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木匠的一生
                                                                                                                                         
 
                                                                             谢宝光
 
我已经老了，村里的孩子喜欢叫我老木匠，城里来的人则一律尊称我为老馆长。其实，老木匠和老馆长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一个人老了，赢得别人出于礼节的一些尊重，而不是他有多大的作为。我这一生平平淡淡，守着一座岛、一片屋檐、一张床，与木头、树根们比邻而居，过着一种恒定的无色的生活。有人干脆戏称我为木头人，我也不羞不恼。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也没有拖累任何人。因此，他们叫我什么都好，只要有人愿意搭理我这个老头。我从未离开过秀山岛，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我只知道每天清早从院子里出来，门前那些山的轮廓还在，不远处大海的浪卷也在，我的世界就是完整的，没有漏洞的。它们一个沉默，一个终年不安地咆哮，我的平静的一生因此显得波澜壮阔。
    每天，是一只公鸡把我叫醒的，它的声音十分纤弱，整个村子只有我能听见。鸡叫三遍之后，满屋子的鹰呀蛇呀马呀梅花鹿呀，也都跟着醒了，它们不是被鸡叫醒的，而是被我的脚步声唤醒的。它们听到门咿呀一声，连美梦都懒得做了，立马起身，一个个精神抖擞，嘶鸣起来，保持着昂扬充沛的姿态，整个屋子顿时成了一个热闹的驯兽场。这里面，就数梅花鹿块头最大，叫得最欢快，它站在一块废弃的木桩上，前腿曲躬，眼睛发亮，一看见我，兴奋地要扑过来，四十多年了，每天都是这样。可它忘了，我今年都七十岁了呀，骨架松了，手臂肌肉也萎缩了，哪能接得住它这凌空一抱？我赶紧使了个严厉的眼色，说：“站好！”它一愣，有点委屈地望着我，然后乖乖地退了回去。其它动物瞧见这一幕，也都立马噤声，缩回到自己位置上，一个个面面相觑，像一群被老师严正警告的小学生。这时候，我忽然感到一阵不知何来的悲凉，好像全身被像冰凉的雨水打湿了一样，我的语气也跟着打了个激灵，是啊，多少年了，我什么时候凶过这些小家伙？
    我这一生没有交过几个朋友，除了老伴，唯一能说说话的就是它们了。我的一生都在和它们说话。我爱和它们说话。它们是兽，却比人更洞悉人性，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它们知道很多人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离开了海岛，再也没能回来。还有的，则也无法离开这座岛了。现在，这些人已经被彻底遗忘了。仿佛压根就没有存在过。只有海风偶尔掠过高高的树梢，带来他们微弱的消息。很多年前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岛上造坟的频率忽然莫名加快了，村里的泥瓦匠不够用，人们便自行拿着铁锹锄镐，找到一处偏僻的山坡就霍霍地凿起来，他们没日没夜地凿呀凿，树也摇晃，山也摇晃，整个海岛陷入了地动山摇的不安中。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人们只顾着干活，没有工夫去质疑反抗什么。那时候岛上没有通电，到了晚上，到处黑糊糊一片，人们擎着火把上山，獐群吓得四处逃窜，它们从未在夜晚见过如此凶猛又茂密的火光，连夜空都被烧出了一个个洞。在岛上，造坟是一件比造房子更慎重与庄严的事，人们相信，只有坟挖得足够深，灵魂才有安栖之地。于是他们扬起锄镐，挥汗如雨，土里的树根被一丛丛斩断，露出皙白粘湿的肉色。你一定想象不到，他们挥舞的锄头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了我的命运。
    那时我还是一个无业青年，经常无所事事，一天到晚在岛上四处游荡，野鬼似的在苞米地里无聊地穿来穿去。其实说无业可能不太恰当，准确地说，我是失业了。我失业的原因是有一年一纸禁令砍伐树木的行政命令下到海岛上，海岛上的人多以捕鱼为业，许多人对这一命令不以为意。它的影响只波及到岛上少数几个木匠身上，我不幸就是其中之一，通告上那些条款好像就是为我们这个古老行当量身定做的。这个消息是我母亲告诉我的。她告诉我的时候嘴里呼呼喘着粗气，以致于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她到底说了什么。我记得那天我正在屋子里埋头打磨一张板凳，刨花洒落一地，蓬松松的，打着卷儿，特别好看。我一边用墨线比划着板凳的平整度，一边歪着头欣赏这些刨花。我总觉得，它们并不是多余的木屑，而是一朵朵长在木头里的花，那么神秘而自在地开放着。有时候盯着它们看久了，神经就会有点亢奋，觉得自己压根就不是在制作家具，而是在不断帮助那些木头里的花朵们开放，获得自由。那天下午，我正陶醉在自己浪漫的想象里，母亲急匆匆推门进来，说你别刨了，以后也都别刨了。她说话的时候，汗水像蚯蚓一样正顺着她的颈脖子往下爬。
