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歌
 
                                                                         许成国，
 
窗外淅沥作响，初夏的雨点细密而粗粝。天色如墨，岛城的灯次第明灭，走入无比的暗夜。我倚在床上翻阅，却犹如翻越一座峭立的山冈。此时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么沉重而急促，一如岱衢洋滚烫的波涛。沉重的是我手中的文字，那文字沥着滴滴血迹，晃荡在我的眼前，让自己不忍卒读。
这座岛千万年了，一直隐没于云涛之中，偏隅于东海一角，即使是以汪直为首的倭寇进扰之时，即使是明清朝两度“海禁”之时，岛屿虽有文化断裂之虞，也无生灵涂炭之忧。然而，自“9•18”事变以后，日寇先占东北，后图华北，继而攻上海，陷南京，这座岛也处在风雨板荡之中。
那一天，1939年正月初三，灾难还是降临了。那个早上阳光如血，海潮似煮沸的锅。日寇军舰踞于高亭海面，向高亭街区和闸口一带轰击。“一发炮弹打在闸口乐家，从他家蓑头间穿过；一发炮弹打在闸口今老汽车站，从范家轩轾间穿过……尚有一发炮弹，爆炸后的流弹片，伤了里闸口朱某妻子，她的面颊一片被弹片削去……”
那一天，高亭城区店铺被炸，房屋被毁，乡亲死伤，街区立时火焰熊熊，几十间店铺一下子烧掉；百姓陷入一片惊恐之中，纷纷躲避逃离。到中午十一点，日寇停止炮击，从军舰上放下汽艇，将停泊在闸口大盘海面的五艘大型木帆货船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冲天的血红大火，映红了大海、天空，蓝天为之变色。”熊熊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历经百年逐渐积累发展起来的岱山海上货运业一夜间遭到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凋敝不堪。
76年后，我站在高亭闸口的海港边远望海面，试图接近那场灾难。时间已是午后，可阳光依然灼热；海面波澜不惊，可依然浑黄。岛礁峙于青黛之中，沉默如遗忘记忆。我看不见当年的烈焰是怎么样笼罩这片海湾，岁月的潮声遮住了罪恶的过往，但我的耳边似乎仍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眼前升腾起的焰火从船舱冒出。有人回忆说，那火苗到第二天还从船舱底部在向上窜动。
窗外，雨还在淅沥，一如我隐隐作痛的心脏。我试图跳过这些文字，让它们远离自己的视线，但另一种声音在对我说，尤其将历史与现实隔开，还不如面对这些伤口，将其疗伤；你须以文学的名义，去感受岛屿的那段苦难，点亮心中怀持的这份悲悯。
焚一炷香吧，一炷哀思不绝的香，给这座苦难深重的岛。
那年五月，日寇在高亭登陆，岱山岛全面沦陷。鬼子用枪杆说话，用刺刀威逼，民众稍涉嫌疑，即遭杀害，杀人之残酷让人无法想象，多用刀砍、枪刺、沉海，而不是射杀。他们肆意搜捕百姓，进行残酷审讯，酷刑名目之繁多，有坐电椅、上夹板、狼狗撕咬……，其罪恶擢发难数。借用北岛的一句诗，我说：罪恶，正是罪恶者的墓志铭。
那一年，1940年清明时节，鬼子在东和乡（今岱东镇）进行大扫荡，“烧毁民房达300余间，造成何家岙、田湾、上船跳、板井潭村140多户家庭、500多个村民无家可归，无粮充饥，无衣可穿，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那一天，板井潭一带烈火熊熊，黑烟滚滚，四村四族化为灰尘；那一天，村民方小娘被活活烧死，方继堂等三位老人饿死异乡，田湾村应全恩一家九口因无钱求医，有六人病死……。
那一年，1941年正月初四，23岁的岱东村民曹开仕从高亭娘姨处拜年后步行返家，路遇十多名鬼子，躲避不及被抓。押至磨心村的万年桥时，鬼子竟兽性大作，玩起活人刺靶的游戏，杀人取乐，从背后将刺刀捅入他的胸背，“先从背后各处，翻过身又刺向前身各部，面部被刺烂，喉管被割断，胸膛被剖开……”，还“不时发出阵阵狂笑，然后扬长而去”。那景象惨不忍睹。
