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年的早晨，阳光刚刚从云朵里破出脸来，照到这个干净、透亮的王家大院子里。蓦的，一声响亮的啼哭声从紧闭的窗户里传出来。没多久，多年不孕的王家媳妇生了个女儿的消息传遍了街坊邻舍，两夫妻对这个女儿的到来充满了欣喜，给这个脑门高高、眼睛大大的女娃取名叫福娣。
福娣的爷爷原来是个船商，在上海置有房产，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到了这座岛上，买下房产田地，过起了安稳日子。到了福娣父母那一代，依然家境殷实，有房有田。但福娣父母在生下她以后就再也没有生过孩子，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儿子来继承他们的产业是一件很掉面子的事。于是，他们过继了一个儿子。小时候，这个弟弟对福娣的威胁还只是停留在吃食上，但好强的福娣从来就没有让自己吃亏过，而父母对倔强任性的女儿也无可奈何。
福娣很能干，十来岁时便开始帮父母做生意、收租，拿赚来的钱去“放生”，“放生”就是放高利贷、赚利息。然后，他们家又置买了更多的田地、房子。十八岁那年，福娣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离了婚，女儿也给了对方。即使住在同一条街上，母女俩从此也再没相认过。
福娣离婚时还年轻，后来，她招赘了一个男人。家境是寒酸了点，但人老实，肯吃苦，会赚钱，这正是她中意的。男人跟人走货船，把鱼呀盐呀特产什么的运到南向去卖掉，再把那儿的木头、丝绸、蜡烛及这儿缺的东西运来卖掉。几年下来，攒了些钱。于是，自己买了一艘船，做了船主。后来，日本人侵占岱山岛，看到泊在海边的这艘大船，问这船是干什么的？有人讨好日本人，随口说了一句是装游击队的。于是，日本人一把火把这艘船给烧了。
福娣那位干弟弟结婚后的第二年，在分家产的问题上和她姐姐上演了一场夺产大战。在那个年代人的意识中，儿子天经地义该分得家产，而女儿是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但福娣说王家挣下的家产有她的功劳和苦劳，她要的只是自己该得的那份，她的父母拗不过她，于是把家里的田产一分为二。福娣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这件事在当时的宫前街上曾轰动过一阵子，人人都知道王家有个不简单的女儿。
福娣在她争来的房子那儿过得并不是很舒服。父母过了逝，而旁边住的弟弟与己终归不是同胞所生，况且因争家产早产生了矛盾，她便到处留心买房子，在她的意识中，买房买地是历代祖宗都认可的事。
在后街，她终于找到了这样一处房子，前后二进，前七间后八间，有座很大的院子，可以种花种菜。不知什么原因，据说那座房子自造好后就一直没有人居住过。有人说那房子很阴，经常会看到一个穿着阴丹士林旗袍的年轻女子，手里牵着一个男孩从后厢房出来。福娣说人出于昼，鬼出于夜。人鬼有幽明之分，只要相安无事，顾忌什么呢？人出以昼，鬼出以夜，是即幽明之分
福娣花了几百担米换来这处从来没有人居住过的房子，宫前街上的老宅租给了旁人住。那时，她已生了个儿子，浓眉大眼，方脸，模样周正，乖巧可爱。这让她多年来为生计挣扎奔忙的心有了一丝安慰。她给他取名叫光宗，希望儿子将来有出息，光宗耀祖。
自从船被日本人烧掉以后，福娣的丈夫只好和别人合股买了一条船。走了几十年的货船，他的体力渐渐不支，那时候，他患了支气管炎，经常一咳嗽就好长时间挺不起腰来，长年的海上生活使他的病反反复复时好时坏。福娣一边给他熬着药一边说：“老头子啊，无论如何你再去跑一趟。否则，我们娘俩以后靠什么生活啊。”这个老实的男人在她的一再劝说中挣扎着出了一趟又一趟海，直到有一天，被人用木板抬着回来，被褥上，是他大口大口吐出的鲜血。那年，他才五十多岁。
那时，儿子光宗已经长大，娶了媳妇，并且做起了生意。儿子是个生性爱自由的人，喜欢到处游历。所以，他不愿按照母亲给他安排的收收租、管管店堂过日子。每次，当他从上海、宁波等地运来瓷器、字画回家来时，母子俩总要大吵一顿。母亲说他是个败家子，赚来的钱买那些没用的不好看又不生钱的东西，钱是什么？它不是等着你像草纸那样一张一张地用掉，而是要把它像沙子一样聚集起来成堆，这样，做人心里才会踏实。而儿子说这是自己喜欢的，赚来的钱就该享受。
光宗并没有朝着福娣的期望把那些钱聚成沙堆，他的房里摆满了各种各样漂亮的瓷碗、瓷瓶、瓷壶，以及各种各样的金银玉器和字画，他把它们堆在一个房间里，久久地欣赏、把玩甚至可以整天足不出户。福娣对儿子的不把心思花在买田买房上而愤怒不已。她终日拄着拐杖触地唠叨：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败家子啊！她只好把更多的愤怒和不满洒在了儿媳身上，认为她没有尽到职责管好自己的丈夫。
因战事，光宗早几年已停了生意，他终于如福娣所愿，在家照看那几爿日杂店和米店。日本人的到来使他们的生意难以为继，前面的七间房子被日本人霸占。而那时候，光宗的儿子出世，这个长孙的到来使福娣对生活状态的忧心忡忡有所改变，这个死气沉沉的家暂时有了喜气。
而后，光宗又相继添了几个女儿，在越来越窘迫的生活状态前，对变卖房子和变卖他那些心爱的瓷器字画前娘俩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
“你把我杀了吧！”福娣抱着一种誓与房子共存亡的决心对那个同样视他的宝贝为生命的儿子说。
这种焦头烂额的日子终于捱到了解放，生活似乎出现了好转。那些房子陆陆续续从被日军和国民党兵的霸占中回到了福娣手中，这使她忐忑不安的心重新踏实起来，房子又渐渐租了出去，多的时候，前前后后住着十几户人家。每天，福娣拄着拐杖在她的房子周围走来走去，听着那些住户发出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声，孩子的呀呀学语声，夫妻间的吵嘴声，菜肴的香味，煤烟的熏人味，这种宛似大杂院的世俗生活让她充满了一种凌驾于一切的自尊和自豪，她是这屋子的主人！
