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在东海岸边长大的我，对盐可谓是再也熟悉不过了。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大人就会将煮熟的咸鱼、咸肉，用竹筷沾了味道后，放在我的舌苔上“开荤”，以示将来有鱼肉吃，憧憬未来美好的生活。因此，从这一刻起，白色晶体的食盐，或者已经化身的它，就将在生活中伴随我的始终。
小时，看大人在海边晒盐，边上是一堆堆雪白的“盐山”。围成方块的盐田，灌入海水，炎炎烈日下，一会儿便有白色的晶体析出沉淀，用手一摸，底下是浓白的糊状，并有颗粒感，舌尖往食指一舔，生生的咸，所以浙东人说某种东西特别咸，叫“生咸”。
刚开始，我只知道有海盐，后来才知道非濒海的内陆地区，因早期地壳运动，还形成盐井、盐池，生产出的盐叫井盐、池盐。
虽然，当下的生活每日也离不开盐，盐的作用没有丝毫改变，但比较历史，盐的地位却大不如从前了，这主要是由于交通的发达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所致。
置身于历史长河，盐曾经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春秋时期，管仲曾在齐国当过盐政官。后来，朝廷多设盐务机构，机构内有盐政官，从事食盐交易需要向朝廷“请示”，核准“指标”，即“盐引”。未经审批，从事食盐交易则为非法，官府逐严惩不怠。
我国古代，由于食盐的重要性，也由于盐处于垄断地位，盐曾在历史上成了繁荣一方经济，振兴一方商帮的“主角”。有了盐，从经营管理层面看，便有了盐民，有了盐商，有了盐政官；从生产经营流通环节看，便有了盐场、盐（商）道、盐铺；从盐商大小、职能分工看，又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
由于盐的特殊性，即垄断和暴利，又由于盐与百姓的生活十分密切，易贮存不变质，所以我国古代的徽、晋、秦、鲁、闽、粤、甬、洞庭、江右、龙游等10大商帮，多与经营盐业有关。但主要是徽、晋、陕三大商帮，主营业务中的“头排头坐”就是盐。
史载：“（徽商）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典当商最为著名，颇具垄断之势。”。“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有关我国古代的盐业史料记述，徽商创建之初，是通过盐的贸易，完成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徽商做盐生意鼎盛时，范围遍及东以淮南为大本营，西抵滇、黔、关、陇，北达幽燕、辽东，西至闽、粤，盐的生意还做到东南亚和日本。
徽人曰：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商人之一，晋商的崛起，同样也是建筑在白花花的食盐之上的。河曲是晋商的起源地，那里人多地少又贫瘠，生活极为艰辛。穷则思变，于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晋人逮着了朱皇帝因驻军要粮，下达的“以粮换盐引”的政策良机，史称“开中制”，天生会吃苦耐劳的山西人，靠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盐粮，历尽山高路远的苦不堪言的艰辛，最后足迹布及漠北、西域、辽东，乃至岭南地区，“木轱辘小车”推出了一方新天地。晋人，后来应该称晋商了，还不满足这些小打小闹，强悍的山西人最后进入了盐都两淮，乃至控制盐都，官商互动，垄断海盐集散地，若干年后终于造就了一批中国历史上颇负盛名的晋商。聪明的晋人后来又衍生出金融业务，即以汇兑为主线的票号、钱庄、典当业。
与晋商相邻的秦商，从事盐业起步略晚，虽步人后尘，但也得益匪浅，“（秦商）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秦盐商与晋盐商分道扬镳，最终秦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因此，秦商从经营海盐转入了内地，变成经营井盐和池盐了。
中国早期的商业史，“盐”成为关键词，盐成为渗透古代中国经济史的那份具有穿透力的“咸”。
我曾到过浙南仙居的皤滩古镇、皖南的宏村和江苏扬州的个园，亲眼目睹了盐这一特殊商品，在历史上给这些地方造就的繁华，带来的奢华。
皤滩古镇是以商贸集散地著称，商贸的主角是“盐”。皤滩的盐运，鼎盛在清代中期。《光绪仙居县志》里记载：“仙居县年销正引1987引（盐引，相当于现在的指标批文，一引为600斤）外，东阳、永康、武义三县，共年销正引4514引，皆由该县皤滩而上。”当时的皤滩，已经设有永康埠、缙云埠、金华埠、丽水埠、东阳埠、龙泉埠、安徽埠、河南盐栈等盐运中转处。明清时期，仙居县西部和东阳、永康、武义三县每年经皤滩中转的食盐就达390多万斤，再加上缙云、丽水、云和、龙泉、金华、义乌、兰溪、龙游等县，和江西、湖南、河南、安徽等省向皤滩进盐的数量，总量估计在一千万斤以上。当时停靠在皤滩永安溪水埠头每日货船多达400至500百艘，而陆路的运盐大军则“挑者经属蚁接”。皤滩盐运集散地的繁华，宛若《清明上河图》之再见。一业带动百业。皤滩街上“同庆和”药店、“官盐绍酒”、“苏松布庄”、“两广杂货”和就地取材经销山珍海味的店铺更多。
