宋代。

宋朝一代,南海神庙的风头在岭南一时无俩,南海神不但被统治阶级顶礼膜拜,而且深入广大百姓民心。这也昭示着岭南从此走向一个新天地,那种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蛮夷之地”的传统偏见开始从中原人士的心目中淡化。岭南人的胸襟改变了中原人的胸襟。其实岭南之所以长期蒙受“乌烟瘴气”不白之名,是中原人的狭窄视野所造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岭南文化的开放容纳性要胜于中原文化,岭南人比中原人要有气度得多。



三、

宋朝的失意文人着实让岭南火了一把。当大宋气数已尽,流亡的将士张世杰、陆秀夫拥戴着末代皇帝赵昰从杭州到福州,转战到了广东,赵昰死,立赵昺欲新会。后来于南海崖山大战,兵败张弘范之手,陆秀夫负赵昺投海殉难。赵尸首漂至深圳,张世杰突围不成,尸首漂到阳江海陵岛。岭南无偿地为中土皇军提供了最后一块存身根据地。不少岭南人也主动加入了抗元的行列。那亡国的一战是异常惨烈的,自冼夫人以来一直给人予与世无争、自强不息印象的岭南人表现出来的刚烈豪迈的确让中原人和蒙古人吃了一惊。

这缘于岭南的自然环境,也即所谓“蛮烟瘴雨,毒虫猛兽,险恶风涛”,正是这些环境的险恶面,培养了岭南人勇敢强悍,顽强抗争,不屈不挠,勇于冒险的精神。

蒙古人是骑在马背上,从草原打到中原而得的天下。最后灭宋是在广东的海上。所以元朝亦十分重视祭海。在元朝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大大小小的祭祀有二十多次。而其海上贸易而直追宋代,当时与元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达140多个。

元易明启,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严厉的海禁,海上贸易遭受重大打击,广州港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在明代,发生了像郑和七次下西洋这样的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这反映了明统治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透过海洋来显示大明的威仪,另一反面又怕洋人通过海路侵害朱氏江山,影响到社稷稳定。尽管如此,朱元璋却不敢怠慢了南海神。他为了显示权威,以退为进,下诏五岳四海之神一律取消前代封号,只以当地之名称神。朱元璋郑重其事,声称不敢超越上帝给以封号,实际上是假借上帝之名,取消了历代帝王给祝融的封号,更显露出其“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的权威。不过话又说回来,朱元璋此举,倒是给祝融做了一件好事。要不然,代代加封,祝融头上的桂冠只怕要顶到天廷玉帝的寝室了。

明朝的天灾人祸非常频繁,尤其是干旱水涝特别多,因此明代的祭海祀神次数比历朝都要多。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使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走近了南海神。

这时候,“扶胥浴日”的景况已大不如前。羊城八景中亦不复存在这一胜景了。明人陈献章和东坡韵诗碑,当是为其所唱的一阙挽歌:残月无光水拍天,渔舟数点落前湾。赤腾空洞昨霄日,翠展苍茫何处山。顾影未须悲鹤发,负暄可以献龙颜。谁能手抱阳和去,散入千岩万壑间。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书法家,号白沙子。他学识渊博,却不愿为官,安于隐逸,自称古冈病夫。据文献记载,陈献章为人狂傲不驯,蔑视权贵,嬉笑怒骂,喜斗诗比联,针砭时弊。颇有魏晋贤士的遗风。今日五邑地区(广东江门一带)就仍然流传有不少他的智勇故事。陈献章最为人传颂的是其独创的“茅龙”书法。何谓茅龙?原来是用茅草为笔来写大字。传说有一次陈献章与友人在大雁山畅游,酒后兴致勃勃,竟折了身旁茅草,醮上烧烤所用的厨油,就在一块大石上龙飞凤舞的挥洒起来,一不小心便创出了茅笔,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一朵奇葩,这个故事常常使我想起赤膊打铁的嵇康,三杯后“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草圣张旭。陈献章身上是很具有改革创新,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在《题梁生芸阁》中他就提出了“读书不为章句缚,千卷万卷皆糟粕”的惊人论说。南海神庙浴日亭诗碑文就是陈献章用茅笔所书,极为豪放洒脱,可称他的代表作,有相当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可惜年代久远,字迹已模糊不能就读了。

