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是黄色的
 
 
记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即是穿越海岛的一段历史进程；走进一个人的心灵世界，即是触摸海岛的一个时代灵魂。
——题记
 
 
听到他的名字是在很久以前、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如果不是张坚老师言谈之间提起他，恐怕也就永远浸没在自己记忆的河流里，成为一根枯枝、一片枯叶，随风而逝。而那一句“你听说过董阿尺么”的问话，似乎注定自己要与这个名字发生一些关联，并在这个短暂的关联中沉淀一些什么，比如了解啦，感动啦，印象啦，祈愿啦。于是，我将这些关联尽可能地记下来，为了他，一段并不遥远的人生；也为了自己，一个为了放下的纪念。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六年，当我再次翻检这些文字和相片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再次映现董阿尺的形象，而且觉得他时常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而我什么也说不上。
海是黄色的，土地也是黄色的
浑浊是岱衢洋海水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是由岱衢洋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它地处长江口与东海之间，来自内陆的滚滚长江水与滔滔的东海在这里交汇，加上平缓的大陆架、广阔的滩涂，使得岱衢洋一年四季澎湃跌宕，清浊相融，饵料丰富，潮涨潮落间成为大黄鱼绝佳的产卵繁衍之地,由此也成就了清末到民国时期岱衢洋周边渔业繁盛的景象，舟山也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渔场。
我动身去南峰社区的那天，天空晴好，有阳光，但淡淡的，并不明媚；风是微风，带点儿秋的味道。在南峰社区，我见到了陈元根，这位原南峰公社党支部书记。见面时就有点儿沉重，也许是初次见面，但更多的是因为话题。面对“董阿尺”这三个字，面对几十年前的过往、一个曾经的伙伴和搭档，他的心中怎不泛起一种酸楚、一种苦涩呢？
“董书记与我同年。南峰村分为三个区域：里南峰村，小深水村，外南峰村。”这是陈元根对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南峰村位于岱山岛东端，西倚磨心山，南连竹屿新区，今属高亭镇。我是衢山岛人，但小时候也知道南峰村（公社），就像知道“大寨”、“大庆”一样。有这样一句民谣道尽了南峰村的苦：“南峰山，南峰山，三块沙滩三座山，男吃长工饭，女挈讨饭篮，有囡不嫁南峰山。”1953年，南峰成立互助组，开始走集体化道路，1958年10月改称“南峰渔业大队”。有很长一段时间，南峰生产发展，集体经济壮大，是岱山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里曾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捕鱼手蜕三层皮，心怀7亿30亿。” 7亿是指当时全国人口，30亿是指当时世界总人口，可见南峰人的劲头。正是这种“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南峰渔业大队被称为“海礁公社港爿大队”。“港爿”是当地人对海鸥的称呼，意思是南峰大队像“港爿”一样，每日每夜与大海厮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出洋捕鱼。曾经，南峰的抲渔船连续三、四年在大陈渔场过年，连续15天没有回港。其村史上说：
“‘文革’期间，董阿尺和南峰渔业大队党总支书记赵财法（党的“十大”代表——笔者注）一起，带领渔民坚持海上生产，获得连年高产。”
那段时间，南峰公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一个人参加武斗，没有一条渔船停港生产，没有停止发展渔业机械化的步子，年年增产，年年增加积累。有歌谣这样说：“南峰山，南峰山，机帆船满港湾，白盐堆成山，工厂自己办，修配过了关，公共积累三百万，社员生活有靠山……”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铁瑛同志两次来南峰视察，称赞南峰是“全国集体渔业的一面旗帜。”1973年，南峰被国家农林部表彰为“全国学大寨先进单位”。
那时候董阿尺已经担任南峰村领导，先是当副老大，后当老大，但仍然下海捕鱼，船上的电台密码是‘110’，而且“特别肯干”，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沙滩船厂、泥滩盐场。
“在船上，越苦的事情他越抢着做。那些有风险的事，他也抢着去。他是突击队队长。他或是被下派，或是主动到低产单位（船只）去。面对风险，他却都能带好班，做好生产夺高产，把产量搞上去，不简单。”陈元根说，“1978年后，他当带头船老大。他25岁就当老大，产量好。与钟永祥一起，跟着林如良老大。”
林如良（1923～1971）是当时南峰村的名老大，被国家农林部评为“农业劳动模范”，出席过全国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当时中共岱山县委号召全县向林如良学习，还奖励给他两幢楼房，他却以“生产该搞，楼房不要”谢绝。他说：“当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不能有半点私心。”临终前还留言村里的干部群众：“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戒骄戒躁，走社会主义道路。”
