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岸小说小辑(二)
1944年冬天下午的一次谋杀
古岸
事实上,那个寒假我一直在写一个名叫李降的考查报告,这是我八年教书生活中唯一花功夫去做且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但没想到的是,我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远远超出我当初的预料,几次放下与中断,使我好长时间都不能摆脱出来。李降从被捕到死亡不到三天三夜,围绕李降的死产生的问题却像藤蔓一样纠缠不清。西村尚还健在的老人对李降如何被捕之事众说纷纭。我的这篇考查报告只能残留在我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中,直到今天还没能顺利完稿。在今年过年的间隙,我把稿子的大概说给当时还是小孩的父亲听,父亲直摇头,说这篇文章的明显纰漏最起码有五处,而最关键的是李降为何在逃脱之后再次落入日本人之手,明显与事实不符。父亲说,这篇东西写得很臭。
要么你当成废纸,要么你重新核实再写。
父亲的话与围绕着李降展开的主要人物之一――西村尚健在的目击者-孙有财,即我的远房姑丈公说法出入极大。
那个下午在现在看来是再也普通不过了,所有听说过此事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定调的。为了尊重事实,在文本中我就采用这样方式的叙述。这一点我的父亲也认同。如果我爷爷在世的话,我想我的写作会顺利得多,他被西村人公认为乡村的史官。至于另一个主要角色--孙有财,我一下子还说不出什么。他往往在关键时刻缄默不语,或者前后矛盾,最后干脆不说,我说什么他都说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1944年的西村,在我看来与现在已成为废墟的南头山大致相同,只不过当时人更多,船更多。我查了一下县志,在D城的日本兵一共有8人(也有人说是9人,这和本文没有多少关系),我边写边骂小日本,对人们普遍赞誉有加的张玉部队嗤之以鼻,当我把这串数字报给我的学生听时,我的学生同样用不屑一顾的神情予以否定。
野鸡部队与正规部队毕竟区别很大。我的学生可爱的把当年活跃在西村的张玉部队唤为野鸡。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学生嘛。
我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李降发生的事就是在D城的一个小渔村里。我几乎找遍了D城可资参考的资料,对于李降只字不提。经过我反复查找,在D城一个重要人物张玉的目录下寻到了所谓的一些痕迹。县志上讲,他是浙南支队的一号人物。在上世纪的40年代中期一直与困守着D城的日本小分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他的主要功劳里有一句话是除掉了汉奸。
这个汉奸是不是李降?
我在这本县志的这一句上重重地用铅笔戳了一下,历史到底是谁叙说的?如果我能证明这个汉奸是李降或者这个汉奸不是李降,那么我将带上这最新的发现出现在下届的县志修正会上,我要拿最新的发现问那些研究县史的人。
他们怎么能对这样一个细节熟视无睹呢?
这个寒假对于我说相当折磨人,准确地说是已死几十年的李降干扰了我正常的生活。这一折腾,使我暂时对自己的处境与个人问题注意度下降了不少。当时我29岁了,离古人说的三十而立一年还不到。我不仅没有立,连立的资格都没有,女朋友一次次地黄了,工作八年了,年年打报告,年年没有着落。八年。想到八年我暗自笑了,这容易想到八年抗战这个词。李降这个人的出现与抗日有实实在在的关系。我不能说是当初无聊状态的一种最好也最有意义的解脱方式。但我能说,一进入李降这个人物,我发现自己已不能愉快地拔出脚来。那个冬天我安心地在寝室里住了下来,西村的人看见我总问,咋了,放假了也不回去?
