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迷航

 
                                                                                郑骁锋
 
沧海桑田并不是神话。考古学家说，280万年前，这里是片绿树参天的森林。
——时间对于海洋缺少意义，人类自以为是的几千年文明，不过只是朵偶然泛起的浪花。大海的记忆更是短暂的，即使在昨夜杀生无数，日出之后，出现在幸存者眼前的，仍旧是一副无辜的婴儿笑脸。
然而，此次的东海之行，我还是想在翻卷的波涛中寻觅一股一百多年前的暗流，回首一段沉重的往事。
我相信大海还没有来得及忘却：掬一捧海水，细细尝了，每个炎黄子孙分明都还能品出四万万先人的苦涩。
快艇开足马力朝东北方向驶去。迎着朝阳，海面闪着金色的鳞光。
 
越来越蓝的海水提醒我离大陆已经越来越远。其实，这一路过来，要过了岱山之后，海水才开始渐渐变得清澈。两天前的黎明，我曾经登上定海竹山的晓峰岭，俯瞰山下的海湾；晨曦中铁锈色的海水浑浊稠厚，潮水起伏迟钝，像是每一次冲刷沙滩都要消耗很大的能量。
在近代史上，定海是一个令人感到疼痛的地名；当年，就是在这里，英国人第一次出重手，狠狠地扇了大清帝国一个耳光，从而正式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
1841年的定海保卫战，血战六天六夜，被称作是整个鸦片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战。多年以来，很多人都说在此役中，英国人虽然获胜，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英国人的损失比想象中要少得很多，有学者已经考证出了具体数据：死二人，伤二十七人。清军的伤亡数字则争议不大：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及参将章玉衡、副将托尔泰等将领全部战死疆场，参战的五千多名士兵，绝大部分阵亡。
在竹山山顶的三总兵石像前，我耳边总是痛苦地响起一阵轻快而诧异的口哨。哨声出自一名英国军官，因为他在清理战利品时发现对手的大炮居然标着240年前的出厂日期。
定海只是我途经的一站。我以为，除了风口浪尖的悲壮，历史还在波涛深处悄悄留下了什么，这才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
当英国军队第一次在定海登陆时，有位随军秘书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欧洲的第一面旗帜已经作为征服者在这片开满鲜花的土地上升起。”我要前往的，也是一座以“开满鲜花”而出名的岛屿。
据说，那座岛上长年多雾。我想探访的目标，就隐藏在浓雾之中，影影绰绰。
 
四季花草丛生，形似飞鸟展翅。花鸟岛，一个只有三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舟山群岛的最北端，距离公海只有十二海里。
航行一个多小时后，快艇抵达了花鸟码头。重新踩定土地时，竟觉得有些头昏。这轻微的不适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与此岛有莫大关系的人。
1854年，在定海的硝烟散去13年之后的一个九月，一艘从香港出发的150吨小轮船“爱渥娜”号来到了舟山洋面，它的目的地是上海。这艘同时运载鸦片的客轮上，有位年轻的乘客正忍受着严重晕船的折磨。
这位不时干呕的十九岁少年来自遥远的北爱尔兰，他的身份是大英帝国驻中国领事馆的见习译员。对于这个目前还听不懂一句汉语的年轻人来说，这次航行明显不那么愉快。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当“爱渥娜”号因恶劣的天气而不得不在定海抛锚时，他心情沮丧地写道：“我敢说在我到达上海之前，他们就要开始把我列入海上失踪者的名单……我该在中国度过一生，还是明年就回家去做一名律师？”
大概是为了强调，在这篇日记的结尾，他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鹭宾·赫德。
最终，这位想回国做律师的赫德，替中国整整掌管了近半个世纪的海洋门户——28岁起，他就担任了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一干就是45年，长期控制着清政府的财政命脉。
逝世之后，中国人曾经在上海为赫德立了一座铜像。铜像的铭文篆刻了他的诸多成绩，其中一条是“中国灯塔的建造者。”的确，在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灯塔，几乎全部在赫德手里才开始建造。而最有名的一座，就在我脚下这座小岛的西北角上，并且至今仍在使用。
花鸟灯塔，是我国沿海数百座灯塔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在世界上也位居前列，被誉为“远东第一灯塔”。
 