被树为典型的南峰，在全国农业（渔业）系统出了名的南峰，为董阿尺后来的经历和晋升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土壤。
海是黄色的，历史也是黄色的
去夏文武家时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出门去了，要我等着他。夏文武是董阿尺的妹夫，身材高大，见到我热情有加，又是掇凳问好，又是倒茶递烟。她的妻子（董阿尺的妹妹）还打开一只西瓜，把又红又甜的瓜瓤用双手捧到我面前。听到我想问董阿尺的事儿，他十分激动：“他呱呱落地七个月时就死了爹。他的爹是被日本人的水雷炸死的。三岁时，他的母亲改嫁。”
“在一次溜网船作业时，他的父亲捞上来一枚水雷，那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结果被炸了。那时，董阿尺还只有7个月大。” 现任高亭镇商会会长的赵家栋也说到这件事儿。
这在当时看来，董阿尺无疑是南峰年轻人中根正苗红的代表。1978年——1980年，董阿尺先后担任了村里的团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岱山县渔业生产指挥部副指挥。1981年，他直接上调到市里，任中共舟山地委常委、舟山行署副专员兼地区渔业委员会主任。
实际上，“董阿尺很早就被列入培养对象。董阿尺比我少一岁，任‘民兵营’连长。我们在一起情如兄弟。董阿尺是1976年进入舟山地委考察的，当时地委组织部来了两个人来考察，一男一女。来考察的时候，董阿尺正下海，那个事迹还是我起草的。”赵家栋回忆说，“党的‘十二大’后的第二年，董阿尺进入到舟山地委常委。当时要求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浙江省革委会要从基层选拔一批年轻干部，要求从渔民中选拔，要下过海，当过老大。董阿尺符合各项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低一点。”
对于自己履任新职，董阿尺对妻子姜亚飞说过这样一段话：
“那天赵书记（指赵财法——笔者注，下同）亲自培（陪）我到码头，他心里也有点难过，他也舍不得离开我，我更是舍不得离开老书记。您知道，我从一个普通的人（成为地区领导）是党教育（的结果），是赵书记、老俞等老干部培养了我，是广大渔工贫苦渔民拥护了我，从一个普通的社员，从老大培养到大队领导，到县领导班子，直到现在党培养到地（委）核心领导班子上。特（别）是赵书记对我是多少培养，化（花）了多少心血……我没有作出什么成绩，也没有什么贡献，是党的培养，人民的委托使我（有了今天）。但我只有一个决心：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也是您在结婚前后到现在教育帮助的结果。可（虽）人不在一起，心在一起，为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信中，董阿尺对村里老领导的培养、关怀，对社员群众对自己的信任、拥护，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感激、感恩之情。
董阿尺进入舟山地委常委班子时，有一段时间还兼任南峰村总支书记。当舟山地委副专员时，渔汛期一忙，董阿尺有三、四年是在大陈岛过年的，都没回家。期间，董阿尺和时任中共舟山地委书记的李辉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接着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党代会。五年后，董阿尺作为舟山市唯一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二大”。
在一份写给地委的、署名为陈乐铭、落款日期为“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四日”的《情况反映》中，提到了董阿尺参加全国第十次“党代会”后的情况：
这次随同董阿尺同志到普陀、岱山、嵊泗县，传达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盛况，从嵊泗回岱山时住了两天，到南峰渔业大队、岱山船厂、岱山渔农机厂作了一些了解……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精神鼓舞下，全队（南峰）干部、群众政治积极性、生产干劲空前高涨，在紧张“三修”期间，社员一般都是四点起床，晚上十一、二点休息。往年“三修”还要依赖外地，今年做到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大小船只二十九条……每天投入“三修”的劳力在二百天左右。后方配合前方，做到想前方所想，急前方所急。
党的“十二大”开会回来后，董阿尺仍然下海、下渔场。那一年，舟山渔场试探新的捕捞项目。作为副专员，他主动下海到大陈渔场，在240海里外，捕“石剥皮”。在大陈渔场，渔船遇到了一场大风暴，他指挥船上的柴油机出了故障，电台曾经一时失去联系。整个舟山渔场为之挂心，都在寻找“548”电台（董阿尺船上的电台号码）。时任舟山地委书记李辉彻夜守在指挥部电台旁，企望能联系上他。
赵家栋说：“董书记不忘本。到地委后，他配有专车。一遇到从南峰来的同志，他都会停车，还会派车子送到西码头。记得60年代的时候，他就为老婆婆挑水，当时天大旱。但他原则性很强。曾经，南峰有只船违反渔业法规，当事人找到董书记说情。但他仍坚持按政策办事。1985年，秀山岛遭受飓风袭击，他身体已经不好，但他仍然代表地委赶赴秀山，处理相关事宜，慰问干部群众。”