1963—1966年，全国掀起了“四清”运动高潮，从最初的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扩大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风声渐渐紧了起来，福娣怎么也没想到那些曾让她引以为豪的房子会成为她的累赘。地自是早就交给了政府，所以，她还构不上“地主”的成份。那些穷得一屋半宅都没有的人说，乔家加起来有三十多间的房子，他们不评屋主谁评啊。
一大家子人自然知道这个成份的意义，有多少被评为“地主”的家庭自愿交出了田地、屋宅、财产，一大家子人窝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打发时日，或流离失所，惶惶不可终日，福娣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终日哭泣（后来，她的眼睛瞎了，这跟那段日子的悲伤和漫长的流泪多少有些关系）。她曾经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甚至视传统不顾的人，她敢于争自己认为该得的权利，她觉得自己为这个家付出了心血和劳动，所以她有理由去获取自己的东西。
但这次，她对着懦弱胆小的儿子、逆来顺受的媳妇以及尚幼的孙子孙女们无言了。她从没觉得自己这么脆弱无奈过，她无人求助甚至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她只有自己做个决断。福娣主动把宫前街上的部分房子，还有现在住的几间房子交给了政府。后来，也因实在没有屋主这个成份，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1963年的6月，对福娣的儿子光宗来说是个灾难性的日子，这年这月，他的老婆去世了。在世时，光宗并不觉得这个女人的好，她的辛劳、忍耐、温柔、体贴以及诸多的优点在他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理应如此，他爱自己买的金银玉器字画甚过爱这个女人，甚至，在她病重期间，他也没有对她端药倒茶呵护备至。直到那一天，她突然离去，他才觉得，天塌了下来。
祸不单行，后来几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冲到了乔家。至今，宫前街上一些还健在的老人说：“你说乔家啊，当年那情形有多少人观看啊，造反派光拉瓷器字画就整整拉了十六车。”
那以后，光宗如霜打了茄子似的一下子蔫了，从来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他在家设起了佛堂吃起了素，终日在焚香、念经、敲钹中度日。生活，对他来说仿佛永远停留在了过去。每天清晨，周围的住户总在睡梦中被念经、敲钹声惊醒而烦恼不已。终于有一天，有人告发了光宗。在那个破四旧很积极的年代里，他的迷信行为导致他被送去了劳改农场。他的那段历史牵连到了他儿子的升官、女儿的职业、孙子和外孙女们的入红卫兵、红小兵上。他的这段经历使他的子女们一直过着压抑的生活，所以子女跟他并不亲近。因为心情不好，他总是跟他的母亲吵，跟子女吵，然后便念叨老婆当年对他的种种好来。
后来，宫前街拆迁改造，剩下的那些房子莫名其妙被充了公，后街的房子也被征用了好几间，子女们不敢声张。每天，福娣拄着拐杖跑去哭诉。那时，她的眼睛已经瞎了，“我已经没有生活来源，就靠着这些房子过日子。我真的没法活啦！”
后街的房子终于给保下来了，这样，她的房子剩下来的只有十来间。从此，瞎了眼睛的福娣终日坐在床沿上，她也跟他的儿子一样吃起了斋念起了佛，生活在漫长的黑暗中一天天的过去，而她的记忆似乎也永远停留在了她曾经眼目清亮的岁月。她不知道家里值钱的东西还剩有多少？只知道自己睡的这张床做工精细，雕刻精良。红木原料白骨嵌镶，雕饰着石榴、牡丹等图案。遮顶的天花板内有梅兰竹菊等花鸟画，整张床泛出暗红的光泽。这张床是她的爷爷从上海买来，传到她父母手上，然后又传到她手上。她的天地不再宽广，只有她睡的这张床让她心里感到踏实和骄傲。
每天，福娣手里捏着佛珠，颤颤巍巍地去厨房，从羹橱里端出来的经常是一碗颜色晦暗的海菜菇。有时，菜上蠕动着小小的虫子她也浑然不觉，光宗唠叨的时候她说：“没事，只有虫死，不会人死。”坦然自若地把那截爬有虫子的海菜菇咽下去。
福娣死的时候八十六岁，她死在那张雕龙画凤的七弯凉床上，那是这栋房子唯一幸存下来的算是比较值钱的古董了，那张床后来被人出价40万元买走。如果福娣地下有知，她肯定会后悔当初没留下遗言：祖宗留下来的家产不能卖，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二
 
   幺幺记得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你有梦想，就一定会实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是针对房子来说的。她这辈子造了两次房，买了一次房，她觉得这都是因为自己坚持梦想的结果。
幺幺的父亲不是本地人，他和幺幺母亲结婚初期租住在靠近长河的那个农家院子里，屋前有条小河，屋后是农田，房租每月两元钱。
房子自是小的，卧室灶间相连，黑泥地。摆了一张床，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就很少有空间了。
有时家里来客人，逢夏天，男人自可以剥掉衣服在外面大张旗鼓地洗澡的，而女人，只能趁着客人出去的当儿匆匆忙忙像做贼似地洗完。客人来的几乎都是幺幺父亲的亲戚，隔海过洋来是必定要住宿的。他们一家挤在一张床上，把另一张床省出来给客人。客人多，隔三差五地来，幺幺母亲一次上农民在野外盖的茅厕，被一条窜出来的蛇吓出了魂，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
这样的状况自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于是，他们又去租房。这次的房子比以前稍大了些，用竹篾隔成两间，糊了报纸，虽不隔音，但总算有了独立的卧房，再不受前所困。