与想象有不小差距，这座“远东第一灯塔”并不算很壮观，圆筒状的塔身看起来大约只有四五层楼高。分为三部分，底层为砖石混凝土结构，漆成白色；中层乌黑，装有一圈金属栏杆；最高层由玻璃拼成墙体，有一个黑色的杯盖形圆顶。除了正面一个狭长的拱形门用黑白两色围成边框，通体再没有其他修饰。遗憾的是，因为是海事重地，内部不对游客开放，我无法进入亲眼目睹资料照片上那组发着蓝光的大型透镜，那还是赫德时的原物，据说已经无法复制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近距离见到灯塔，说实话，这座设计简洁的灯塔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浓郁的异域风格，矗立着就像一枚巨大的国际象棋棋子，感觉多少有点不太协调。毕竟，这里是我们的东海。
这又使我想起了赫德那次经过舟山的旅程。在舟山赫德第一次见到了飞檐翘角的佛塔，他在日记中饶有兴致地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塔——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可能，他还会向同船的中国人耐心地学习“塔”的汉语发音，只是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向他介绍过：在海岛上，这种宗教性的建筑物，往往还担负着一个他所熟知的任务：引航。
赫德之前，我们也是有灯塔的。当然，相比赫德营造的以玻璃透镜聚集灯光，可以将光束发射到数海里外的先进灯塔，古人的手段是极其原始的，不过是点油灯，击铜钟，敲锣，或者干脆在山头生一堆火。舟山群岛上，至今还有很多诸如传灯庵、放火山之类的航标遗迹。
然而，除了技术上的差异，同样是引航，传统的塔标海灯与英国人建造的灯塔还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指引的主体，是本乡本土的渔民；而后者服务的对象，却大部分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
一个是寻找回家的方向，另一个却是避开陌生的暗礁，进入一个神秘的国度。
1868年，赫德在一份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份文件中，他向清廷建议：“为了中国沿海进行贸易的船舶利益，一般地说，真正的需要如下：在远航中给予船舶以危险的警告，这就应在必要的地方设置灯塔。”
但谁都清楚，远涉重洋而来的，绝不只是商船，贸易的商品也绝不只是棉布钟表。打开阴暗的舱门，塞得满满当当的，也可能是我们熟悉的鸦片；腥臭的帆布下，说不定就架着擦得发亮的枪炮，黑洞洞的炮口，已经瞄准了不设防的城墙。
也许，这些不请自来的船舶上所有的一切，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力量。
 
花鸟灯塔建成的一百年前，在赫德的祖国，有一天，英王去参观一座工厂。当英王询问工厂主最近在忙些什么时，他听到的回答是：“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 英王不解，工厂主解释道：“是力量，陛下。”
这位工厂主就是瓦特的合伙人博尔顿，十几年后，他们的商品，一种新式的蒸气机终于问世，飞速运转的活塞与连杆推动英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而在瓦特的悼词中，他的发明得到了这样的赞颂：“它武装了人类，使虚弱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
短短几十年后，由蒸气机武装起来的拳头就越过太平洋，挥到了东海边上。
英国人是幸运的，因为当他们从望远镜中发现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大地时，这个高龄的帝国正处于文化与王朝的双重暮气笼罩之下，空前的虚弱。
出现在英国特使马戛尔尼面前的乾隆皇帝，已是一个83岁的耄耋老人。按照越南朝鲜的规格，乾隆慈祥地接待这位“贡使”之后，逐条回绝了他的所有通商要求，口气亲切而不容置驳：“咨尔国王，远隔重洋，倾心向化……”
不知是为了示好还是示威，马戛尔尼主动提出为军机大臣福康安表演欧洲火器操；福大帅傲然答道：“此种操法，量也无甚稀奇，看也可，不看也可。”
苦果已经悄悄地种下，无声无息地抽枝、发芽。
 
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抵抗简直可以说是一场闹剧。
把几百丈长、“粗如碗口”的铁链纵横固定在两旁的山石上，用来锁住洋面，试图阻滞英舰的深入（设计这个工事的，是林则徐）。
有人想出了一招妙计，利用猴子把燃烧的鞭炮带到英国人满载火药的的船上去。可惜谁也不敢带着猴子进入敌人的射程范围去执行，妙计只好流产。
还有人选定了寅日寅时对侵略者发动攻击。寅者，虎也；洋人者，羊也；以虎搏羊，上上大吉。
至于泼黑狗血之类的传统巫术，更是当仁不让首当其冲。
只是十九世纪的世界已经缺少奇迹，结局早就注定了。
 