无论是孔戣、韩愈、苏东坡,还是陈献章,他们身上都有明显的自主精神,叛逆精神,以及独立思考精神。这种精神在岭南文人身上一脉相传,不离不弃。正因为如此,岭南文化才在全国独领风骚。尤其是满清一代,屈大均、张维屏、黄遵宪、洪仁轩、梁启超、康有为、苏曼殊……或灵活,或变异,或通融,富于开创精神。岭南文化盛极一时,全国瞩目。与此同时,岭南画派、广东音乐等各种地方特色的文化蓬勃发展,争奇斗艳。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原文化统治主导了中国文化数千年,风水轮流转,现在终于流到了岭南。扣在岭南身上多时的“蛮夷之地”帽子,总算可以光明正大地拿掉了。

在明代不曾衰落,相反越演越烈的是波罗庙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代。

明末李自成入京,崇祯吊死于万寿山。丁魁楚拥桂王朱由榔为帝于肇庆,年号永历。同时有东莞人苏观生等立唐王之弟聿粤,于广州称帝,年号绍武。不久亡国,苏观生、聿粤皆先后上吊死国。(永历皇帝则逃亡缅甸,因缅人出卖献于清王朝被杀。)

在国难当头、家园危在旦夕之时,一向温和厚实的岭南人也奋起而抗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千秋忠烈,较之中原人民不遑多让。

前朝覆亡,亡国之痛镂心刻骨,激发了强烈的民族义慨,忠义节烈之事辈出,这对岭南雄健悲昂,不屈不挠的心理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正是有了宋、明两朝在广东的湮亡,有了陆秀夫、张世杰、苏观生等人,才有蔡廷锴的十九陆军。)

清代对南海神的崇敬致祭一如既往,尤以康乾时期最盛。民间对庙会的参与热情空前高涨。稍后的嘉庆年间人崔弼撰<波罗外纪>,十分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庙会的热闹情景:“波罗庙每岁二月初旬,远近环集如市,楼船花艇,小舟大舸,连泊十余里,有不得就岸者,架长篙接木板作桥,越数十重船以渡,其船尾必竖进香灯笼,入夜明烛万艘与红波辉映,管弦呕哑,嘈杂竟十余夕。连声爆竹,起火通宵,登舻而望,真天宫海市不是过矣。至十三日,海神诞期,谒神者.......络绎庙门填塞不能入庙......凡省会,佛山之所有日用器物玩好,闺阁之饰,儿童之乐,万货聚萃,陈列炫集,照耀人日......糊纸作鸡涂以金翠或为表鸾彩凤,大小不一,谓之波罗鸡,凡谒神者游剧者必买符及鸡以归,馈馈邻里,谓鸡比符为灵。”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车水马龙,游人如鲫的岭南风俗图,比之《清明上河图》亦毫不逊色。

岭南文化的平民世俗特色在此表露无遗。岭南地处边陲,“山高皇帝远”,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直接影响较深,历代世袭的贵族特权阶层较少、皇亲国戚较少,因而文化的贵族特性较淡,文化的平民性、世俗性特征比较突出,文化产品具较多娱乐性、通俗性、实用性,却往往失之恢弘、精致、深沉。为什么“四大名著”没有一部出自岭南?原因就在于此。

陪伴着波罗庙会的兴盛,那一边令人黯然销魂的是“抉胥浴日”的衰退。到了清朝,浴日亭下已成一片海滩,由沧海而成桑田了。崔弼载文说“今则游积已久,咸卤继至.......潮当长就岸易,水消长则平沙十里,挽舟行陆,进退两难。”到道光年间,附近海滩更因海水退缩成为一片田园。沧海桑田,所谓茫然天际的大海,渐为上流沙土淤泥所冲积,形成了所谓“鱼游鹤立”的沙田。昔日那波光帆影的景象不复再现。