房东家有一儿子，比幺幺大二岁，喜欢跑到幺幺家来，翻东翻西找吃的。俗话说寄人篱下，幺幺妈就经常拿出东西给他吃。有时家里煎了饼，有时做了年糕。房东男人是走运输船的，女人在家照看孩子，对没有房子的幺幺母亲处处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有一天，幺幺母亲买菜回来，给幺幺和房东儿子各捎了个大饼，就进去做饭了。小男孩吃得快，吃完了见幺幺手里的大饼便去夺，幺幺不肯，房东儿子顺手拿起水缸上的水瓢朝幺幺头上连敲几下，幺幺头上立马鼓起了两个大包。听见幺幺的哭声，幺幺妈跑出来心疼地揉着女儿头上的包，跟房东去说。房东说：“小孩子不懂事，看见东西吃自是馋的。以后，你叫女儿呆在屋里不出来就是了！”
冬天了，外面下起了鹅毛大雪，细细的雪从瓦楞上渗进来落到了帐顶上。幺幺母亲把摇篮罩起来，一会儿，摇篮上落满了细细的雪花。房间里阴暗冰冷，幺幺的小脸冻得酱紫。这样的房子怎么住人啊，不出几天，大人小孩都要冻出病来的。幺幺妈只好跑去幺幺外公家，跟他说了这事。幺幺外公看过后让他们一家搬去了他家住。
那时，幺幺外公因为搞迷信活动被判去劳改农场，回来后性情大变，对物质的东西特别敏感，他甚至一点都不羞耻从女儿的房间里拿东西。有时，因为手头拮据，幺幺母亲晚付房租钱了，他便要女儿从他的房子里搬出去。他对女儿一家总是虎视眈眈，看他们是不是会从他的房子里拿走什么。
每天，幺幺母亲是多么想改变这样的现状啊。那天，她跟着幺幺父亲到沈家门出差，住在一家旅馆里，站在旅馆前的阳台上，她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房子，说：“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不管多大，只要是自己的。”
然后，她开始四处寻找地基。她下决心要把它买下来，然后造一座房子。
有一天，她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前面是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右边是一个大操场，左边是崭新的民房，后面是一幢在建的房子。那块地基，仿佛是给她留着的，褐黄色的土层上堆着一些石头。那块地基原是别人砌下的，后来去宁波便打算卖掉。那块地基搁了些日子，附近是煤场，晚上部队放电影的时候人们就跑来搬块石头当凳子坐。周围的人造房子了砌墙了，都拿这地基上的石头用，所以到了幺幺母亲那儿，十六车的石头只剩下三车左右。幺幺母亲付了十六车的石头钿、泥水小工钿、点心钿，终于买下了那块地基。然后，他们一家开始节衣缩食。第二年，终于攒下一些钱来，又从亲戚处借了钱。房子造起来了，两间平房，周围用石头围起一堵围墙，里面成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年，幺幺母亲刚刚29岁。邻居说：“这么年轻就自己造房子，不简单啊。”
房屋建筑砖石结构，外墙刷上了白石灰。幺幺母亲真的住上了她所说的自己的房子，隔成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餐厅的房子。在那个俱是人字形结构的房子周围，他们那两间方方正正、白而干净的平房像一座童话屋。幺幺母亲开始用她的巧手对这个院落进行建设。她用造房子剩下的水泥浇注花盆，用黑色和白色的磨石子在花盆上嵌出梅兰竹菊图案。她又从山上挖来泥土花草，种在自家院子里，让它们生根发芽开花；她用碎玻璃和破瓷碗片在院子的泥地上拼凑出一朵硕大的盛开的牡丹花。然后，幺幺家的院子里有了牡丹、绣球、月季、玫瑰、海棠、芙蓉、石榴、六月雪、君子兰、满堂红，还有很多很多她叫不上名字来的花草。她们家常常引来蝴蝶、蜜蜂、小鸟在花丛中飞舞鸣叫。夏天，粉红色的蔷薇花蜿蜒着爬满了墙。吃晚饭时，他们把桌子搬到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听收音机。母亲喜欢听越剧，幺幺喜欢听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刘兰芳的评书《说岳全传》等等，这成了她每天放学后一个快乐的期盼。
幺幺一直以为对生活充满完美想象的母亲当初和父亲建这座白色的平房时也是因为浪漫想像的缘故，或者，他们希望有一天当他们家有钱的时候再在上面盖楼房。后来有一天，当她一点一点诱导出母亲说起这段故事时，她说，那是因为当时实在没有钱了，所以他们才盖了这座平房。
幺幺不记得几年后房子开始漏雨（盖房子的那年她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在她童年的记忆中，除了父母惊心动魄的争吵声便是滴滴嗒嗒的漏雨声。一旦下雨，全家便如临大敌，木桶、脸盆、水缸、瓦甑、锅子，甚至连玻璃罐、大碗都拿了出来在地上一字排开。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夜半，幺幺常常被父母拿物什接雨的声音吵醒。有时，水漏到了帐顶上，湿了被面，恍惚间，她被父母抱到另一张床上。他们揭起被子，在那儿腾出空隙放上脸盆，起初，是滴滴嗒嗒清脆的空响，然后，那声音变得有点浑浊而沉闷，父母在叹息声中翻来覆去，板床发出吱吱嘎嘠的响声。幺幺觉得，他们家的空气也像这连绵不断的阴雨天一样充满了阴郁、沉闷和压抑。
待到天晴，父亲便买来油毛毡，铺在漏雨的地方。他把那些漏雨的地方打扫干净，浇上一层底子油，干燥12小时以上。然后，把油毛毡铺上去展开压实，接着，他浇沥青把它们封严。幺幺印象深刻的是浓黑稠粘的沥青发出的刺鼻气味。母亲经常叮嘱她要小心，衣服粘上了便很难洗掉了。所以，她因为难闻的气味和洗不干净的缘故，当他们家在铺油毛毡的时候便躲得远远的，又因为好奇忍不住捂了鼻子去看。
但时间一长，屋还是漏。于是父亲又爬上屋顶去浇那难闻的沥青味。这样的日子一直捱到了幺幺上初中的那一年。