从版图上看，定海正处在帝国的前胸，它的沦陷，对中国而言，就像被人当胸揪起，重重地扯下了云端。
英国人的炮弹在东海水面炸起的大浪，激得几千里外的紫禁城也剧烈地动荡着。随着国门被洋人的炮火轰得粉碎，滚滚波涛汹涌而来，放眼望去，四周竟已都是一片汪洋。
面对一只硬塞过来的船舵，谙熟于春种秋收的古老帝国手脚无措。这块满载着四亿亿不识水性的人的巨大陆地，无助地陷入了迷航。
正是由于中国人初入大海的迷茫，成就了赫德的事业。可以想象，崩溃边缘的清廷，突然聆听到一位来自敌对阵营的绅士，操着流利的汉语对他们一条条剖析当前的形势，并热心地出谋划策时，心中的欣喜与感激。时人回忆，当赫德用一系列可靠的数据来论证有效管理海关不仅能帮帝国渡过目前的难关，并且每年还能创造连从前太平年代都无法想象的巨额财富时，文祥，大清第一代总理衙门大臣，眼中发出了明亮的光。
不久，总理大臣，甚至还有总领朝政的恭亲王，都开始用“我们的赫德”来称呼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爱尔兰青年。很快，帝国把烫手而敏感的海岸线，郑重地托付给了“我们的赫德”。
赫德还曾经向清廷呈交过一份《局外旁观论》，指出了朝廷的种种弊政，大力鼓吹全面的制度改革。早有学者指出，这份措辞激烈的说帖曾对中国的洋务运动起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1902年，当帝国再一次承受空前的屈辱后，慈禧太后想起赫德当年的建议，心中充满了懊悔。
评价这个照片上看来神情阴郁的洋人，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有人说他是“西方殖民者的代理人”，“中国海关主权的彻底破坏者”；也有人说他是“对中国最友好而且是最贤明的顾问”，是“中国近代化之父”；而《清史稿》则认为他是个“不负所事”的忠臣。但这样的事实不容回避：赫德为中国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近代海关管理制度，在近五十年的岁月里，他领导的海关，为清政府提供了约占总数1/3的财政收入；更难得的是，海关始终是清政府最廉洁、最高效的衙门——须知，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海关的腐败无能在世界上都是声名狼藉的。
不管怎样去评价赫德，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为中国普及了相当有用的海洋知识，为这艘东方巨轮指出了航行道路上的许多暗礁——虽然你不一定认可他的方向，但礁石是任何一条航线都必须避开的。在这个意义上，赫德就是帝国在迷航中找到的第一座灯塔。
“我必须尽力弄清我们西方文明的成果中，哪些将对中国最为有利：通过什么方法使这些变革能够最有希望得到引进。”
不知是否出于真心，担任总税务司后的第一个圣诞夜，赫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无论赫德曾经为中国引进了什么，到了今天，在这片他几乎为之付出一生的土地上，他的事业遗迹，大概只剩下孤悬海岛的这一座座灯塔了。
花鸟灯塔的边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海风猎猎飘扬。
赫德一直知道必定会有这么一天。在评价义和团的排外运动时，他就说过：“外国的发号施令有一天必须停止，外国人有一天必须离开中国，而目前引起注意的这段插曲就是今天对于将来的暗示……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
说完这段话的八年后，一个晴朗的春天上午，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在反复演奏的《友谊地久天长》乐曲声里，七十三岁的赫德挥手告别送行的人们，乘坐专车离开了中国。据在场的记者描述，那天赫德神情落寞，憔悴而疲惫，秃顶的头颅令他看上去格外苍老。
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自己的祖国病逝；短短二十天后，中国的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在灯塔前，回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艰辛历程，我想起了北方的长城。我总觉得两者的体量虽然不能相提并论，但灯塔闪烁的灯光中也蕴涵着极大的意义。
可以这样认为吗：秦始皇筑造的长城，为我们两千多年的农耕时代夯实了基础；而晚清修造的灯塔，却引领我们进入了崭新的海洋时代。
赫德的时代，李鸿章哀叹，帝国遭受的劫难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那么我们能不能借助灯塔，跳出几千年的循环，走出迷航呢？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想我们绝不能忘了赫德，也不能忘了他建造的灯塔。
 
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很可能会有大风，为了避免被困在岛上，我只能当天就返回。这令我很有些懊恼：因为这意味着我将无法感受灯塔在黑浪狂风中的雄姿。
等船的间隙，对着静静的灯塔，我只能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想象着它在暗夜中的光芒。但不久，我的思绪就莫名发生了游离，时空转换到了九世纪的钱塘江边。一位怒气冲冲的国王正率领着他手下的勇士，将弓箭对准奔腾而来的大潮。
古书上说，那次，他们把潮水射回了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