我没有回答,如果我说我在写一个名叫李降的考查报告,他们一定会笑我,真是无事可做,瞎折腾。
他们会说,李降这个人有啥可写。
我的想法与他们不同,人与人都是不同的,一个人的存在与消失总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
现在,我把已经成稿的一部分简要概括如下:
1944年的那个冬天,李降在南头山村笃定安详地搓麻将。李降那时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小分队驻D城的翻译。据我父亲的回忆,李降的爹是西村少有的几个富人之一(奇怪我父亲为什么不说是地主之一,难道是他老年纪大了对这段历史有所疏忽?)。父亲说,李降的爹是该船的(注是有船的意思,这样写是我想尽量保持考证的真实性,况且用其它的词来代替终归有点生硬,方言最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原生性)。父亲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经常说起李降的爹。父亲说,将心比心讲,阿善伯人真是不错,我当时刚好15岁,入船。别人都看不起我家,不要我,但家里五六个人等吃。你奶奶是东托西求,阿善伯看到我家这么苦,就对你奶奶说,阿婶,要是你放心,就让这小孩到我的船来撑好了。
十五岁啊。父亲经常用这句话作为他说话的由头,不管是教育也好,不管是扯闲篇也好。他用这句话好像是诗经上赋比兴的开头。带上一句,就是预示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父亲以此来区分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的不同。
15岁那年,父亲就在李降爹的手下当了一名伙计。关于其中的甘苦我不想详细表述,父亲总体的评价是李降的爹不错,由此推断李降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父亲一次次的向我说明李降说是给日本人做事,其实他没有干过什么坏事,伤阴骘的事绝对没有做过。父亲的语气非常坚定、恳切。
我总是搞不清楚,李降咋会和日本人搭在一起呢?父亲也同样搞不清楚,父亲含糊其辞的表达里我稍微听出点意思,可能是李降爹想找个靠山想送李降去日本留学。每每说起此事,父亲的头摇着好像想把历史摇过去。
那个冬天的下午,我在日记本里这样记载,李降、孙有财、豁嘴强子还有一个(名字已经忘记了,我查阅了所有的记载关于这个人总是语焉不详,草草一笔带过)他们四人拼成一桌,地点是孙有财家里。来回倒水的是阿良的老婆,孙有财的媳妇――阿五。当搓到北风圈时,阿良的新妇袅袅地走到李降的身旁,向前倾着身子,她身上饱满的部分轮廓鲜明地张扬起来。李降的目光开始向两边开小差,两只眼睛来回转动的频率明显提速。当然这是事隔几十年后的主观臆测,它有关的出处是来自于本南头山人的口头流传。我想,这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正常反映,可以理解,也应该理解。孙有财咳了一声,闷声说了句,打牌。然后重重地把一只四筒放了下去。阿五轻轻地笑了起来,说,打倒了。
李降说,谁打倒了。阿五扭了扭腰肢,豁嘴强子后来学给我说,阿五的袅势把李降的涎水都引了下来。强子阿爷说的时候,上嘴唇与下嘴唇的距离张得老远老远。我想豁子强子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也没好到哪里去。
现在我已经说到正事上,除去一些不必要的插科打诨,本文的叙述已越来越接近1944年那个冬天下午的事件(注意到我已把谋杀改为事件,这也和我从事几年像模像历史课教学有关,我想还是用事件比较确切点)。李降把眼神收回来,眯着眼一瞧:啊,真的,你媳妇说得没错,真是打倒了,你把我打倒了。我说,老孙,还是嵌四筒啊。他把牌一摊,顺便很响亮地拍了一下大腿。豁子强子说,在李降把牌推倒时,阿五是叫了一声,听那声音先是有点妩媚的意思,后来就不对劲了,带有惊恐的味道。
张玉部队就是这时冲进来的。
那么,李降的那记拍大腿是否拍在了阿五的屁股上。我问。
肯定是。不信,你可以问问你的阿爷。对不起,我忘记了交待,他们四个拼成一桌,是说四个人在搓麻将,另外一个人在观战,我爷爷就坐在孙有财的侧首。
李降每次搓麻将总是喜欢到孙有财家里来,你说图的是啥,明眼人都晓得就是冲着阿五来的。老木头阿良是蒙在鼓里,切,孙老头他不不晓得?他算盘子不要抠得太紧!?他能该两只船不是仗李降“马力”?否则有这么好的人,眼开眼闭能让李降胡来?