    从那天起，我就告别了刨花与木头，成了一名无业青年。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我又能干点什么。十五岁起，我就跟村里的师傅学艺，一把砖块式的刨刀整天在手里转来转去，转了三年，我就从一个学徒工成长为一名木匠能手，在岛上获得了响当当的名声。有一天，我挎着木箱在村子里正走着，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喊：董刨！董刨！我没有回头，继续走着。可那叫喊声因为始终找不到一个落脚点，一直不依不饶，在我脑袋后面飘着。董刨！董刨！我停了下来，环顾左右，除了喊我的那人，也没看到别人。董刨是谁？我姓董没错，但我从来没听过村里有个叫董刨的人。他说往哪看，叫你呢。谁？你！董刨！就这样，我出门的时候还是董布，回到家就成了一个叫董刨的陌生人。他说：“一个搞木匠活的，叫什么董布，又不是裁缝！”谢天谢地，我在那天听到了“裁缝”这个词，否则我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木匠。我当然还是一个木匠，但却是一个懂裁缝的木匠。木匠只是手艺，手艺可以糊口，却不能带来创造的快感。裁缝当然也是手艺，但把裁缝的手艺与灵感用在木匠活上就不一样了。我相信木头里肯定藏有我没有发现的东西，是什么，我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我确信，木头所能拼凑的绝不仅仅是板凳、桌子、床、书架、茶几、稻谷风车等等之类的东西，它们一定还有别的更为广阔的生长方向，只是被遮掩了，就像那些花藏在木头里，从无人知晓。是刨刀发现了它们，解放了它们。哦，董刨！是的，直到那人喊了我一声董刨，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董布的存在。我感到自己也像刨花一样被解放了。
    那把二胡就是我被解放的标志。现在，只要你走进秀山岛圆墩村的兰秀博物馆，就能看见它。和墙上那些字画、老照片不一样，二胡不是一件展品，如果你有兴趣，完全可以从柜子里取出来，二泉映月、赛马、昭君出塞……只要你会拉，一切随意。在你眼里，这把二胡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乐器，音色有点哑、浑，琴筒上的漆也掉了，但对于我，丝弦之间吐纳的却是我一生的荣辱与悲哀。它是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自己动手做的。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对打造桌椅丧失了兴趣，我想我这辈子不能就这样浪费在这些流水线式的工序上。那几年，岛上一半以上的家具都是从我这输出的，有时在家里正睡着午觉呢，窗外谁扯嗓子喊了一声董刨，我就知道，又有人来叫我去打家具了。我很不耐烦地应了一声，倒头去续刚才的美梦，但梦早一溜烟没影了。空荡荡的下午，我有点无所适从，想起了村里的一个瞎子，每天太阳要落山的点，他就一个人拎着把二胡，在溪边一棵老樟树下自拉自唱，不知道拉的什么曲，没人问，他也不说，就那么拉着，弦音颤颤，眨眼天就黑了。隔着不清不白的月色，我隐约感觉到他嘴角的抽动。没有出声。也许出了声，但被二胡的曲子盖去了。每天如此。那些年，我就坐在他的泣诉般的二胡声里，渐渐被夜色包围了。
    他的状态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我手里的刨刀。它和我一样，早已腻烦了那些高桌子低板凳的日子，琢磨着换一种活法。是的，我们都盯上了那把二胡，同时又犯难了，这可远远超出我们能力的范畴。二胡是外来物，岛上还没有人做过，我们也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后来我想，这二胡也是木头做的，我是木匠，怎么就做不了？跟平常打家具一样，我在图纸上给二胡做了一道道减法，把它分解成一个个独立的零件——琴筒、琴皮、琴杆、琴轴、琴弓……这样，我要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二胡，而是一个个具体的零件，这就好办了。所有跟木头有关的部件都容易解决，最麻烦的是琴皮和弓毛，一个要蟒蛇皮，一个要马尾，这两样材料都是岛上弄不到的。于是，我就退而求其次，用了蛇皮和牛尾。蛇是我从山上捕来的，为此脚踝差点被咬，好在我反应快，脚一抬，它刚好从我鞋底下嗖的滑了过去。所有材料齐全了，我就开始做加法了，没多久，一把质地粗糙但有模有样的二胡就这样在我手里诞生了。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个意外的消息就传到了我耳朵里——就在这一天，那个拉二胡的瞎子忽然去世了，他是一个鳏夫，没有亲人子嗣，走得也就悄无声息。从此，樟树下再没有了咿咿呀呀的二胡声，那首他每天重复的曲子也像广陵散一样，成了一曲绝唱。后来，每到傍晚，我常常一个人拎着自制的二胡去到那棵樟树下，坐在瞎子曾经坐过的石头上，我想象着他拉二胡的样子，回忆着那低徊空洞的旋律，拉动琴弦，拙劣地模仿着。很快，夜色暗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变成了那个瞎子。