“抉胥浴日”的衰退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抉胥作为一个海港的凋败。明代以后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抉胥镇逐渐失去了海舶停靠的作用。这当然有海禁的原因(直到明隆兴元年私人出海贸易仍属违法)。但无可奈何花落去已成现实,谁也无法更改了。不过在夕阳黄昏中倒了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海港得以回光返照。事情发生在乾隆年间,有一天,南海神庙对开的海面来了一艘扶桑(今日本)来的商船,船员们慕名下船到庙内参拜,其中有个小孩子。这小孩好动,一进庙就到处乱跑,结果不慎被大人们遗漏了。商船回国了,小孩望着远去的船只无法归去,于是号陶大哭,日哭夜哭最后在庙前波罗树下化为神灵,用手指着遥远的家乡。当地百姓可怜这异邦的小孩,为他塑了金身供奉庙中,他的塑像仍手指远方。想不到他这一指厉害无比,过往船只,被其指中即会沉没。人们就在庙前不远的地方建了一间八角亭,借以挡往他手指的方向。乾隆皇帝还写上“静海澄波”四字作为亭匾,并盖上金印。从此海船又像往常一般安定地在海上来来往往。更为神奇的是,传说中只要涂些油墨在乾隆的印鉴上,然后转印到生病小孩子的衣服,疾病即能驱除。故事并没就此完结,人们虽然为那小孩造了塑像,但其思乡情深,还是不断痛哭。庙祝每天扫地,都发现塑像下面有滩水,开始以为是屋顶漏雨,几经观察才知道是塑像所为。一天有个文人庄有恭来神庙游览,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感动,写下四句诗来安慰小孩的灵魂:“日出扶桑是我家,自从流落到中华。鸡闻犬吠皆相似,到处杨梅一样花。”自此之后,塑像下再没见有积水。人们说,这个异邦小孩打消了回归故里的念头,安心扎根于此了。

这个故事和那个“番鬼望波罗”的传说又着许多的相似之处,这显然不是巧合。但二者却又绝然有别的。我认为这个故事最动人的不是小孩的思乡之情,而是那“到处杨梅一样花”的诗句,这与那句“皇天雨露自来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扶胥港是如何的变迁,有一样东西是代代相传的,那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

这个故事中出现了一个叫庄有恭的人物。庄有恭,清乾隆四年大魁于天下,荣膺状元郎,仕途二十八载,历为内阁重臣和封疆大吏,曾任学政,总督及江、浙、闽巡抚,于乾隆三十二年病殁于福州住所,享年五十五岁。葬于广州文冲飞鹅岭(即今状元山)。

庄有恭文才敏捷,识度宏远,廉洁自矜,勤政爱民,尤以治水政绩彪炳于时,深为世人敬重,惜生不逢时,谗人当道,宦海摧,降由人。曾陷囹圄,险遭绞刑、戮斩,卒以廉政大白于天下,享免于难,名重青史。

这一位庄状元是有名的孝子,从政二十八年,沉浮宦海,忙于勤政,鲜为回乡探母。有一年冬至,他托人带了一份礼物给老母。老母亲拆开来一看,竟然是一根鸡毛、一粒红豆。庄有恭在附信中说这鸡毛是从去年你老人家给捎我的家乡波罗鸡身上所拔,因为路途遥远,鸡到我手里时几已一毛不拔,当晚便放归庭院了,不肖儿身无长物,现送上余毛一根,请母亲大人明察。乍眼一看,这事儿相当滑稽,细细品味,其廉孝之骨气跃然纸上,令人击节。

从南海神庙去状元山庄有恭墓不过数里。如今墓冢犹在,却是野蔓丛生、荒林萧瑟,久无祭扫者。文冲故老,亦鲜闻其祀事,庄公后代繁衍,亦鲜为人知。正是“青山有幸余荒冢,野数无情障绿荫”。登临凭吊,痕迹依稀,人事却已全非!



四、

今时今日的南海神庙又是什么样子呢?