别的不说,阿五后来的那记叫声核对无误。否则1944年那个冬天下午的事件就不可能发生,我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张玉就是在那个时候摸进了孙有财的家里,并且当场捉住了李降。这句话其实是对县志上记载的最为确凿的补充。这样的开始也许你觉得有些意外,但符合当时的实际,听起来像篇小说,我们的生活很多方面比小说还小说。也许你会问,为啥没有逮住其他人,为啥不逮孙有财?这个事我专门问过姑丈公,他的解释是这样的:
当时我坐在上横头,面对门,豁嘴李强坐在我的右侧,还有一个人好像是下岙的张牛――这个人我有些记不起来了。他边回忆还拍了拍脑门,看得出他是在拼命回忆。(因为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我在本文的开头就没有交待清楚)李降坐在下首,哎,当时他风头很健,胡了不少,我记得我们都把纸币输完了,我和强子还拿出了银元。如果不是他“粘头”,逃,凭他的身手是不成问题的。
我问,阿五在吗?
她怎么会在,男人的事,一个女人头掺和做啥?再说,她当时结婚才二个多月,这种场合她咋会来?
看得出,现在我的叙述遇到了问题,这也是父亲一直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父亲看来,这篇文章最好的方式只能是在民间,如果像模像样搞成一篇东西只能是骗骗外行,在那段既往的历史面前经不起推敲。不过父亲并没打击我写作的积极心,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比写新闻的那拨人好多了,你至少有八分实,他们?父亲说到这里直摇头,真是对不起那几块工资。我写作中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几个尚健在的人说法各执一端,在综合的过程中,分歧又相当大,想找到一种折衷的说法也相当困难。
在询问的过程中,孙有财的语气异常坚定,他的态度表明,李降和阿五没有丝毫关系。
那天她根本不在场。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你的阿爷。
他们把所有问题的归结点都推给了我的爷爷,也就把答案以另一种方式推向了极致,是一种比较圆滑的作弊手段。我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他们的讲述里都有许多怀疑之处。如果爷爷在,会怎样呢?这个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常纠缠着我。可惜了,爷爷在时,我太小,我根本不知道若干年后自己会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想,如果爷爷在,他会支持我的。这一点父亲不像爷爷。
西村的人对张玉部队冲进孙有财家捉住李降的一幕一直津津乐道,仿佛一个个是经历了那个下午的突变。我很奇怪他们对李降几个大的事情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而具体到某个细节,往往是对不上号。比如说,那个下午是捉住了李降,但到底是碰巧捉住还是有人通风报信捉住,如果是通风报信,那么又会是谁呢?再比如,李降在被捉的当天晚上据说是逃脱了,那么在三天后为什么又被抓住。在这三天里他到底干了些什么?等等,这一系列扑朔迷离的问题在那个寒假,甚至延续到今天仍在搅我的脑子。关于李降,有三个人应该比较清楚,当事人李降已经死了,孙有财与豁嘴强子的口径又不统一,并且豁觜强子对有关事情他根本不知晓,每次谈着谈着就把话题对准了阿五,尽说些脐下三寸的事,换个时间,换种方式,我也许会感兴趣,我目前最关心的是把李降的相关情况弄清楚。男欢女爱的事,每天都可以发生,不值得大惊小怪。另一种主要角色――我爷爷已入土为尘,他的零星片断只能从父亲嘴巴里漏下偶尔拾起几片来,况且父亲近来的记忆明显与他日渐衰老的身体配套起来,前年讲的与去年讲的、今年讲的反反复复出入极大。我也搞不清谁是正确谁是谬误,只能借助我合理的推想,把有关的说法综合起来,作如下的表述:
李降的第二次被抓是在番薯地里,两天半的时间里他一直窝在外南头山的一个礁岩的隐秘出口处,我揣测,在逃脱的前二天里,李降是在兴奋与害怕中度过,他怀着侥幸的心理在等待一个时机,他当时最为迫切的一件事是有人甩个“领子”,找到一条可以捎带他到D城的船只,他想到了一个人,他害怕,他想冒冒险,却又不敢。张玉的游击队在边边角角搜查,我父亲说,当时,张玉是两天两夜不合眼,把那支驳壳枪在孙有财的堂屋桌子上摔得噼啪作响,他说,如果我逮不住那小子,就把你们一个个毙了。你们在这里给我好好呆着,哪里都不准去。孙有财,你还有一个任务。
到底是啥任务,父亲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豁嘴强子说,好像张玉说过,把你的宝贝媳妇看牢了。
他又说,这个我倒真得没注意过,我当时骇都骇煞了,保保自身都来不及,心想肯定也会当成汉奸抓起来,咋能顾到这些事呢?