有两件事儿也可见董阿尺的为人与品性：
“亚飞，上次来信望（忘）了写：老陈带的东西都带到了。同志们送来鱼等，谢谢他们，给他们钱。”
“上次俞阿堂同志、张清权同志（当过南峰公社书记）和高亭镇付（副）书记特地来看我，我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在我办公室吃中饭，化（花）了十（10）元左右。又因每天学写，买了一支‘金笔’530和一支元（圆）珠笔130，化（花）了6、7元。我本来不想买，我想如果回家可以给您用，应（因）您没有一支好笔。我想您一定同意的。”
董阿尺，一个从基层起步的干部，始终保持那种勤俭朴素、向善向上的本色，在新的领导岗位上仍然不忘初心，身先士卒，心里装着群众。他无愧于养育他的这块土地、这片大海。
海是黄色的，人心却是清澈的
“董书记从小很苦，他高小毕业，很早入党，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介绍我入党时，他这样说：他不入党，谁也没资格入党。当时他是党总支委员。”直到今天，董阿尺对于自己的肯定和评价，陈元根仍记忆犹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老一代村民们的印象中，董阿尺从小勤劳，听话，肯干，会做事。机帆船在海上有一大隐患，就是螺旋桨被渔网缠住。这时候，需要及时排除故障，否则会有倾覆的危险。这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危险的活儿。这时候董阿尺常挺身而出，到水下去“拱叶子”，排除机械故障，好几次都出了鼻血。“时间一长，次数一多，又常值秋冬时节，海水刺骨，再硬的身体也会憋出毛病来。”陈元根说。
即使到了地委，董阿尺还是一样，“保持渔民本色保持渔民本色，常随渔船出海劳动，领导生产，年年在渔场过春节。” “三休”时节最为炎热，但担任行署副专员的他，仍每夜巡夜、放哨，白天和船员一起‘车’船。
调到舟山地委后，董阿尺碰到了困难：因为高小毕业，学历不高，识字不多，工作起来有些吃力，但他努力补上这一课：
“亚飞，（我）换了一次地方，因为不认识（新环境）要换一反（番）精神，精神思想负担边交（比较）重。同时传达文件有的字不认识，有（又）想问人家，有（又）怕难为情，自己东找西学，把不认识的字写出来，用同声的假（字）代替真字这样宣读文件。样（像）宣读（中共中央）12号文件读了2小时多，读得脑发涨（胀），头发痛，只狠（恨）自己不学习，到今学习也来不及。亚飞，您看困难不困难？可能以后的困难为（会）更多。”
这封信概是他在履新不久时所写，上有“来已几天，因忙没及时回信，想必您心急，请妻原谅”之语。在随后的几封信中，都提及到这一情况：
“因平时没有学习，文化水平较底（低），所以每天学习到夜里12点钟，早上一般五（5）点学习。地委领导也对我非常关心，正常（经常）到我房间里来，领导的关心更成为我在学习、工作中的动力。”
董阿尺到定海工作后，心中多了对家人的牵挂，那种思念有时候甚至以火山喷发般的形式表现出来：
“来信已收到（5号），已知一切情况。听学校扫幕（墓）直等至今，收到来信，失望啊。日等夜等，日想夜想来定（海），望二（俩）人能在定（海）见上面，心中是多么高兴幸福，至今失望了，心中何等难受。收到信，看的（得）哭了一场。当时外人来我办公室，（我）强作笑脸泪水往下淌。当时同志看到此情况就马上出去了……我多么想早点回家夫妻早日见面，一天等了一年，一天多么想早点天黑呀！日子呀快点过去，望我们两（俩）早点相见。”
“亚飞，这几天我总是日夜睡不着，总是想人最痛苦的是什么，是离开我自己的亲人，您，亚飞。离开了您，是鱼儿离开水，活不下去，在夜里睡梦之中，往往被哭醒。那天福才伯和我睡在一起，被我哭醒，他问我为什么哭，这叫我怎么说呢。等他睡着了，我竟然又哭了。”
内心上，对上调到地委工作，董阿尺是不无矛盾的，“起舞弄清影”时固然耀眼，但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和苦闷又有谁知呢：
“亚飞，我已想（向）组织部、地委领导讲了几次，但领导总是给我做工作，说粉碎了‘四人帮’，无产阶级撑（掌）了权，无产阶级不撑（掌）权，让谁撑（掌）权，这是省委研究决定的，反复讲了多次。亚飞，您放心吧，我一定再想（向）领导要求，想回岱（山），想早日到您妻身边，生死在一块。”
董阿尺的病是他参加省委党校学习时查出来的。1982年，董阿尺出席了党的“十二大”。就在这一年，党的干部政策开始调整，提拔干部开始讲文化，要求有一定学历。开完会，中共舟山地委决定让董阿尺到浙江省委党校去学习。是年，他39岁。
“手术很成功，看上去，他身体红光满面，不像是动过大手术。”赵家栋说，“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上班，工作。没想到手术后的第三年，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病床上，他点名我和一些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南峰同志，想见我们最后一面。”
“1987年，我在渔场，收到（他去世）电报，赶来，去参加追悼会。他做得太辛苦，积劳成疾。治病一年左右。病床上，他对我说，这一‘风’别去了，陪陪他。我看他这么清醒，就说，我捕了这一‘风’，下一‘风’就来陪你。可没想到……”陈元根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眼圈红了，拿了餐巾纸擦着眼泪。我的眼泪也差点流下来。
时光流逝到2000年，这一年，原中共舟山地委书记李辉来到南峰，提到董阿尺，他说：“南峰出人才，‘阿尺’这么好的一个青年，这么好的一个干部，可惜这么早——”他的夫人也长叹道：“好人不在世啊！”
董阿尺有一子一女，家属现居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