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的父亲


                                                                               虞燕
 
父亲每每回家，携一身淡淡的海腥味。这个深谙海洋之深广与动荡的人，从来不会在家逗留得久，船才是他漂浮的陆地。以至于在从前的许多年里，在我童年、少年甚至更长的时光里，父亲对于我来讲，更像个客人，来自海上的客人。
那艘木帆船，是父亲海员生涯的起始站。木帆船凭风驶行，靠岸时间难以估算，我无法想象稍有风就晕船的父亲是怎么度过最初的海上岁月的。比起身体遭受的痛苦，精神上的绝望更易令人崩溃——四顾之下，大海茫茫，帆船在浪里翻腾，食物在胃里翻腾，跪在甲板上连黄色的胆汁都吐尽了，停泊却遥遥无期……吐到几乎瘫软也不能不顾着船员们的一日三餐。木帆船的厨房设在船舱底下，封闭、闷热、幽暗，父亲一点一点地挪过去，船颠簸，脚无力，手颤抖，连点煤油灯都成了一件艰难的事。借着煤油灯黄晕的光，他强忍身体的极度不适淘米、洗菜、生火，实在受不住就蹲下来，靠在灶旁缓一缓，或喝下一碗凉水等待新一轮的呕吐。吐完再喝，喝了又吐，如此循环。喝水是为防止身体脱水而昏厥。
边吐边喝边干活是父亲那个时候每天的日常。
父亲跟我聊起这些，一脸的云淡风轻，说这是每个海员的必经之路，晕着晕着就晕出头了，一般熬过一年就不晕了，最多两年。我见过一张老照片，算算时间，正是父亲出海的头一年，虽很清瘦，却那么年轻，眼里有光，不是我以为的委顿模样。我问父亲：晕船那么难受，船上又那么无聊，靠岸后有没有想过不再去了？他听了很诧异：这是工作，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我知道，其实他完全可以选择其它工作的，岸上的工作，只是工资没有当海员高。父亲当年是揣着希望下船的，家底太薄，爷爷奶奶本打算让他做上门女婿去，但父亲不愿意，他后来真的靠一己之力盖了房子结了婚。当然会有负债，我的父母亲咬紧牙关艰苦度日，没过多久就还清了。
也因为有这样一位海上的父亲，我跟弟弟从小的物质条件算是相对优越的。小岛闭塞，交通不便，父亲从上海、南京、汕头、海南、天津、青岛，大连等地带来的饼干、糖果、玩具、好看的布料，都是那么稀奇，在我家开始以方便面为早餐时，周边人家都还不知道方便面为何物。上小学时我就拥有了电子琴，而后父亲又给买了录音机，这在当时的孩子里头是少见的。
荔枝最不易保存，而我偏最喜爱，那会船上没有冰箱，父亲每去海南了就多买一些，装进篮子，挂在通风的地方。到家需驶行一周甚至更长时间，他每天仔细地查看、翻动荔枝，捡“流泪”了的吃掉，还新鲜的留着，几斤荔枝到家后往往只剩十来颗。看一双儿女吃得咂嘴舔唇，父亲不住叹气，要是多一些就好了。曾有一次，父亲因为船泊西沙群岛没礼物可带，怕我们失望，上岸后特意拐到岛上的小店买了零嘴儿。这是父亲跟母亲悄悄说话时被我听到的。
而父亲对自己实在吝啬，白色汗衫背心破了好几个洞依然穿着，一件毛衣穿了几十年还舍不得扔。
少时的我时常巴巴地等着父亲完成一个航次回来，倒不是有多想念他，大多半是因为他会带来好吃好玩的，以及那些东西相伴而生的副产品，比如，那种快乐的如过年般的感觉，比如，小伙伴们贴过来的热热的眼神。
父亲走出木帆船的厨房，是三年之后了。其时，木帆船已式微，父亲调到了机帆船，锚泊系岸、海面瞭望、开仓关仓、手动掌舵、柴油机维护等等，他早做得得心应手。曾有人用两种动物来形容海员——老虎和狗，父亲说实在太形象，海员干活时就跟猛虎一样剽悍，咬咬牙一气呵成，累成狗是经常的事。船上经常会为争取时间连夜装货卸货，寒冷的冬夜，父亲和其他船员奋战在摇摆不定的甲板上，分不清劈头盖脸而来的是大雨还是大浪。一夜下来，他们原本古铜色的脸被海水、雨水泡白了，皱皱的，像糊上去了一层纸。脱掉雨衣后，一拳头打在各自身上，衣服上就会滴下水。
成为水手长后，父亲的工作更琐碎也更危险。如桅杆维护这一项，原本水手长的职责只是现场督促和指导，但父亲从来都是亲自做的，他生怕别人要么不细致做不到位，要么缺乏经验容易出事故。十几米高的桅杆，父亲“嗖嗖嗖”一下爬到了顶，驾轻就熟地打油漆、修补。那可是在无有效保护措施下的高空作业，一个万一，后果不堪设想。母亲简直有些愠怒，埋怨父亲憨傻，人家都不愿意做的他倒是抢着做，让她平白地添了担心。父亲一脸无辜，觉得母亲小题大做了。对于工作，尽管辛苦，尽管危险，他从不抱怨，最多就说说船上夏夜难熬，因为他特怕热，而铺位闷热如蒸笼，根本无法入睡。父亲后来想了一个办法：穿好雨衣睡到甲板上去。甲板上海风徐徐，但蚊子猖獗，穿雨衣是为了防止被蚊子咬惨。再下点雨那更好，淋雨睡觉很凉快的。他为自己能想出这个点子颇为得意，好些船员都效仿了呢。