李降在山洞里憋了整整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他实在熬不住了,肚子向他不断地抗议、起反,他告诉自己要忍一忍,再等一等,他也明白弄不好,一探头,外面的枪子有可能会摞在他的头上,他也知道他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是在等死。一天、两天是可以下去,但接下来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即使不吃枪子,也会烂死、饿死。我现在从书写者的角度分析,其实,张玉比他还急,只要把他放出去,意味着张玉就要从南头山滚出去,D城也不会有他的立足之地。李降明白自己要赌一把,不管是输还是赢,他都得出去一趟。另外,按照我的设想,他应该还想去见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一般来说,人在困境中,他总是按照自己的习惯路径在走,现在,我们可以像电影一样来安排一下李降的痕迹。一是他必须要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才有活路(包括吃的);二是也只有走出去他才能到D城,找到他的主子。那么,张玉到底有没有对孙有财说过管好你的媳妇这句话呢?问题是绕了一圈后又绕到我爷爷身上,我爷爷不在了,有些问题比无头苍蝇更加没有头绪。我找谁去问呢,豁嘴强子爷的话还是有点靠不住。他这人,嘿,不说也罢。
我在阿五这两个字上又重重地划了一个记号。强子爷说,张玉好像警告过孙有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对李降的后面发生的一段就不用考证,自己踅摸也能摸到门道了。而这样写,对于小说来说更富吸引力。到底是写还是不写呢,我犹豫过好长时间。虽说没有证据,这篇章节的很多内容都是我合理想像的结果,如果换个角色,我会很好下决心,对于阿五,我在笔记本里撕了写,写了撕。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那个唤为阿五阿姨的人,咋会和历史上一个叫李降的人联上关系呢,我怕落笔不好,心里感情的账很难交待。我们在南头山的老家相距不过二十多米,我母亲经常念叨阿五阿姨的好。一天早上,母亲买菜回来,陡然兴奋地对我说,想不到阿五搬到这里了,哎,都老了,我们这批人都老了,阿五现在也像我一样满头白发了,她做小姑娘时,相貌不要太赞哦。16岁,她来的时候只有16岁了,现在却有六十上头了,她那时真真伤心啊,你姑丈公用两箱黄鱼就把阿五换来了,换来做你阿良阿伯的老婆。伤心啊,她当时哭得不得了。从母亲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大致了解了阿五阿姨。她老家在宁波开明街,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阿五排行第五,因此习惯喊她阿五。阿五的父母家穷,用我们老家的土话说是穷得得得滴。父亲在阿良伯相亲时曾经陪着去过几趟。事实情况也是如此,一家七个人挤在20多平方屋里,父亲说,我们五六个人走进去,连放脚位置也没有,没想到现在宁波这么好了。父亲对于几十年来,两地发生的反差感到不可思议。南头山已成为废墟,要不是我为搞这个破玩意了,我们们父子之间应该很少谈论南头山的事了,现在重新把它撸出来,一些过往的事就像关海水的契门一样再也关不住了,哗拉拉地直淌,漫得我的父母心一阵阵返潮。
母亲说,你阿五阿姨是恨他的父母,后来政策落实了,硬是没有回去。咳,她也是命苦啊,又摊上你阿良阿伯这种人,母亲用手指了指头,连连叹气。
那么,阿五阿姨是否和一个叫李降的人有啥关系?
有啥关系?她们认得啊!李降的一个亲戚也在宁波开明街,你阿五阿姨抬到这里,人生地不熟看到相对拉得拢关系的人,自然多说几句啊,再说,她当时才几岁啊,整个是一个小孩嘛。又是你爹在嚼舌头?别听他的,他晓得些啥呢?
