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斜街【短篇小说】

 
                                                                                             孙晓燕
 
月亮挂在天上，西斜街像是还没有清醒。西斜街上早酒馆里的灯亮了，灯光洒到街上，风轻轻摇动街边的树木，灯光就那样散淡，树影就那样悠闲。
多少年了，住在西斜街上的人们有喝早酒的习惯。
西斜街靠近码头，那时街上几乎家家都有人当上了码头搬运工。清早出工去，走进早酒馆，一碗酒喝下去，身上就多了力气。
眼下，人们喝酒的由头多起来。在外面喝在家里也喝，你请我喝我请你还喝，高兴了喝烦恼了更喝，男人女人一起喝。反正是喝，随时随地喝。
来西斜街喝早酒的还有一些常客，他们大多是那些拿了养老金，还有就是吃上内退补助的人。他们大多都清闲，每天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早早起来不喝上一碗酒，一整天都会觉得病恹恹的。  
再说了，都是老邻居。夏天，大家清早就晃悠出来，赤裸着脊背坐在一起，大碗的冰冻啤酒一仰脖子喝下去，那叫一个精气神儿。冬天，裹着破旧的老棉袄溜溜达达着，来了早酒馆，一壶老烧酒灌进去，肚子里火辣辣的，连后背上都暖洋洋了。
有钱的人是不去早酒馆的，他们去坐大酒楼的雅座包厢，那样才不失了身份。生活节奏快的上班工薪族，忙碌的生意人，也不来早酒馆，他们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才刚刚结束，这时正朦胧被子酣睡着。他们没有时间，自然也不会有兴致去喝个什么早酒。
那些喝早酒的人们说，早晨的酒别有味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只有他们知道。
西斜街上的早酒馆多是小铺子小门面。里面放了三五张桌子，杂七杂八的凳子上面就围了人。人再多了也不怕，临时支上一张桌子，放上几把凳子，人们又坐下了。坐在门外也能喝。桌子上的几个瓦钵子装好了下酒菜，酒是装在桶里的散酒，价钱也实惠。
    西斜街里大都是廉租房。住户里有返城的知青、有吃低保过日子的下岗工人、还有那么几个或偷或抢蹲过大狱的。西斜街的居民叫他们“山上下来的”。廉租房的楼距窄，房屋面积不大。这里住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
西斜街上要数“廖记酒馆”的生意最好。西斜街的居民们每每说起那里的小菜，都会咂咂嘴称赞一下。那些小菜，不管凉的热的，还是炒出来的炖出来的，吃到嘴里，还真是别有滋味呢。
邹振华来了，他喜欢一言不发地喝酒。他两颊满是胡须，眼睛已经陷得很深。他一般都是要一碗阳春面、一壶散白酒，吃一筷子面、喝一口酒，等到肚子里吃饱了面，酒也就喝足了。他慢慢地起身，掏出钱来，交给伙计向门外走去。
月亮渐渐暗淡,跟灰白的天空融成一体。邹振华坐到他停在街边的三轮车上，等着有客人来喊他。当有人喊他：“蹬三轮车的。”他就会慢慢悠悠地骑过去问：“您去哪里？”和客人搭过话，客人坐上车，他不再说话，蹬了三轮车，向该去的地方去。
邹振华十几岁插队，在农村呆了八年，返城以后在工厂当了一名工人。他一直没有结婚。八十年代工厂倒闭了，从那时起，邹振华就没有了正式工作。他当过搬运工、修过自行车。搬到西斜街以后，就开始蹬三轮车，生意还不错。西斜街的居民手头宽裕的不多，做三轮车，总比坐出租车要便宜得多。
那些早起锻炼的刚刚赶了早市的街坊们，也吵吵嚷嚷地进来了。有的三五好友欢言畅谈，也有一个人吃得气定神闲。他们一边“咂”着酒，一边说着闲话。这时有人说：“邹振华这一个月蹬三轮车，能挣多少？”