76年后，我曾寻访于南峰、板井潭一带，试图找寻76年前那场灾难残留的印痕。初夏的草木欣然而繁茂，在阳光下透着绿色的润泽，而往昔的画梁雕栋已然倾杞、萧然，连人迹也少可寻见，时光的风尘将日寇的罪恶早已堙没。我向一位70多岁的老人打听村里曾经的那场大火，一脸皱纹的老人一脸茫然，只嗫嚅着说：早先听说过，但现在勿晓得了……此刻我留下这么几个零碎的文字，是想给这座岛留住一个关于遗忘与遗失的瞬间，一个有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观照。我难以将这场灾难扛在自己的文字上，只想在熹微中给那些死难者以哀思，给亡灵以告慰，为自己的家园敲一声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钟。
苦难还在继续。在秀山，在东剑，在衢山，白骨还在堆积，罪行还在昭彰。那一年，1941年农历八月初九，一百多鬼子从东剑杀到秀山，以搜寻游击队为名，包围了石井潭村，并纵火焚烧，石井潭村这个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的地方，三十余间房屋立时陷入火海，烟云遮住了天空，哭叫声连成一片。一百多村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村民陈阿福的祖母当场吓死，父亲悲愤欲绝，跳河而死，腹有胎儿的母亲经不住打击，早产病去，弟弟夭折；村民周利品的母亲双目失明，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活活烧死……
那一年，1945年农历七月初七，日寇将村民驱赶到秀山后沙洋，制造了一场疯狂的杀戮游戏：一小孩被吓哭了，一鬼子上去就是一刺刀，那孩子可只有六七岁啊；一个叫陈阿福的村民被拉出来砍杀，第一刀没死，再补上一刀；一个村民被马刀捅入胸膛，刺得太用力，刀拔不出来，那鬼子横转一下，鲜血立时从胸中喷射而出；一个鬼子一刀砍向一个村民，那村民没有即刻死去，鬼子一转身，反手一刀，砍向另一个村民，又一个村民被马刀砍去头颅；一个叫岳贤的村民不忍凌辱，奔向大海，即遭射杀，鲜血浸漫海潮……从下午三时到五时，秀山后沙洋的沙滩上血肉模糊，血腥阵阵，17个无辜村民倒在血泊之中。那血腥，那惨烈，令人欲哭无泪，梦魇心惊。
这是这座岛的伤恸，也是家与国的劫难。当我书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文字过于苍白而残酷。在这良久的哀痛中，在无法入眠的追念里，我好长一段日子都无法面对他们肉体的消失，无法面对他们那种血流漂橹的泯灭。从那些目击者的诉说中，我几可触摸到那些乡亲的可亲而可感，似乎仍鲜活在那长长的黑白底片中，而更多的却是那些死难者悲惨、凄厉的音容，还有像陈阿福、邬烈萍那样的生还者在泪眼模糊中的悲伤、惊恐和仇恨。
石井潭的烈火，后沙洋的屠戮，成为岱山建制以来所受苦难之最为血腥、最为惨烈的场景；那殷红的血、烈焰的火，成为岱山沦陷期间最为悲怆的色彩。岱东毁了一幢又一幢明清民国式样的建筑，秀山多了一座又一座飘着白幡的坟墓。那个时光里，寒鸦栖在枯落的枝头，发出孤寂的呜啼，却听不懂那些白发者哭声里藏着的哀痛。
献一束花吧，一束心香幽幽的花，给这座奋起自救的岛。
1938年1月，顾友逵、姜立纲来到岱山岛上。他们走上街头，化装表演，义卖演出，出刊《同舟》，巡回“小小图书馆”，唤起民众抗战热情。浙江省流动施教团来了，海岛的大街小巷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的歌声，墙头上出现了“打倒日寇，保卫家乡”的标语。这年9月，“定海抗日后援会岱山分会”成立了，不论出生富贵还是贫穷，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加入到宣传抗战的队伍中来；“岱山教育推进会”成立了，不论是来自宁波还是舟山，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来到青黑山、来到摇星浦，在校园的阳光下，在乡村的月光里，为救亡图存而奔忙。
共产党人站起来了。他们从宁波来，从岛的对岸而来，从滚滚波涛的那边而来，带着思想，带着智慧，带着武装，他们深入盐畈田头，走乡村，上盐滩，组织动员，宣传引导，将岛上的抗日烽火点亮，在岱山抗战史册上留下了詹步行、余力行、童信梅、王家恒等人的英名。1939年5月，王家恒来到岱山，团结夏继林等人，组织海岛抗日武装，在白沙岛的海面伏击鬼子，在青浜岛上拔除敌伪据点，在吴淞口外截获鬼子物资，给日寇以一次又一次的痛击。