我说不是,是强子爷。
他,他有啥资格说,花老头一个。
母亲的一番话,使我对阿五阿姨与李降的关系再次陷入困惑中,每每在写作为难之中,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爷爷,当年的爷爷类似于今天撰写县志的人,一个乡村的书写者。可惜了,也许这段历史将同爷爷一样永远埋藏在南头山的废墟中。
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调离了那个海岛――生活了二十九年的海岛,当一张调令单送到我的手上时,我发现自己的愉快感一下子不见了,随之而来的苦涩,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漶漫,我无法述说那段心路历程。星期天去海边,我突然发现好多东西已叫不出名字了,我也不能像过去一样轻快地爬过礁岩了,我知道我的青春期已结束了,说伤感是因为我太沉迷于过去了。我颓然地坐着,摸出一根烟,怀旧常常是因为过去无法复得,而在无法复得的日子里却保留了自己珍贵的记忆,仿佛自己已被撕去的一部分丢在那里了。那岛啊,那山啊,那日子仿佛就在眼前。
还有李降。
在打包的过程中,我把那几本日记本翻了又翻,甚至动了念头,想把它扔掉,最终还是没下决心,这毕竟是我八年教书生活中自己用心去做的一件事情,现在打开来,重新看看,里面有些篇章涂得面目全非,大致的轮廓走向已逐渐明晰。
我们可以想像的是李降在躲了二天后,第三天,实在饿得不行了,他就溜到外面想去地里找些吃的东西,第一次他是在天蒙蒙亮时进行,据我的估计,应该是成功了,第二次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1944年冬天下午的谋杀就是在这个时段进入高潮。他刚想在番薯地里刨些东西吃,张玉的部队就包围了他。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与孙有财讲的没有出入。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张玉竟会以这种相当野蛮的方式结果了只有29岁的李降。李降死的年龄与我调出海岛的年龄一样。又逢到九,中国人说三、六、九不吉,把不好的方面都推给上世的命运。张玉也够狠的,他用中国比较古老的的方法开膛挖心结果了他性命。李降被抓的下午,张玉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他骂了句,戏他娘的屄,然后打开一瓶高度的烧酒灌了几口。他带着他手下的20多个弟兄,沿着南头山岗走下来。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张玉没有押着李降在西村游走一圈,也许1944年的乡村并没有像我们历史书上说的形势分明。张玉从骨子里是怕李降的,是怕在D城的几个日本兵。我在课堂上讲乡村史时,学生们就问:整个D城像张玉这样的部队有四五个,为什么弄不过八九个日本兵?学生的问题很尖锐,好像一下子问到了症结,要解答比较复杂。我说,我们今天学习历史,你们的问题就是最好的历史,能弄清爽这个问题,我给你们考试都打90分以上。学生们都笑了,我说,你们不要笑,我们只要对着书本简单复习一下中国自18世纪以来发生的事,你们就会明白。有一个学生说,我还是不明白,八九个人嘛,可以暗杀嘛,一个一个摸,应该不成问题的。言下之意,他们对张玉也是看不上眼的。学生们说得没错,归根到底,张玉部队也是野鸡部队,如果没有后来解放军的收编,他在县志上的记载没有像现在好听,最起码他不可能成为英雄,说土匪也不过分。
我想当时,张玉的脑子煞清爽,他怕夜长梦多,虽已是1944年的冬天,但凭他当时的阅历,形势恐怕没有这般清楚,办掉日本人手下的人可不是很简单的事,这不同于几个帮派打打杀杀的事情,弄不好,要全军覆灭,后来的发生的事证明了张玉的判断没有错。我父亲说,李降被杀后的一星期,日本兵得到了消息,小分队就包围了南头山。张玉在得知消息后就对南头山和西村的人讲清楚了,谁要是说出去,我就像对待李降一样处理,绝不手软。后来,日本人查不出证据,况且死的又不是正宗的日本人,就放火烧了八间房子,不了了之,也算是警告了一下。