造房子的债终于还清了，他们家又开始攒钱。母亲又重复她说过的那句话，只要你有梦想，就一定会实现。我说我们家一定会造楼房的，那么就一定会造，我们还要再节约。幺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家的菜桌上经常是一种菜，炒蚕豆用盐炒的，软蚕豆炒熟了再加水煮一下，蚕豆瓣剥了壳煮软了放汤吃。以至那段日子幺幺一闻豆腥味就恶心，所以后来她索性用酱油拌饭吃。那时她已经开始进入青春期，胃口很好，可以吃下好几碗用酱油拌的饭，人是胖了很多但体质一直很差。
他们家在那段日子里陆陆续续买了椽子、石屑、砖头和沙子。椽子放在床底下，砖头和沙子堆在院子里，石屑堆在屋后。周围过路人多，总有人偷偷的把石屑运走，面对着越来越少下去的石屑，幺幺母亲说：“快点造吧，否则材料到时就不够用了，还得花钱再去买。”
他们终于盖起了二层楼，楼前，有个大而长的阳台。阳台上，有四根圆圆的水泥凳子，一张圆圆的石桌。母亲把她喜欢的花搬到了阳台。夏天，他们坐在石桌前，父亲买来酸梅汤，母亲拿出她在上海买来的绿色瓷壶、瓷杯。幺幺至今还记得绿色的瓷壶瓷杯像晶莹剔透的玉，如果不是端在手上，她就认为那是一只碧玉杯，在夜晚会放出温润的碧绿的光泽。有时昙花要开了，他们把花放在石桌上，守着它，看花一点一点绽开美丽神奇的花瓣。夜来香在夜晚散发出一晕一晕浓烈的几乎让人窒息的香气。还有神奇的含羞草，幺幺经常乘母亲不注意时用手悄悄地去触摸叶子，它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似地迅速合拢下垂。这使幺幺年少敏感的心常常对此充满了感伤和感动。
楼下做了厨房和餐厅，房子大得似乎有点宽余。但后来，周围邻居都渐渐造起了高楼，且地基一个比一个高。相比起来，他们的地基就很低了。楼下开始变得很潮，一下雨地上会渗出水来。自那以后，幺幺看到的楼下地面一直是黑色，再没有亮白过，而他们的生活空间几乎都转移到了楼上。天气好的时候，幺幺用托盘端了饭菜到楼上的石桌上，一家人在那儿吃饭。似乎这样，吃饭的兴致也好了起来。
然而，楼下的低潮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要不要重新再造呢？这时，幺幺父亲单位开始造集资房，他们一家在自己造房和买集资房之间展开了投票表决。幺幺母亲没有想到，她的丈夫和女儿一致反对重新建房。他们的意见是：卖掉老房，购买新房。
她的重建房子的意见显得那么势单力薄，在她那句有梦想就一定会实现的话语前，她的丈夫和女儿们的解释是：你已经实现了自己造房的梦想，下一步，应该去实现住集资房的梦想。90年代初，建集资房刚好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他们为有这样一种政策而开心不已。对于那幢又阴又潮的房子，他们有一种急于逃离的心情。毕竟，又高又亮又干燥的集资房对他们充满了诱惑和新鲜感。
那时，幺幺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三万元的房价，对他们来说是笔大数目。老房子租给别人住着一时还没卖掉。幺幺母亲便开始“周会”，民间也叫打会。她制作了一张会节轮流表，共20个人，连首会共21节，每节200元，每个月打一次。她打首会，打第一节的人从拿到会钿开始便要付利息直到会钿结束，以此类推。所以周会的人都是自己拿首会的，一是钱可以马上用，二是不用付利息。但周会的人是很麻烦的，每个月幺幺母亲都要从人家手里去收会，到了日子如果你还没有把钱收齐交给到会的人那便是失去了信誉，下次周会就不那么容易了。幺幺母亲每次总是很小心地把收到的会钿数了又数。也有家里条件不怎么好的一时拿不出钱来，幺幺母亲还要自己垫付。所以她总是叹息着说：等买下了房子，条件好了，我是再也不周会了。
1993年，他们搬进了位于宫前街热闹地段的六层楼房，他们家在三楼，面积75平方米。幺幺母亲把楼房前的街道称为是“上海的淮海路”。这时，幺幺姐姐已经嫁人，这套房子只剩下他们三人住。房子有两间卧室，两个阳台，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餐厅，一个会客室。功能很多，这是幺幺母亲最满意的。那年，她已经五十多岁，她仿佛给自己下了结论似地说：这辈子，我建了两次房，买了一次房，我已是心满意足。想当年，租住在人家的房子里，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真不好受啊。你阿太和外公曾经还认为我这么穷，这辈子都住不上自己造的房子。末了，她又搬出她的那句经典语录来：所以说，人只要有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但幺幺母亲后来却后悔了，后悔卖掉了老房子。老房子卖了三万多元，刚好是买新房子的钱。那是在她住了新房子后渐渐意识到这房子的天不是自己的，地不是自己的，楼上的吵闹声扰乱了她原本过惯的清净生活。她开始想念原本在老屋的日子，有时便不免责怪当初父女仨的决定来，说一个人再穷也应该守住家业。还经常对女儿们说，我们走了以后，这房子不能卖，除非我们到了一百岁。
幺幺有时会问母亲：阿太留下来的那十余间房子怎么样了？母亲总说：我也不是很清楚，有些当初被政府没收了的归还了几间，有些已归还不回来了。剩下的，除了你外公的一个孙子还住着外，其余的，要么出租着，要么关着。那房子，毕竟老了。
老了，随着房子老去的，还有那段历史。为了房子，乔家的后代之间来往得并不怎么密切。好强的幺幺母亲其实并没得到一份家产，但外界却传她为房子而和兄弟闹。幺幺的外公曾有过把几间房子给女儿而要她养老送终的念头，由于曾外祖母的激烈反对而作罢，她说历来家产都是传男不传女。对于孙女的质疑，她说，你怎么能跟我比，我是顿顿脚房子也要抖三抖的！
幺幺有时经过那段路，看到紧闭的有些破败的院门，想起童年少年时代的自己曾经在这儿度过的时光。忆起那些屋子的梁柱、门楣、窗扇上刻满的花鸟鱼虫和典故逸事，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枇杷树，被日本人刺刀戳了个洞的院门，曾外祖母的小脚，英俊帅气的外公，小阿姨的爆米花，走起路来“橐、橐、橐”响的地板，总是显得有些阴暗的房间，纵深向前，一间又一间连绵延伸。只有屋外的石板路是干净透亮的，院落里是阳光明媚的，那是这幢房子留给她的唯一的阳光记忆。
 
 
                         三
 
 
