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台湾最南端的垦丁眺望三色海，只见青绿蓝三条水带，如锦缎般缕缕缠绕，又泾渭分明。台风已近尾声，灰色的天空透出了一道道光亮，海面闪烁着云影的波光，凉凉的水气渗入裸露的肌肤，让人感觉自己站在一幅凄清的水彩画里。
   忘了多少年，我也曾这样远远地避开人群，第一次站在家乡玉环岛的海滩上。我惊诧地发现，家乡的海不是想象中的蔚蓝色，而是藏青色的。有人说，远古时，一位宁静致远的行者，将一朵莲花撒下尘埃，便化成了东海明珠玉环岛。也有人说，从空中看，玉环岛四面环海，玲珑青翠，每当烟雾环绕，便如一只美丽的玉镯，所以取名“玉环”。离开家乡上大学，常躺在寂寞的夜里想家，想得最多的，是古人怎么可能飞到天上，从空中俯瞰玉环岛呢？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杭州，有了自己的家和孩子。爱在哪里，家便在哪里。加上交通的发达让时间和空间变得不再遥远，故乡似乎渐渐淡出我的生活了。
然而，最深的思念总是在最浅的梦里。梦里，故乡的月光是苍青的，海是藏青的，山是黛青的，水是碧青的，鱼也是。还有青的瓦，青的廊柱，青的父亲母亲的衣裳，青的童年，青的心情，青的季节，青的炊烟……于是，乡愁也变成青色的了，总让人联想起深邃而童真的过去，还伴随着仿佛来自祖坟的一声叹息。站在三色海前，大家一直没有说话。年过花甲的台湾高雄文艺协会周理事长一路上谈笑风生，此时面对大海，却和我一样默默无言。他祖籍江苏，自从两岸恢复走动以来，他和夫人已经到大陆走了二十几趟，足迹几乎踏遍祖国万里河山……在去年西子湖畔海峡两岸中秋诗会上，他对故乡的款歀深情早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我想起了故乡，他想起了什么？在他心里，濡染几十年风霜，相隔千山万水的乡愁，会是什么颜色的呢？
这种愁绪在离开台北前往桃园机场的路上，弥漫了整个车厢。看着前座靠背上隐约露出周理事长花白的头发，我心里黯然。再过一个小时，我们作协代表团就要飞离台湾了，此生，我们还会相见吗？
没有想到，一年后的夏天，我们又在西子湖畔见面了。周理事长和夫人——多才多艺的陈春华女士从江苏老家来杭，特意给我带来一串扬州出的玉珠项链。他们对我先生说，他们早已将我当成他们的杭州女儿。心怦然而跳！我坚信，有一些可以不用言语表达的相同的感受早已在我们心间温暖地流动，这一声“杭州女儿”才来得如此亲切、自然。
更没有想到，2002年春天，在“春在西子海峡两岸文学恳谈会”上，我们又见面了！当车子在绵绵细雨中缓缓驶进作家协会大院时，车上车下所有的手同时举起来，隔着一层玻璃又摇又摆，每一张笑脸洋溢着春花般的烂漫。当我一上车，车厢里立刻响起此起彼伏的呼唤声：“沧桑！沧桑！”一双双热情的手伸向了我。我惊喜万分地看到了第四次见面的周理事长和夫人！夫人从座位上远远地伸过手来，拉拉我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还给小女带来了一只变形金刚手表。在座的还有曾带着我们在台湾街头大嚼槟榔、写过著名的《台湾槟榔四季青》的黄蜀君姐、能文善画的陈丽卿姐……更没想到还有沈立大哥，大老远地给小女带来一只穿着开衫的小白兔，占了箱子好大的体积，逢人便问我会不会来。临别时，我回赠周理事长夫妇一只母亲从昆明给我带的玉镯。我不知道我把母亲送给我的玉镯送给“干妈”是不是合适，可我觉得，这只乡愁般青涩的小小“玉环”，最能代表我一种真挚的心情。
 
 
永远的风帆
于厚霖
 
爷爷在半个世纪的闯海生涯中，多次率船驶往被他称为“日产斗金”的宝岛台湾。最后一次，是在我的家乡石城岛解放前夕。
爷爷领一艘载重一百五十吨的大型木船“永来”号。这艘大船历尽沧桑，四海风涛经年累月撞击着它宽宽的船头和狭长两舷，船身一次次涂刷上如墨油漆又一次次被巨浪啃咬得斑驳陆离。它有三支大桅，主桅立于船身前五分之二处，次桅立于船头，小桅耸在船尾高高的舵棚顶上。三支大桅像拔地而起的烟囱平行着指向蓝天。三张大篷撑起来，如三张忽扇着的巨大鹰翼，黑压压遮去半而天空。
端头是石城岛最大的帆船停泊港。我家所在的海边小屯与端头港隔海相望，帆船出港入港给予我的童年无边幻想。遍布海面交错穿行的各色风帆如同天空翱翔的群燕。在竞相奔驰行列中，爷爷的“永来”号大船独领风骚，三张巨大的帆篷增添了画面美感和视觉力度，船尾高高耸立的宽阔舵棚使它的内蕴更加丰富。站在崖上望海，“永来”号猎猎作响的风帆一次次带上我的童心我的目光我的想象，驶向缥缈的天海之际。“永来”号归来时，三支桅变成三柄剑，举着凯旋的旗，呼啸着劈裂海面，那威风，那气势，无数次令我热血沸腾，激动的泪水模糊了视线。我多想置身那大船之上，感受一次劈风斩浪的滋味。
爷爷在“永来”号上当船老大，直到七十多岁。在爷爷离船之前，从大连回家休假的父亲抱着我，涉过退潮的海滩来到端头。“永来”号正搁浅在岸上，船上的船工们轮番抱我逗我，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趁人不备，顺着长长的木梯退到深深的舱底，又蹒跚着一磴一磴爬上来。船上的铁锚、桅杆、缆绳、弯篙等所有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无比新奇而又硕大无朋。我仰视着顶天立地的桅杆，惊奇地发现在桅尖流水般飘扬的层层测风旗下，一排滑轮垂下无数根瑟瑟抖颤的绳索。牵着斜堆在桅底的帆篷上的滑轮组。滑轮，船工们称为“铃铛柄子”，轮缘的沟槽被绳索磨砺得锃明瓦高。就是这上下对应的两排滑轮的无数次转动，扯起巨大的帆篷一次次升上桅梢，给船以航行的动力。每一次撑篷，五六个船工聚在桅下，吼着号子拽那粗粗的绳索，听帆篷渐渐伸张并了出低沉的呻吟，力量便涌满全身。置身于爷爷的船上，面对陌生的一切，我有一种迅速长大的感觉。