皖南的宏村，是培育盐商盐官的“基地”。宏村发达的“第一桶金”，是靠贩盐，即宏村人靠盐发财，反过来，宏村商人又以贩盐的财富积累，来建设回报宏村。宏村正是以汪定贵为代表的盐商，开辟了徽人经商的新天地。汪定贵，真是徽商奇才，当初他就是通过浙江沿海一带盐商贩盐，他成了盐商的盐商，经营范围一度以九江为中心，遍及淞沪、浙杭、汉口。他不靠海不晒盐，从小闻不到大海的气息，却把盐作为支点，靠山偏吃海，撬起了一方徽商天地。承志堂，是汪定贵的家，它不仅是宏村建筑的杰作，更是精细到家的徽派建筑的代表，这就是汪定贵在白花花食盐之上筑起的皖南大地上的一方“海市蜃楼”。史料记载，一个宏村在清朝，竟涌现出16位盐商和3位盐政官，“盐”同样成了那个时代宏村的关键词。
而扬州是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朝廷又把盐业垄断管理机构两淮盐运史和两淮盐运御史设在那里，使扬州成为盐吏、盐商粉墨登场的社会大舞台。现在看来，扬州因盐而繁华虽已成为历史，当年的景象也隐入史书，然而地处扬州市中心的面积达2.3公倾的个园，作为嘉庆年间两淮盐业总商黄至筠的家宅，则是历史馈赠的“盐商标本”，当年盐商显赫、奢华的情景由此可窥一斑。黄均宰《金壶浪墨》上说：“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数十家承办……由是侈靡奢华，视金钱如粪土，服用之僭，池台之精，不可胜纪……”。嘉庆初年，朝廷军费开支增大，财政拮据，朝廷公开卖官。黄至筠逐捐资数十万两白银，朝廷赐他“盐运便”荣誉官衔，并邀他进京祝寿、听戏、赐仆人，一时间，黄盐总炙手可热，说盐商富可敌国也不为过。黄至筠在盐的商界里长袖善舞，实现了从盐商到官吏，又从官吏到大盐商的“商官一体”的华丽转身。那天，我在个园徘徊，所看到的无论是园子的规模，还是庭园的布局，以及做工考究的雕梁画栋，假山鱼池，奇花异草……，个园因“月下竹影而名”，单是竹的品种以色、形和传说分就达15种之多，不禁令人叹为观止。
历史上，由于交通艰险，因此盐多靠水、陆两路运输，多靠肩挑手提、木轱辘小车或马帮、骆驼、骡子等搬运。漫长的岁月，在中华大地上，磨出了一条条盐道。历史上的盐界有“井盐越山，海盐舶水”之说。陆道，在川黔交界处，有一条号称“辛酸盐运史”活见证的仁怀古盐道，蜀南盐道，秦巴盐道，湖南的永州盐道，滇缅至昆明的炼象关古盐道……，而滇西北通西藏的“茶马古道”更是一条尽人皆知的十分重要的古盐道；水道，有盐城的串场河、老通扬运河、扬子江，黔北的赤水河，浙南的皤滩河……，还有淮盐海河船队，更是将运盐范围辐射到大半个中国。我的老家，浙东穿山半岛上的中岭古道，曾经也是盐道，只是后来商贸发达后，盐道的内涵发生变化，发展成为商贸古道。
由于路途漫漫，盐运途中，必然需要有盐商、盐工和运盐牲畜憩息停留之处，所以，盐道上就自然形成了古镇，直至后来的与盐商相联系的城市，因此，盐道是绵长的藤蔓，而古镇就像藤蔓上结出的瓜。两淮的草堰，曾是历史上的盐城，扬州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管理、经销中心，扬子江边的淮盐总栈十二圩，则是那时的“盐都”，湖北汉口有“十里通津驻盐船”，贵州的土城、茅台镇、吴马口是川盐入黔的囤积地和必经重镇，而浙江皤滩、湖南永州、广西兴安三里陡、广西玉林福绵镇船埠、广东大埔三河镇、云南西陲寺登街……，这些地方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依赖盐业盐运兴盛起来的。这些地方的历史深处，始终有盐晶的光芒在闪烁。
在唐代，盐利税收就占当时朝廷税赋收入“一半以上”，在其它各代，盐赋的收入，一直是国库的重要支柱。
由此可见，在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古代，盐成为我国古代的经济命脉。盐专卖在促进特定地区经济繁荣，一业带动多业，造就了一批盐商的同时，对朝廷赋税的贡献度是何等的巨大。当然，作为生活必需品，最终受到剥削和利益损害的还是广大老百姓。
透过渗透古代中国历史的那份具有穿透力的“咸”，一些问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考。在十大商帮中，有得天独厚优势的鲁、闽、粤、甬四大商帮，却不是靠盐起家。盐商鹾贾，多为内地商帮。这或许是前三大商帮，捷足先登，交通了盐政，垄断了盐业？或许是其它商帮开辟了新的商贸天地，不在“一条道上跑”？此外，一些盐商“盐始盐终”，单一经营，也形不成大气候，如井盐之都四川自贡的盐商，虽在本地有所作为，但缺乏在全国的影响力，后期又被淮盐挤压得很厉害，处境不好，从未挤进全国十大商帮。
在今天，盐虽然不像古代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的作用私毫没有因为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而减退，盐除了具有传统的食用功能外，盐化工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更成为“盐的革命”。盐，不仅仅是渗透古今历史的咸，更由于盐化工产业链长、关联度大、技术密集、产品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潜在特点，给盐的新生带来了十分广阔的前景。
每当我置身于波澜壮阔的东海岸边，每当我踯躅于海边一垄垄盐田，每当我穿越山中商贸古道和留恋于盐道古镇……，岁月深处的盐、盐民、盐商、盐政官和因盐而带来的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就会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它是那么的虚幻而又那样的真实，这一幕幕情景，常常令我如醉如痴，浮想翩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