路易自打有记忆起家里似乎总在搬家，从一个陌生的地方搬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到他渐渐对这间屋子有了些熟稔的记忆后他们又要搬家了。
那天路易看着鸟在树上衔草筑巢，想他的父母也像那只鸟，辛辛苦苦地把屋子安顿好了，住不了多久又得搬。鸟做的巢至少还是它们自己的，而他们的房子，永远写着“公家”二字。
路易家这次搬的房子在高亭街上一幢刚盖的新楼里。那时镇区小，街道狭，铺面房屋低矮，房屋建筑多传统木结构。六、七十年代这幢房子在高亭街上也算是鹤立鸡群了。房子砖混结构，顶高，上面是又长又宽的杉木条。楼前，毛主席题写的那四个红色空心大字遒劲有力、雄浑豪放。
楼上共有四间屋子，一间财会室、一间仓库，一间是他们的家，还有一间稍大的隔了两间，分别做办公室和会议室。家十来平方米，卧室灶间相连，进门处摆了一张大床，因为不够四个人睡，路易的父亲找了几块铺板把它们拼起来。床对面是灶台，放着五更机和一些锅碗瓢盆。床右边是两只纸板箱，里面放着他们全家的衣物。
后来，安澜路、沿港西路、沿港中路等几条马路改造。安澜路口挖了一道深深的壕沟，沟里埋着宽大的水泥瓦筒。路易和他的小伙伴们经常在圆筒里钻进钻出捉迷藏玩耍。
那年夏天，一场台风袭击了小镇，海水从水泥瓦筒里倒灌进来，眼见得水一直漫过了大街。安澜路口红卫饭店里桌椅、碗盆、砧板都从水里漂了出来，还有一些柴油桶、塑料鞋、扫帚在水上东飘西荡、滴溜打转。那些低矮民房里的人家都浸了水，很多人爬到了屋顶上，满面愁容地看着眼前的茫茫大水。海水一直漫到了高亭小学亦即今日的蓬莱商都，整个高亭街几乎是汪洋一片。
路易趴在二楼的窗户前，看着眼前凌乱的景象。那时他还形容不出“世界仿佛到了洪荒年代”，他的父母忙着去抗台了。他们总是这样一副匆匆忙忙的神情，好像为了工作顾不上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楼朝西南，眼前的大海景色一览无遗。有时，路易看到货船进了港，满麻袋的白糖、大米，还有木头、沙子，整堆整堆的货物卸上来，堆在高亭港，高亭港一下子显得忙碌和热闹起来。每当木材公司的木头堆在码头边的时候，很多的大人小孩握着铁钎在木头上使劲地铲，然后把铲下来的树皮拿回家当柴烧。
路易的父母不允许他们的孩子去参与这个队伍，他们认为公家的东西不能拿，这是他们一贯来对孩子的教导。当然，路易有时也和他的姐姐到楼下的红卫饭店门口去捡煤球。每天早上，红卫饭店总要倒出一大煤炉烧过的煤球，他们就把这些煤球外面红色的煤粉敲掉，黑色的拿回家继续烧。
有时睡到半夜，路易会被对面大海里一片叫喊声吵醒。红光映照到窗玻璃上，房间里充满着诡异的红色。他的父亲一骨碌爬起来，旋风似地冲下楼去。路易趴到窗前，见他的父亲拿着灭火器飞快地冲到了船上。原来，渔船又着火了。在路易的记忆里那样的事几乎经常发生，他的父亲也因为救人救火而多次受到表扬。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路易的父母经常告诫他们姐弟俩，晚上睡觉衣裤要放在枕边叠整齐，以保下床时可以一下子找得到。起床时不要点灯，以免灯光暴露目标。那时候一直在宣传要提高警惕，搞好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所以，路易对偶尔响起的警报声总是充满了即好玩又惊惧的感觉。
过了几年光景，路易和他的姐姐渐渐长大，尽管他们的父亲把那张床拼了又拼，可是也抵挡不了再也睡不下四个人的事实。单位领导同意他们姐弟俩在会议室的角落里放了一张狭小的“白鸽笼”，路易睡上面，姐姐睡下面。有时路易尿床，尿滴滴哒哒漏到下床，他因为羞愧而耍赖，说是姐姐也尿了床，因为她的被子也是湿的。他的无赖总是被他的父亲一语戳穿，因为只有他的垫被是湿的。
70年代还是个讲阶级斗争讲政治的年代，差不多天天晚上开会、学习。单位里的人聚在办公室兼会议室的屋子里读报纸、念文件，交流心得，汇报思想。路易和他的姐姐等不到会议结束便早早地爬到床上去睡了，那时贪睡，也不觉吵，一忽儿就睡着了。那时，外间屋子还住着他们单位一个未婚男职工，他也在那儿办公，办公桌旁就放着他的一张床。
后来，高亭镇再次实行街道改造，马路拓建。路易父母单位搬到沿港路双面街新造的房子里去了。楼上便成了职工宿舍。他家又增了一间屋子，做为厨房。路易的父亲自己动手打灶。每天下班后，他总是捧着一本书，边看边用砖把它一层一层地筑高，打造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节能灶。然后，他们开始养鸡。鸡窝搭在楼梯间口，饲料用盆装了从上面吊下去。他们养的鸡都是自己吃的，路易那时吃鸡吃蛋几乎到了反胃的地步。当然，每天放学后他还要拔草、喂饲料，清扫鸡窝、摸鸡屁股看有没有蛋，把那些贪玩的鸡赶回家来，忙得几乎连玩耍的时间都没有。作为奖励，他的父亲有时也会从楼下的红卫饭店里买来一碗掺多了水几乎照得见影的豆浆来给他喝。当然，乐趣还是有的，货船运上来成堆的沙子，路易和他的伙伴们堆沙包、打沙子仗，或者看着被海风晒成古铜色肌肤的渔民们吆喝着从跳板上挑上满篓满篓的鱼来。
那段时光是他在无数次的搬家中度过的最快乐记忆也最深的日子。毕竟，记忆连同房子一样是充满了干爽和明朗的阳光的。
但那快乐却被房子拆掉的事实而摧毁，他们又要搬家了。这次搬的是岱山饭店后面的一个老院子。那个院子独门独院，早前属于姓沈的一家大院，可以想见当年的气势和风光。但再风光的房子历经岁月的沧桑也会变得如耆耄老妪。屋是旧了，且低矮、阴暗、潮湿。原先的人家大多搬走了，还剩有两家。他们搬进去之后，又搬进来一户，那家男的是某个局的副局长，长期病休在家，喜欢侍弄花草。路易他们家分到一大间，三、四十平方米左右，他们用板支开，成了两间半。那时路易的父亲已调到另外一个乡镇工作去了，姐姐到小岛去支农，路易也在小镇参加了工作。但他们每星期回家，所以房间还是得准备。他的母亲经常感叹，我们一家四口人，四个地方，锅碗瓢盆啊被子啊一撻括子就要准备两套，钱不经用哦。
他们家在那个院子里住了两三年，后来大概政府实行政策，原先被公家充公的房子要归还个人。于是，他们又搬了家。