李降被蒙着眼睛,反剪着双手,推搡着下山。张玉放出了风声,要把他开膛挖心。南头山的普通老百姓怕得不得了,忙着把灶披间的火烧灭了。我听父亲说,爷爷是一路跑过来,奶奶正在烧饭,他提着水缸里的水就往灶洞里泼。奶奶被爷爷搞得摸不着头脑,直听爷爷自顾自地嘀咕,要出事情了,这回事情出大了。他还叮嘱家里人,这件事,谁也不许乱讲,装着不晓得就行了。张玉在南头山没有找到火,李降就多活了几个小时。他带着部队就向下岙走去,他挨家挨户地问过去,问到了一家,据孙有财的回忆是这户人家消息不灵,来不及灭了。但豁嘴强子说不是这样的,是孙有财搞得鬼,他说,你想想,为啥别人都泼灭了,单单剩下这家。他说,你说这家是谁吗?是孙有财的堂弟。豁嘴强子说的有板有眼,充实到整个事件来看,似乎有点意思。
这又牵扯到阿五,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孙有财真是太有才啊,他运用的是普通乡绅经常运作的方式――借刀杀人。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我调到县城后,一次次地翻阅日记本,很多问题依然不甚明了。
小时候,姑丈公总说我懒,说我父亲养我这个儿子是没有用场的。姑丈公的话很刺我的心,我的自信心就在他的数落下,像我老家的美孚灯泡一样一点一点幽下来。我看见他蹒跚的身影就发慌,避开他走。在我的童年的印象中,晚年的姑丈公沉默寡言,很少看到他与人攀谈的场景。这与人们谈论中的年青时孙有财的印象相去甚远。
阿五阿姨在谈到这一变故时,同样流露出不可理解的诧异,她说,七十岁后,他整个人变了,变得我也认不出他了,以前他们两个老经常绊嘴,现在只听到阿乔的奶奶唠叨,他总是一声不响,烦了,我看他也没有啥大动作,最多把碗重重一放,就走出去了。你说,怪不怪,哎,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他想旺也旺不起来,我嫁给阿良30余年,现在我想对他恨都恨不起来了。这是阿五阿姨与我母亲的一番交谈,她们在交谈时不时地把两只手挽在一起,像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人是否到了一定年纪所有的爱恨情怨都已了解。
我读初中辰光,看到他的次数最多,走路明显老态,经常拿着扫帚打扫卫生,修村庄的道路,拾垃圾,村中人对他是赞誉有加。有一点我同样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按理说,他做好事,应该念念佛,吃吃素。可是晚年的孙有财对这些方面却不屑一顾,依然我行我素。
我把有关情况向豁嘴强子说起时,豁嘴强子,哼了一声,他在忏悔。你没有看到他经常一个人到山咀头去默坐,他做的好事可能过分了!这个人还有一点良心,要做鬼了人有点怕了。
作为一个完整的考查报告,我可能完成不了,我现在要做的是,把李降的来龙去脉大致地交待清楚。这也是我对八年教书生活的有意总结。再说,我住过的南头山已成为废墟。我在一首诗中这样表达:
南头山
只有不断地死亡与消逝
只有海水、海鸟遵守着风俗
只有像古岸的人们患着忧郁症
以童年的心境拼贴
只有往回走
像墓碑上的上代再往上
遥想
一个人登上岛时的茫然与兴奋
只有在地方志可有可无的地名中找到她
只有将她还原为原来的一部分
成为海
成为礁岩
成为祖先当初漫无目的登岸时的方向
李降在最后关头,向张玉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只要你放了我,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对南头山及整个西村没有干过坏事,这个你心里清楚。张玉沉默了一会,说,你想怎样?李降说,只要你把我放了就行,我自己会去。张玉怔了怔,扭了扭脖子。他的手下一齐盯着他。张玉慢慢地转过身子,对他的手下挥了挥手,说,好。他的手下一时反应不过来,张玉吼了一声,你们难道是让我死吗?这个时候李降的眼泪就涌出来了。
张玉说,李降,不是我不放你,我放你,我也肯定完蛋。你最后还有什么要交待吗?
李降说,在死之前,你能把我蒙着的布取下来吗?让我再完整地看一眼南头山,看看这里的人。
张玉说,好。
最后的结局,我记得父亲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说,用在灶洞里煨经的刀,插在李降的胸膛,像杀猪一样。剖开他胸膛时,心还在扑扑跳。他最后喊了一个人的名字。
我问是谁,父亲说,不清楚,但肯定叫了一个人的名字。他叫的很响亮。
父亲直直地盯着我,盯着我有些害怕。仿佛那个人就是我一样。
(发《小说月刊》2007第九期、《文学与人生》杂志第8期)
让我们一起去吃肯德鸡吧
古岸
小女孩惊恐地问我:阿公这是不是真刀?我说不是。
那你为啥要架住我,为啥不让我回家啊,阿公你不要杀我啊?