爷爷身材魁梧，威严而又慈祥。在爷爷晚年留下的照片上，仍能看出年轻时的英俊聪慧。爷爷在闯海生涯中因大智大勇而闻名全岛。我的童年笼罩在爷爷的光环之中，在爷爷活着和辞世之后的若干年里，有人问起我是谁家的孩子，我就说：“于积川是我爷爷！”那人必定又惊又喜：“啊，你是于积川的孙子！”那种对爷爷的肃然起敬，令我生出无限骄傲。
最后一次率船去台湾，爷爷已是六旬老人了。我能想象得出在北国那个凄冷而又多雾的季节，爷爷是多么不愿意下妻儿，踏上铺满险恶的遥远航程。“永来”号是石城岛首富杨乐山运输船队中屈指可数的大船之一。杨乐山无疑是听到了风声才匆忙命令船队满载物资细软逃往台湾。船队开拔没几日，土改工作队就进岛了。划定阶级成分时，屯里的空气异常紧张。爷爷为杨乐山使船，关键时刻又驾船去了台湾，这件事本身的分量就足以压倒一切，就在要把我家划成富农成分的关口，爷爷奇迹般地将“永来”号大船驶回石城岛，从而彻底改变了家庭的命运。
出发时帆樯如林，浩浩荡荡，半途返回的只有“永来”号，爷爷功不可没。爷爷的大智大勇挽救了全船十几个船工，使他们得以和家人团聚，使他们的后代没有背上“海外关系”的黑锅而受到岐视。这是爷爷行船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页。据冰船队由黄海驶入东海之时，海面雾气渐浓。深知一旦到达台湾断无回归可能的爷爷一直在寻找时机，多雾的天气给爷爷创造了扭转船头向北行驶的有利条件。雾时浓时淡，风时强时弱，在有军用汽艇护航的南下船队中，爷爷此举风险极大。爷爷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驾驶航船向着故乡昼夜兼程。
“永来”号从船队中分离出来，爷爷和船工们提心吊胆，小心翼翼。雾水濡湿的帆布，显得分处沉重：潮流时顺时逆，航速缓慢无比。海面不时有敌人的兵舰巡逻，“永来”号向北航行本身就容易引起怀疑，因不得不迂回前行。归程历尽坎坷。
船行至黄海北部，危险已经消逝，雾却大起来。转过一座朦胧的山崖，爷爷根据航向、风力、时间、潮水等因素综合推算，断定已到达端头港外。爷爷让船工抛锚挂海底之泥上来，手捻舌舔，得到证实，遂令站锚。雾尽，端头港横现眼前。对爷爷的判断将信将疑的人无不惊讶。爷爷名声更振。
爷爷率船归来，也使本屯另一戶转危为安。爷爷证明某某没能随船到达台湾，而是病死在去普陀山进香的途中。工作队的人深信不疑。
爷爷一生不乏传奇色彩，遗憾的是我知之甚少。爷爷八十周岁去世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弥留之际，爷爷把我叫到身边，断断续续地说了好多话，告诉我做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我深深地理解爷爷对我的殷切期望。爷爷去世三十多年了，我仍无比清晰地记得爷爷的音容笑貌以及对我的无限宠爱。爷爷把耿直的性格、坦荡的胸怀、善良的心地、真诚的品质都遗传了我，甚至在对酒的嗜好、对烟的厌恶这一点上我也酷似爷爷，隔代遗传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离船之后到辞世这七八年里再没有登上“永来”号，甚至也没有乘坐过任何一种船只。爷爷闯海半个世纪，五十年中，爷爷和他的帆船常年漂泊在风里浪里，只有大雪封山的冬季，海面结冰了，爷爷才得以在家中享受天伦之东。如果说每个人都应该干一番事业的话，那么爷爷的事业也堪称辉煌。能在狂风巨浪中颠簸五十年的闯海人并不多见，而爷爷是这当中最优秀的船老大。爷爷回首往事，毫无遗憾之处。尽管他是那样地爱海爱船，但他深知，他终生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与辉煌告别，辉煌不再来。爷爷晚年不再登船，很难说没有一丝寂寞在心头。
爷爷去世后，大型木船“永来”号又行驶了几年，终于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被搁浅在端头港高高的沙滩上，撤掉桅樯，再也不能升起它那气势遒劲的三面巨帆。隔海望去，“永来”号光秃秃的巨大黑色躯壳渐渐朽烂，最终从沙滩上消失。如同爷爷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来”号大船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它那三支巨大的风帆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嵌入我的意识深处，发出遥远而凝重的呼唤。我的思绪常常循着巨帆的航迹，追溯久远的岁月，看爷爷手握舵柄，目光炯炯，把一艘航船驶向前方，就有一股从逝去的年代中沉淀出来的力量注入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