这次的房子在岱山旅馆后面的一条山外路。两层楼，楼上是饮食服务公司寝室。每天清晨，楼上就响起唧唧喳喳的说话声和“踢踏踢踏”的走路声。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他们把它隔成两间，放了两张床，里间主卧，外面是路易姐姐的卧室。厨房在对面两幢楼之间隔的一个小间里，很潮，终年不见太阳，白天都要点灯。路易没地方住，在厨房后嵌下一张床，人贴着墙走，再也放不下一张凳子。一下雨地就潮得渗出水来。一年四季，房子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和潮味，终年不散。到了后来他们搬家的时候，房间里拿出来的东西全都发了霉。那时路易因为寂寞难耐经常在下班后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回家是好的，但一想到那间泛着霉味和阴暗的房间，他心里就发怵。纵然如此，他还是差不多隔天回家来。可见，寂寞比阴暗潮湿更无法抵抗。
“那间屋子就像一间牛棚。”多年后，路易忆起这间屋子时仍悻悻地说。
后来，路易的姐姐出嫁，他搬到了前面的那个小房间里。虽然朝北阴冷，但他不再担心下雨天了。他们一家挤在二十来平方米的公家屋里又过了两三年。
八十年代，路易的父母单位和某村农业队联合建造职工宿舍。路易家终于分到了一套75平方米的房子。那年，他的父母已经五十多岁了。搬家搬了几十年，他们终于有了一套可以安定下来的房子。虽然，房子依然姓“公”，但至少，他们不用再搬来搬去了。对于这样的境况，路易的父母都很满足。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催路易快找对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次物价通涨的时候，他们逼着路易去宁波买来家具。房子有了，家具有了，这样的条件是可以说得出去了。
路易每次回家面对着父母的轮番催促、劝说、责备而头痛不已。房自是宽敞舒适多了，但那儿似乎使他成了逃避之所，他变得不敢回家。当然，他对父母是很孝顺的，不回去也不行，在饭桌上他只有沉默不语，饭后一撩饭碗和一帮与他同样境况的大龄青年打牌、闲逛、胡侃。
那年，路易终于遂了父母心愿找好了对象，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在哪成婚的问题。路易的父母怎么也想不到一向对父母意见不怎么反驳的儿子竟然说：我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年路易的单位建集资房，每人拿出两万元左右便可以分到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而路易父母姓“公”的房子因为国家政策实行刚拿出一些钱让房子姓了“私”，对于一下子拿出当时来说一笔不小的款额的钱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他们家开始了几乎从来没有过的冷战。路易的父亲认为家里的房子不算小，足够腾出一间让路易作为婚房。他们几乎奋斗了一辈子才有了这样一套房子，而路易不用花钱便可安然在父母的房子里成婚，这远比花钱可能还要负债的情况下买房子合算。
而路易这次铁定了心，或许他从童年少年及青年的多次搬家经历中得出的经验或教训：父母总归是父母的，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心里才会踏实。冷战了一段日子后，父母终究拗不过他，替路易买下了这套房子。
初始的时光是快乐和知足的，每天，路易站在这套崭新的房子里面，看着早上明朗的太阳照到窗前，高兴地说：“路易也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啦！”
他对这幢房子的热爱表现在几乎每天不停地擦玻璃，那些窗玻璃被他擦得崭亮崭亮，干净得不见一丝灰尘，似乎湛蓝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近在窗前，触手可及。他还养了花，在三平方米左右的阳台前搭了花架，买来花和花盆，双休日到山上去挖来泥土。有时，他趿拉着鞋子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看看这个，摸摸那个，脸上漾满了自足的微笑。
直到后来，那已是十多年后。有一天，路易发现这幢楼里的人陆陆续续地搬走，一些陌生的面孔在这幢房子里出现。偶尔，他站在窗前，那些窗玻璃自然不再明亮，他也懒得再象以前那样抓着块毛巾就是擦，仿佛跟灰尘有仇似的。铝合金窗框因为岁月的磨损已变得陈旧倾斜，墙因为被楼上渗过水涂料有些剥落了；今天管道堵塞了，明天线路坏掉了；墙纸有了斑点，地板有些裂缝，家具显得过时。那天，路易突然说：我要买新房子！
初始，路易是瞒着父母的。他怕他们对他的总不知足又要唠叨一番，直到付了钱房子到手他才试探着一点一点地说出来。这次，他的勤俭节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没有反对。他们依然住在那套几乎家徒四壁的房子里，这套房子明显的一个特点是里面堆满了纸板箱，箱里塞满了各种各样他们舍不得扔掉的东西。唯一的家具是卧室里的那张大床和两只式样过时漆色模糊的橱柜。那是当年路易的父亲从收购站买来的包装板打造而成。路易的父母均是外地人，二十岁不到响应国家提出的“支持海岛事业”的号召来到了这里，没有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可以继承，一切都得靠自己。所以，至今他们还对当年打造这两个橱的木匠念念不忘，他耐心地一点一点地把这一块一块的包装板拼凑起来，打造成两只完整的橱柜，让这个家看起来至少不显得那么寒碜。这个房子看起来像样点算是客厅里那套沙发，那是在原来的旧沙发实在不能坐的情况下才买的。路易对父母的过分节俭实在有些不明白，辛苦了大半辈子，按理说，现在买套房子的条件也有，可他们宁愿住在那套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的房子里，舍不得浪费一分钱。他们认为不该买的东西花了钱买就是浪费。他们生活中唯一的爱好或者花销就是买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而路易的目光似乎长远到了他尚在读中学的儿子以及那个遥远得不知性别的孙子孙女身上。自2007年他在新城买下一套比原来房子几乎大三倍的房子后，他的买房热情高涨到了一种近乎痴迷的程度。在全国都是一种如火如荼的购房热和高涨得离谱的房价中，路易又接连买了两套房子，尽管，那些房贷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但看着连连攀升的房价，路易每天用计算机算着赚钱的数目，有时会独自乐呵呵地傻笑出声来。