男人站起来了，妇女也站起来了。他们挺起胸膛，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鬼子进行斗争。1944年夏天，东沙角米行老板与汉奸、鬼子沆瀣一气，囤积居奇，使得当地缺粮少米，百姓只得挖野菜充饥度日。村民张阿英听闻米行藏米坑害百姓之事，“敲着火油箱，翻山越岭，走村穿岙，由东沙小岭墩出发，经过桥头、泥峙朝北岙，从大岭墩回来。”相约以布褴为旗，到东沙角买米。面对汉奸、鬼子的威吓，张阿英冒着生命危险，面无惧色，揭露米行主与汉奸、鬼子的阴谋。在如磐风雨中，民众以自发的拯救点亮了岛屿的抗战星火。
泰戈尔吟道：
“当黑夜覆盖在你路上的时候，它又将成为那照临在你头上的忠实的星光。
我的歌又将坐在你眼睛的瞳仁里，将你的视线带入万物的心里。
当我的声音因死亡而沉寂时，我的歌仍将在我活泼泼的心中唱着。”
唱一首歌吧，一首千年不老的祭歌，给这座壮怀悲慨的岛。
那一年，1944年8月，新四军浙东纵队直属海防大队第一中队进兵大鱼山岛，准备开辟海上游击根据地，“分散活动，调动敌人，配合盟军登陆”。可由于伪军告密，受到日军的重重包围：两艘兵舰，三只汽艇，一只炮舰，五只帆船，二百多海军陆战队，四百多伪军，并两架飞机。
历史似乎注定要在大鱼山涂抹上如此悲壮的一笔，这座孤悬于岱山西北的小岛，那一天竟如此英勇无畏，如此坚强壮烈；那一种视死如归，那一曲慷慨悲歌，如此让人热泪长流，惊心动魄。面对强敌，七十六名新四军战士英勇战斗，顽强不屈，坚持战斗七小时，毙伤四十多个鬼子，二十多个伪军，在血与火中谱写了浙东抗战史上光辉不朽的一页。
那一天，大鱼山无路可走，有船难行；整个岛山不高，树不密，无处隐蔽。飞机在战士们的头上投弹、扫射，敌舰的炮火向战士们的阵地轰击，一时间村岙里、山岗上弹石横飞，硝烟弥漫。但我还是听到了战士们掷地有声的誓言：是战士，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他们把弹坑当掩体，碎石作枪弹，顽强抵抗，打退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当阵地只剩下四个人时，指导员洪珠已经负伤，他焚毁文件，命令陆贤章等战士撤退，自己阻击敌人，最后壮烈自殉。一班长施铁山圆睁怒目，横扫机枪，身中数弹后仍“打完最后一梭子弹，最后把机枪芯甩掉，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施铁山倒下了，他的战友们也倒下了，四十三名战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让我与同我一样的后来者看到了一种中国人的血性，让我再次理解什么是无畏，什么是战士，什么是共赴国难。他们是一座丰碑，是军魂，也是国魂。我的耳边隐隐传来辛弃疾的那一句黄钟大吕：“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那是战士们的灵魂在吟唱，在呼啸，即使隔着山岗和海风，隔着71年的时光距离，我也听得到。
那一天，2015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在初夏雨点的簇拥里，我和我的作协朋友们来到“大鱼山烈士纪念碑”前，凭吊这四十三位长眠于此的抗战英烈。纪念碑沉默依旧，如剑一般指向天空，一如战士们不朽的身姿，挺立在岁月的莽莽风中。71年的日升月落，71年的潮起潮落，战士们和着那些波涛和潮汐的足音，枕着人们的缅怀与追思，安睡于大鱼山的山岗中，与无数个晨曦和夕照融成一片。那是鲜血凝成的碧草，是他们灵魂绽放的花瓣。
那一刻，天不作美，我的到来和离去都是湿漉漉的，眼前满是阴云纠缠中的烟雨，那烟雨就笼在打旗岗上、湖庄头上、大岙岗上，笼在村头的藤蔓、倾颓的墙垣和初夏的繁茂中，将整个大鱼山岛都遮蔽起来，让人心里滋生出一种莫名的伤感与悲忧来。我似乎想理清一些什么，想述说一些什么，可又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试图回想那些战士拼死一搏的面容，谛听那些战士曾经青春的热血与悲殇，但淅沥的雨声还是将自己的目光拉回到如此冷雨缠绵的午后，惟有那一首不老的诗章在耳边久久回荡：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