父亲的警觉和反应之快常常让我惊讶，他说都是当海员练出来的。深夜，船体的异常晃动，值班海员的脚步，他人睡梦中的轻微咳嗽，浩淼之处传来的鸥鸟叫，都能使他突然惊醒，且几乎一睁眼就判断出了大概时辰。一经醒转，全身进入一级戒备，观望，静听，再到逐渐放松，这已然成为父亲的习惯。大海诡谲莫测喜怒无常，海浪可以有节奏地轻拍船舷，像在温柔呼吸，也可以汹汹而来掀翻船只，如张着血盆大口的魔鬼。岛上有一句民谚——“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足见出洋工作之凶险。
那是父亲海员生涯的第一次生死历险。夜里11点多，父亲刚要起来调班，突然听到一声天震地骇的“砰”，同时，整个船像被点着了的鞭炮似地蹦了起来。父亲的脑袋嗡嗡作响，五脏六腑都像要跳脱他的躯体。触礁了！他在第一时间冲了出去。船体破裂，过不了多久，海水将汹涌而入，等着将他们卷入巨腹。全体船员命悬一线。
船长紧急下令，把船上会浮的东西全部绑一起，必须争分夺秒！父亲跟着大伙疾速绑紧竹片木板之类，制成了临时“竹筏”，紧张忙乱到来不及恐惧。
待安全转移到“竹筏”，等待救援的父亲才感到后怕，环顾四周，大海浩淼，漆黑得像涂了重墨，望不到一星半点的灯火。彼时正值正月，寒夜冰冷刺骨，带着腥咸味的海风凌厉地抽打着他们的躯体，父亲的额头却冒汗不止。时间一点点过去，他的绝望越来越深。老船员们给他持续打气，一定要牢牢抓住“竹筏”，掉进海里就算不淹死也会被活活冻死，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就绝不能放弃。幸运的是，天亮时，有一个捕捞队刚好经过这个海域，救起了他们。
多年后，父亲早已被各种大大小小的惊险事故磨练得处惊不乱，而对于留守岛上的人，担惊受怕从未停止，苍茫大海里不明所向的船只一再成为我们惊惶失措的牵挂。每到台风天，母亲都会面色凝重地坐在收音机前听天气预报，播音员的声音缓慢、庄重，每一句均重复两遍，“台风紧急警报，台风紧急警报……”我跟弟弟敛声屏气，每一个字都似渔网上的铁坠子，拖着我们的心往下沉往下沉。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无措的母亲跟着别人去村委，去海运公司，那里的单边带成了大家最大的精神支撑。随着单边带的嘶嘶声，话筒不断地捏紧放开，代表船号的数字一个个呼出去，来自泱泱大海的信息一个个反馈回来，我们便在一次次的确认中获得慰藉和力量。
我曾经梦到过父亲在海上遭遇不测，梦里大恸，醒来后依然哭得不可抑制，继而埋怨父亲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危险的职业，害家里人过得如此提心吊胆，还任性地叫父亲不要再当海员了。父亲愣了好一会才回答：我都这把年纪了，不当海员不知道该做什么……母亲叹了口气，拦过话头说父亲啊前世可能是一条鱼，离开了海那是要生病的。
母亲是最理解父亲的，她知道父亲此生跟海和船是密不可分了。纵使在修船期，父亲也要每天往船上跑一趟，不然就浑身不自在，总怕有什么工作遗漏了。其实船员们干完了分内事后，完全是可以清闲一段时间的（一部分修理事宜需请专业人员完成），但父亲偏不，他每次从船上回来，要么浑身湿答答，要么石灰、桐油或海泥沾了一身，肤色也往往在那个期间黑到了顶峰，黑得泛油光。母亲边洗父亲换下的脏衣服边嘀咕：这水手长当得可比那些敲锈铁的修船工辛苦多了，又没加你一分钱的工资。父亲不吭声，点起一支烟在边上眯眯笑。如果船上实在没活，他便借了蟹笼等工具在海边捕捞各种小海鲜，就算收获无几，他也开心。
我亲见过父亲在陆上生活的无以聊赖和郁郁寡欢。父亲所在的那艘两千六百吨大货船货舱高达四五米，进出都必须爬梯子。几次爬进爬出后，不知道是不是体力不支，父亲竟一个趔趄滑倒于货舱底部，导致手臂骨折，被送上岸休养。待在家的父亲看起来羸弱而颓丧，埋头从房间走到院子，又从院子回到房间，一天无数次。母亲有些抓狂，说被父亲转晕了，跟晕船似的。看电视时，他对着电视发呆，跟他说话，他答非所问。三番五次打电话给同事问船到哪了，卸货是否顺利，什么时候返航，他像条不小心被冲上岸的鱼，局促、焦躁、神不守舍，等待再次回到海里的过程是那么煎熬。
就休息了一个航次，还未痊愈的父亲便急吼吼赶往了船上，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咬牙道：这下做人踏实了。
我时常想起那个画面：水手长父亲右手提起撇缆头来回摆动，顺势带动缆头做45度旋转，旋转2到3圈后，利用转腰、挺胸、抡臂等连贯动作，将撇缆头瞬时撇出，不偏不倚正中岸上的桩墩。船平稳靠岸。父亲身后，大海浩瀚无际，澹然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