路易的父母一点都不理解儿子的作为，他们认为他也不小了，是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年龄了，应该保养保养身子，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事业当中来，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究竟图的是啥？钱是身外物，够用就行。至于下一代，儿孙自有儿孙福，由他去吧。
路易对父母的唠叨心里自然是不认可的，不过嘴上没有表示反对。他想自己炒房的成功归结于他交对了朋友，他的周围几乎都是一批炒房炒出了甜头的人，他们经常互通信息，“哪块地皮要开发了。哪家房产价格看好、升值的空间大”，或者“谁谁在哪买了房，谁谁这次一下子赚了多少”。这些信息经常让路易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停顿不下来。当然，苦恼有时也有的，比如，他的炒房成绩在那帮朋友当中只能排个倒数几名的时候，这时他就会叹息手头流动资金太少了，其实他不知道这人是欲望越多，苦恼越多。有时他静下来时会想，幸好年少时那段噩梦般的搬家历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而自己这一辈子也不会为了不是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搬来搬去地折腾。所以，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孙子再去重蹈这样的历史。至少，这是他这辈子没有体验过比他更艰苦、更屈辱的搬家历史中而得出来的经验。
 
 
四
 
2010年，因工作关系到县档案馆查找资料，在一卷某某县各公社1978年社员造房用地审批表里，我翻到的一家户主名叫钟宝锡，当时属某某人民公社东风大队第三生产队。家庭成分：贫农。土地座落：小岙石洞边。左至：林阿毛自留地，右至坎，前至坎，坎下是妇女队地，后至自己自留地。征用土地：山地一分七厘，其他：石沙坑等一分。
征用理由：家有五口人，住房不到两间。住房所处地势比路面低很多，四周排水能力很差。每逢下大雨屋内进水，储藏的杂粮衣物发霉发烂。到春冬季节，因人多屋少，收进的杂粮无处可摆，住房处于房屋包围之中。四周多是厕所和阴沟。每逢插秧季节，房屋空气闷热不透，还有臭气和苍蝇，一到晚上，钻在厕所和阴沟里的蚊子大批飞了进来乱叮乱咬，严重影响了清洁卫生和身体健康。鉴于上述原因，我要求在小岙石洞边及自己自留地等地方建造房屋三间。
    大队意见：情况属实，同意在小岙石洞边及自己自留地上新建房屋三间。
    公社意见：同意征用，建屋三间，请县审批。
    工作组意见：钟宝锡确有实际困难，屋地基已平好，没有占用耕地秧苗，同意建造。
县审批意见：同意大队、公社、工作组意见。
我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张审批表呢？因为这是我所查的85份档案里征用理由写得最长的一份了，字迹密密麻麻占满了那块空白。钟宝锡当年34岁，按年龄推算，他出生于解放前。申请表的笔迹与大队意见签署同属一人所写，推断他可能不识字，叫大队人代写。
无独有偶，那天晚上，我因为写东西查找以前写的日记。在2008年8月13日写的日记里，我翻到了自己记录的某公社两家人因为造房子结仇闹得家破人亡的事情。那件事我拿来记下原是打算写一篇小说的，但一直未写成。那是发生在七十年代末的事儿，从两户人家之间的争吵演变成了两族之间的争斗。
 当年该公社多以钟林两姓人居多，那么这个钟宝锡是不是当年参与这起事件的主人公之一呢？我又去查了那几年的档案，该公社该大队申批建房的钟姓人家有三户，但不是年龄推算不符合，便是周围土地座落处不是林姓人家。据当年参与处理过这起事件的工作组之一的人说，是由这两户人家之间引起的争斗。
当然，我想，我写的不是报告文学，把它写出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考证参与这起事件的人物姓氏的准确性，还因为某种原因，有些地方我利用自己的想像虚构了一下。所以开头，我把这两个主要人物姑且称为是钟宝锡和林阿毛。
钟宝锡原本并不打算这么快造房子的，二个人干活，五口人吃饭，种田卖粮卖菜攒的钱还不够造房子，得向人借。三个孩子都大了，跟自己再住一间房毕竟不太方便。最主要的是，那房子实在不能住人了。当初他爹造房子的时候没想过要把地基平得高一些，但后来队里做了路，他家那两间房子就像一丛长势不好的矮树，蹲到那路下去了。一下雨，水就“哗哗”地直往他家灌。没处排呀，都把他家当排水沟了。床呀柜呀都垫了脚，但水往他家漾着，那床脚桌脚都烂了，储藏的粮食发了霉。一年四季，他家似乎就这么一直潮着，黑着，泛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阴沉沉的味道。蚊子苍蝇不到夏天就光顾了他家。那蚊子还特别地毒，一咬一个包，不到半月那肿不消退，孩子们搔着痒总是喊着痒啊热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钟宝锡那天经过大队办公室门口，见钟阿成手里拿着一张纸出来。钟阿成见到钟宝锡说我要造房子了在填表，你那房子还能住人啊，你也快去填表。仿佛填了表房子便立马可以造成了。