    这把二胡一直保存到现在。
    这些年，我已经很少去拉它了，因为只要我一扶住琴杆，拉动弓弦，往事就会潮水般涌来。而那往事里的人，除了瞎子，还有我已故的父亲。每次，我弦刚拉响，他就出现我眼前，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密集晃动的人影，以及许多扭曲的一张一合的嘴巴，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显然和我父亲有关。他们背对窗户站着，正午的光线照射进来，把他们涂抹得只剩下一团黑乎乎的轮廓，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说完，就把我父亲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年，我三岁。这些晃动的人影与扭曲的嘴巴，是我最初的记忆。我后来成为一名木匠多少和这个记忆有关，这样我就可以避开人群，避开别人的嘴巴，一生只对手中的木头负责。民国时期，我的父亲是这座岛屿的管理者，就在这栋清朝末年的房子里办公，七十多年后，我也成了这栋房子的管理者，我待在父亲曾经待过的房子里，看着整饬一新的墙壁和屋瓦，感叹着世事的变迁与轮回。我至今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葬在何处，兴许就在岛上的哪个山头。那些年，每每问起母亲，她都是眼一红，头一撇，就走开了，躲在角落里叹气，我也就不问了。
    那天下午母亲喘着粗气把我从一堆木头刨花里解放出来后，我就成了一名彻底的无业游民。海滩、苞米地、无人的山头，是我经常出没的地方。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岛上四处浪荡。我怀念我的木头，怀念我的刨刀，现在因为岛上禁止砍伐树木，它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它跟我一样成了无业游民。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岛上忽然刮起了造坟的浪潮。虽然活在岛上，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总之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死去，而且这个间隔越来越短，有时在同一天就要走掉好几个人。吹唢击钹都免了，人们已经见惯不怪，排队拎着工具上山，到了晚上就擎着火把，我闲着无聊，就跟过去看热闹。我的父亲也许就在山上。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山头，那么任何一个山头都有可能是他的落脚之地。我围在人群边，看他们挥着锄头和铁锹，挖呀铲呀，身上沾满了泥渍，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服，忽然，锄头嵌进了一块树根里。他们停了下来。那是一块硕大的树根，样子很怪，一个底座上面各种分叉，有点像什么，但又说不上来。他们把它挖出来，当作垃圾扔在一边。看到木头，作为木匠的职业热情瞬间在我身上复苏了，是啊，我有多久没有摸过木头了，看到它被遗弃，无人在意，我就把它抱回了家。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东西藏在这块树根里面，就像花朵藏在木头里一样。现在，它正等着一双手去解放它。看着这块树根，我想到了父亲，也许他就住在里面，正张望着我，呼唤着我。我相信父亲的灵魂就寄居在这块枯掉的树根里面，不，不止这一块，还有更多的，它们在山上、在海滩边、在荒无人烟的村落、在猪圈牛棚、在新挖出的坟洞里，在岛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此刻，我的父亲忽然变得无所不在了。而我也因此获得了崭新的人生方向，身披无业游民的身份，继续浪荡在岛上的每个地方，寻找任何一块废弃的无人关注的树根，那里面，既有我的父亲，也有着无穷无尽的未知的生命。
    我像刨刀解放木头里的花朵一样，解放着蛰伏在树根里的一个个隐秘的生命。
四十年后，当你走进这座海岛上的兰秀博物馆，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根雕作品，那些鸡呀鹰呀蛇呀马呀梅花鹿呀，看似安静地立着，其实是在没完没了地欢腾、打闹。当你竖着耳朵，踅身穿过那条鸡鸣鹰啸马嘶蛇吟鹿叫的甬道，你就会知道，我的庸常寡淡的一生充满了怎样的不可言说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