多年前当我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刚来这个城市不久,正好赶上波罗庙会,又恰好是星期天,就和好几个同学一起来了。印象中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仅此而已。

前年的庙会,我带着一班大学同学也去了。作为东道主,我自然应当相陪,何况我也挺想看看现在的波罗庙。  

波罗庙会一直沿袭到五十年代初期,后来因为古庙年久失修和极左思潮的冲击,中断了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政府拨款重修神庙,庙会才得以恢复。  

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一、二、三这几天,南海神庙方圆数十里,包括水上的,陆上的,四乡的都热闹起来,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我们那天去是十三,也就是正诞日。传统习惯,这一天刚过零时,附近的村民就前来谒神庙,烧头注香。

早上8时许,庙头村附近的广深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如蚁,古庙东西两边的道路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宏伟深广的古庙庭院竟已人满为患。这些香客游客大多来自广州,佛山、中山、东莞、肇庆等地的也不少。

临时摊点从庙外道路两边一直摆到广深公路旁,庙内东边和西边一角亦摆有二三百个摊点。上千个摊点出售各种各样的波罗鸡和纸风车,还有桃花株。夹杂其间有舞猴的,弄蛇的,演武的,唱戏的,魔术杂耍的,算命的,赌博的,形形色色,举不胜举,仿如一个五光十色的游乐场。

逛庙会的穿红披绿,或携儿带女,或倾家而出,或结伴同游。纷纷攘攘,喧闹不已。其中最多的是本地年青男女,也不乏操着外地口音的打工仔、打工妹。

昔日被岭外人视为畏途的岭南如今已成了人们争相向往、趋之若鹜的天堂。这迥异奇趣全由一“利”字造成。岭南独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在全国领先一步,风头一时无俩。岭南向以“险恶”著称,这也算“无限风光在险峰”吧。

岭南人原先是被中原人称为蛮夷、南蛮,现在他们反倒将中原人(外省人)称为北青、捞头、捞仔、捞妹、捞B、捞兄。在这上面可以看到岭南人的势利、功利,一朝得势,由山鸡飞上枝头摇身一变成了凤凰,就有点翻脸不认人了,殊不知有很大一部分岭南人都是中原人的后裔。

不知为何,我忽然想起了另一番情景:千百艘大小船艇停泊在浅海滩,排列有致,宛如梁山水寨,中间有水道相通,每一艘船只均装饰一新,或雕龙画凤,或彩旗招展,包括三角旗、长方旗、龙牙旗等,或罗伞缤纷,或灯笼香烛。佛山船布满千姿百态的灯饰,东莞船燃放着七彩璀璨的烟花,顺德船演唱着人们喜爱的粤曲、演奏着欢快热烈的广东音乐,番禺船表演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飘色,本地人则敲锣打鼓舞狮采青,有的船上专设坛台玩灯谜耍杂技走马卖解等。真个是火树银花不夜天,鼓乐喧嚣欢雷动……

一切已经遥远不可及,呈现在眼前的是另一番景象。

大殿之中人声鼎沸,紫烟缭绕,爆竹轰鸣,胜似春节。我的游兴忽然大减,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此后的事情我便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有友人上了注香,有人求了一支签,有人买了一扎桃花祈求行个“桃花运”……

这便是前两次游南海神庙给我的印象。

我想不到会第三次来这里,这一次仍然是因为庙会,不过这一次我特别去了一趟浴日亭。“海不扬波”的石牌坊依旧巍然,古老的木棉树开得正艳,人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美,一年比一年青春。往浴日亭的阶梯从章冈底下一直向上延伸,古代共有十百零八级,现在仅七十二级。拾级而上,我忽然想到肇庆的七星岩、韶关的丹霞山,那里各有一处峰岩与这里有点相像,乍看都不高,一上来才觉得有那么一点高,还有那么一点险。

上到山顶,我居然有些喘气,想来已是面红色改。浴日亭就在眼前,我曾经多次在梦中和思想中勾画过它的形象。当真见到它时,我反倒认不出它来了。它实在是有点残旧了,也不见如何气象端然,宏伟壮观。里面那块真的就是苏东坡大师的碑文么?怎么会如此模糊不清,我甚至认不出几个字来!我怅然若失。