钟阿成早年死了爹，家里没有房子，和娘、一个弟弟一直借住在大队的民兵仓库里，快30岁了还没处对象。去年，他弟弟到部队当了兵，大队照顾其弟弟在部队保家卫国，所以同意批地基给他。
钟宝锡后来想一切都是命。当然，房子早晚是要造的，但如果那天他没有遇上钟阿成，他便不会这么快决定造房，也可能再等上个一年半载等手头宽裕钱借得有着落了再造房，那么后来的事情结果或许不会发生得那么悲惨。有时候，该争的气是该争，不该争的气干嘛要去死争哦。钟宝锡想起来肠子都要悔青了。
钟宝锡想：钟阿成都要造房子了，难道我还要再等吗？他拐进了大队办公室的门。钟宝锡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幸好大队文书也姓钟，帮着写了。走了一番程序，地基终于批下来了。
钟宝锡家的左边是林阿毛自留地，他想自己要造房子了得跟人打声招呼。林阿毛当时也没说什么，只是在钟宝锡平地基的时候去看了一下，钟宝锡还给林阿毛递了一支“大前门”牌香烟。
钟宝锡后来为什么会跟林阿毛吵，是由于林阿毛说的一句话。林阿毛抽着烟离开了钟宝锡的地基，遇见林三根。林三根凑上去看了看说：“阿毛哥你抽‘大前门’香烟啊。”那时候“大前门”算是很高档的香烟了，三角五分一包，这是钟宝锡为了批地基特意去县里买的，惹得老婆心疼地骂了他好几天。
林阿毛说：“钟宝锡那个小讨饭也要造房子了。”
那天刮的是东南风，风把林阿毛讲的话送到了钟宝锡的耳朵里。钟宝锡想：你抽了我的烟还骂我，便说：“阿毛哥，你骂谁是小讨饭。你眼红啊！”
林阿毛走得并不远，钟宝锡又是个大嗓门，那话他自然听见了。如果钟宝锡只问他骂谁是小讨饭，他打算不答腔走走掉算了，但钟宝锡后面的话让他停住了脚步。
“我眼红你？嗤！我家楼屋两幢两层腾腾响，你造得起吗？我眼红你格个小讨饭！”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身子越逼越近，林阿毛火气上来了踢了钟宝锡一脚。钟宝锡虽然年轻但个子小，林阿毛人高马大，那一脚踢得他当场弯了腰。钟宝锡打不过林阿毛，见地上有一把粪勺，拿起来朝林阿毛头上使劲一罩。那粪勺是农民舀了粪往菜地浇菜用的，所以柄长勺大。林阿毛被这粪勺一罩，人当场就灰了脸。两人在争吵扭打中被人拉开了。
林阿毛回家后就一直闷闷不乐的，后来又遇到几件不开心的事。头被粪勺罩，这使他整日整夜纠结在心，他想从此他的好运气被罩没了，晦气会接踵而至，人一下子萎靡了很多。接着感觉这里痛那里难受，去医院检查，诊断出是癌症晚期，在医院住了一段日子后不见起色。家人打听到浙江某镇有一名专治癌症的医生，带着林阿毛前往。那是名中医，治疗采用的是喝中药，在那儿住了一个来月。医生给开了方子，带回来一麻袋的草药回家来煎。林阿毛那脸是愈来愈瘦愈来愈黄，在床上他叹着气说：“这粪勺罩人后我这运道一直没好过，看来我这病是不会好了。”林阿毛说完这话后的第二天就断了气，他死在一家旅馆里。真个是客死异乡。
这边钟宝锡不知他已大祸临头。房子造好了，三间房，砖石混凝土。外墙涂了白石灰，地基也与路一样平，再也不用怕雨水冲到家里来。周围筑了墙，那些阴沟厕所的臭气不会蔓延到这儿来。虽然因为家具少房子看起来空荡荡的，但春冬季节便不用担心收进的杂粮无处可放了。最重要的是，他看见孩子们脸上露出的笑，他的心便宽慰了许多。债是慢慢可以还的，只要人在有一双手怕什么。
那天钟宝锡从农田回来时见自己家门口吵吵嚷嚷围满了人，老婆和孩子们在外面哭。他看见穿孝衣的林家人坐在他们的房子里，他家的大眠床上睡着穿着黑衣服的林阿毛，林家的人看见他便扑上来又哭又骂打他，说他害死了林阿毛，让他还命来。
老婆哭：“宝锡啊，吵架归吵架，干吗要用粪勺去罩人家的头啊。”
钟宝锡见林阿毛死了也悔，当时是气疯了，根本没想过后果。要是扁担锄头也罢了，怎么偏是粪勺呢？老辈人说过：粪勺罩头霉一辈子啊。
家是回不去了，也许等林阿毛出了殡，林家人出了这口气，事情会慢慢平息下来。大眠床让尸体睡，霉是霉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钟姓的人看见钟宝锡都说：“宝锡啊，你干嘛要用粪勺去罩人呢？现在林阿毛被霉运罩死了，你就忍一忍吧。”
现在是有家难回，钟宝锡在那个东躲西藏的日子里吃尽了苦头。林家人放出狠话：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事没完！
果真，林阿毛出丧后的第二天，林家带了一批人扒了钟宝锡那三间还散发着水泥灰气味的房子。辛辛苦苦造起来的房子转眼变成了一个瓦砾堆，钟宝锡全家抱头痛哭，哭声把全村的鸡鸭狗鹅都搅得不停地叫起来。钟姓的人看不下去了，林家人真是欺人太甚！他们带了一帮人去了林家，那边，林家得知风声后也聚集了一帮人拿着锄头、棍子等着。两派言语不合，打了起来。场面很凶猛，双方各有受伤。
公社领导出了面，但领导里面也有姓钟姓林的，他们不敢说谁是谁非，只以劝架为主。
钟宝锡无家可归，只好带着家人借宿在别人家，但林家的人不肯罢休。他借住哪家便骚扰到哪家，到最后别人也不敢收留他们住了。房子被扒掉了，东西被砸光了，田地被毁坏了，钟宝锡被折磨得痛不欲生。他告到大队，告到公社，最后告到了县革委会。县领导知道该地民风强悍，几次督促当地公社处理此事，但谁都处理不了。这事一拖就拖了两三年。钟宝锡三十多岁的人就已是满头白发，背佝偻着，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小老头。他终日坐在县革委会的门口，不肯离去，见了每个进出革委会门口的办公人员就跪地大喊：“青天大老爷啊！”那场面令人唏嘘。
后来，县革委会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进驻该公社，毕竟出了人命，他们还是顺应民心为主。他们当时也不懂心理学，说发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林阿毛的死可能跟他的心理因素有关。跟林家人讲科学更不成，说粪勺罩头会霉运是迷信，那是要被林家人刮耳光子的，他们才不怕你县领导不县领导，人死为大。
后来，县革委会做了按抚两家的工作，出了些钱，帮钟宝锡盖了房子。这事就这么慢慢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