我说阿公不会杀你。阿公想跟他们玩一下,你不要害怕。
看他们是多么疼爱你啊,有警察,有你爸爸、妈妈。
小女孩的眼里噙満泪水,她真的是怕死了。
他们让我放下刀,我才没那么傻啊,那个警察还叫我跟他谈判什么的,我对他们说:
这套把戏我看多了,每天电视电影都在放。你们别充什么英雄啊,用智谋啊,送饭,送药啊。我知道只要我一侧头,刀稍微移开,那些特警就会把子弹撂在我的脑壳上。
“呯”,就这样,明天的电视、日报上又有好看新闻了。
要死也要和电影电视上区别大一点,哪有这么便宜让他们这样解决了。
你急,你现在急了,我求你的时候,我也急啊,我在你家里候了几天几夜,你不开门,我在你办公室里,你叫手下人打发我,我打印了那么多材料,你怎么可以草草地在纸上涂上几个字,你横,你现在怎么不横了。
总有一天,你也会求我的。
你说,你永远不会。
我知道,你从来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我看你这熊样,我就解气。还有那帮路人,说什么罪过,拿这么小的小孩,真应该吃枪子。
你们说得都对。是的,她很可怜,人要死得时候谁不可怜。
她是很小,但我的儿子也是从很小过来的。我容易吗。
他死的时候不也是20多岁啊。他就这么走了,你们关心过他吗?他死的时候说,爹,我真的没有做过。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就这样走了。
即使有,你们也不能这样整他啊。写检讨,通知村里,你知道我儿子是为我死的,他说,爹爹,我没事,可你丢不起这老脸啊。
阿公,你为啥哭?
还是小孩好,但是,我说小姑娘,将来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外面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警察用高音喇叭向我喊话,我耳朵有点聋了,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小女孩突然展颜一笑:
阿公,我们做个游戏吧,你就把这把假刀,说成是真的,说你要杀我,然后――然后,看我怎样逃脱你,那样老师就会表扬我,哈,也吓吓我爸爸,谁叫他每天不陪我,每天不在家啊!
我被这女孩的想法逗笑了。我说,行。
然后,她向我在脖子上划了一下。
我终于看到你作为男人的一面:我是孩子的父亲,让我进去吧。求你了,你千万别杀死我的孩子,有事好商量,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爸爸,你不要过来,你一过来,阿公就会杀了我。
小女孩转过头,向我眯了一下眼。
我心一动,手把不由一紧,小女孩叫了起来:阿公,你能不能松一下啊,我被你扼得有点难受。
我说不勒得紧一点他们会不信得。我们要把这游戏做得像真一样啊。我们一起考考你爸爸吧。
她说,行,完了我请你吃肯德鸡。我老爸有的是钱。
我冲着外面喊:你过来,你不过来,我就杀了她。
外面有人说,你不要冲动啊,要保持冷静。
我说怎么那么多屁话啊。快点。
小女孩笑了,阿公说话能不能文明点。我说我们不是在演戏吗?
那个男人惶惶恐恐地走了过来,我看得出他的腿有点抖,旁边有个警察向他交待些什么。我才不管呢。
我说,我问你答。如果你不说实话,后果你自己知道。
小女孩插嘴道:爸爸,为了救我,你一定要说实话啊。
第一个问题:我儿子到底有没有碰你那个女人。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
第二个问题:你睡了几个女人。
我,我――
说实话。
爸爸你要说实话啊。
有两上,不不有,三个――是四个,我记不得了,反正好多好多。
他低着头。
爸爸,你――
第三个问题:――
爸爸,你不爱我了,爸爸你为啥不爱我了――
小女孩突然把那把刀往自己脖颈上推了,爸爸我死给你看。我觉得小女孩的手很有劲。
人群一阵骚动。
血,有人在惊叫。小女孩流血了。她怎么这么傻啊。
阿公,爸爸不要我了,你杀了我吧。
我说,孩子这是真刀。你不要这样。
阿公,你骗我,你骗我,这是玩具刀――
我手一松,这时候我好像听到了枪声,呯。
我听到了小女孩的哭声:阿公―――
阿公我们不是说好了,游戏结束了一起去吃肯德鸡吗?
我说,真的,这是一把真刀。我的手紧紧地抓着小女孩握着的刀,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疼……
(发《小小说选刊》2008年第15期、《青春阅读》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