我独站在浴日亭前,前方到处稻田碧绿果树婆娑。哪里还有烟波浩渺、浴日东升的景象?据说在解放前这里还是“鱼游鹤立”的沙田。解放后为了增加生产,当地抽水筑围,改良土壤,顿成万顷良田。又听说那时鸡鸣登亭遥观日出,千里黄金稻浪,荡漾起伏于朝晖之中,更饶有兴趣。然而此际在我眼前的除了田园果树,还点缀了不少“琼楼玉宇”,即使是“黄金浴日”的情景也不可能目睹。

浴日亭东西原各有一棵二百七十余年树龄的南国红豆。当地老百姓把西面那棵称为“相思公”,东边那棵便是“相思婆”。它们已经金婚二百余年,可谓二百年好合,曾令无数览胜游人及善男信女发思古之幽情,平添几许遐想。然而,也不知是天妒有情还是天年已尽,一九九一年夏的某一日相思公惨遭人为摧残,树心起火自焚倒逝——多年的香熏烛燎,已使其根伤干残,油尽灯枯。余下相思婆只影形单,凄然寂寞,真真正正尝受起相思之苦。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站立的地方底下是一堵陡峭崖壁,曾饱经风浪、见证浴日,千年沧桑,痕迹依然。想当年,海波万顷,礁崖峭拔,击涛碎浪,何等壮观!

逝去的帆影……沉睡的归船……大海消失之处……南方的岸……与海神痛饮……涛声依旧……不朽若梦……

“磊落意,天地心,此刻我乘风远去……他朝两忘烟水里!”

“江山笑,烟雨遥,淘浪淘尽俗世几多娇!”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再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茫然走在海旁,看那潮来潮去,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

突然之间,我的视线一阵模糊,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瑰丽无伦的蓝色,那是……那是蔚蓝的大海!是的,那是大海。猛然地,我的眼前一亮,蓝色的海中正有一团火冉冉升起。呵,那不是一轮旭日么?红红的火越烧越盛,将无边无际的海洋都烧成了金黄色。这时候我才发现在旭日之下赫然站着一个人影,我揉揉眼睛,那的确是一个人的身影。那人影不断扩大,我隐约可以看到他的眉目了。他的眉毛很浓很长,他的目光明如秋水。我终于认出来了,他就是我时时在梦中思念的火神——南海神。他正在火海中燃烧,光明在燃烧中升华,大地在雨露和阳光中新生……

这一位祝融,这一位南海神,他原本是属于衡山的,属于“于斯为大,惟楚有才”的楚地的。然而他却来了岭南,并且很快在这里落土生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岭南接纳了他,他也没辜负岭南,也许是岭南令他变得大度,也许是他让岭南变得更大度。其实,在“五羊仙城”的传说(屈大均《广东新语》:“周夷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异色,所骑样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出与州人,且视曰:“愿此圜圚,永无饥荒。”言毕,腾空而去)中,已体现了湘楚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合流。可他毕竟本来是一位火神,“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天性之中的刚烈坚强,始终不曾失落,在必要之时,他会适时出现。

这一位海中的火神,是岭南人文化人格的象征。岭南土著原是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世代农耕,也打渔狩猎,与世无争,处于原生态文化状态。这种情形到了先秦开始改变。从秦代始,大批中原移民的进入,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和中原文化,造成了中原、湘楚跟岭南文化的交融。岭南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开放性由此形成。岭南人刚开始时对中原人的误解默默忍受,无怨无悔,来了,就热情有礼地接待;走了,就愉快地送你走。你可以不记得岭南,岭南却不会忘记你。他们让岭南刻上你的印记,留下瘦西湖、韩愈词、宋王井让后人凭吊。远来是客,主人是来者不拒,随你住上多久,就像客家人,你可以永远在这里扎寨安营。无论你是秦人汉人宋人明人,不管你是中原、塞外、西北,不论是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众,既来之,则安之。正是这种襟怀,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才出现在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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