“如果活好的话一个月可以挣个四五百吧。”有人搭腔着。
“那日子啥时候有个了啊！”
“你看看人家陈建生，身不动膀不摇，每天三顿饭都在馆子吃。”
“人家有个好儿子，邹振华怎么比。连个老婆都没讨到。”
“陈建生以前经商失败，也没有收入。陈建生是靠着他家三妹的两千块退休金过日子的。陈建生还有个好儿子。每月给他3三千块。”
“听说邹振华当年抢过陈建生的三妹。”
“不提了，喝酒、喝酒。酒能买醉，也能消愁。人呢，过着过着就一辈子了。”
人们各自“晕”上了二两酒，这时拍拍肚子，打着饱嗝走出早酒馆。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还在向天顶上爬。
西斜街上的人们都认识陈建生。陈建生气色很好，脸上总是浮着一层油光。他有时候也来喝早酒，但他这个人很讲究。进了酒馆，他双手将焗过油的黑发向耳后抹几下。其实他那头发本来不乱。抹完头发，他才派头十足地坐下来，拿出一双自带的红木筷子，一只装着用枸杞泡得暗红的散酒酒壶撴在桌子上。老板娘亲自端上他点的菜：一碗杂碎汤，一盘卤牛肉，一盘猪拱嘴。老板娘笑得脸上开花招呼他：“陈先生早啊！”陈建生点下头拿起酒壶倒满酒杯。他喝得很慢，只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慢条斯理地浅斟细品着。他说：“我儿子快要来接我们老两口去深圳了。我儿子陈光是做医疗机械的销售的。”
“您的儿子真孝顺啊！”老板娘又把笑意调到脸上来说。
“我儿子每个月给我们寄三千块，雷打不动。”陈先生翘着兰花指，脸上尽是心满意足的神情。
“这里花销会比在深圳要小得多，儿子一个月给你们二老寄三千块，您天天喝早酒，中午领着老伴下馆子。”老板娘笑着说。
儿子要接陈建生夫妇去深圳的事，陈先生每天要说上几遍。陈先生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了。小区里的居民，却没有人见过陈先生的儿子。
小区居委会王主任是个下巴方方的中年女人。她的样子看起来很认真。她来给孩子买早点。看见陈建生问：“居委会给大家办社保，您儿子的电话，告诉我好吧。您年岁大了，不方便，让儿子去办这件事。”
陈建生听了不高兴了：“我儿子很忙的，他没时间。你们居委会应该给办的。”
居委会主任再想说什么。陈建生嘴角耷拉着像是要恼了。另外一桌的知青李阿姨，住在陈建生的楼上。她是陪着老伴来喝早酒的。她跟坐在一起的老邻居说：“哎呦！你听听。这么袒护儿子的真没见过。不过倒像是父子两个很疏远的。”
“我们有我们的活法，孩子们有他们的活法，住在一起不行的，牙齿碰上舌头也会疼的。”陈建生说。
小酒馆里很热闹，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几个老邻居，喝得日上三竿，舌头打转，人也晕晕乎乎，歪歪倒倒了。
阳光透过玻璃窗，撒满屋子。
“早起二两酒，一天昂头走。”陈建生几杯小酒下肚，已是红光满面。就像没有烦心事一样，其实他是有的烦呢，陈建生插队回来后，先是进了工厂。后来下海经商。九十年代陈建生靠酒厂关系给饭店送啤酒，积累下了第一桶金，后来经济不行了，饭店也都开不下去了。从此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陈建生又看海鲜生意不错，投资养海产品，结果那年海鲜及其便宜。又赔了一些钱。后来投资农产品也没赚到，跟朋友合着开过厂，都没成功。最初的资本都慢慢用完了。跟邹振华一样，连退休金都没有。好在陈建生老伴三妹有两千多块的退休金。几年前。他的老伴三妹，得了老年痴呆，这钱就由他带领了。
陈建生跟邹振华一起插队的时候，俩人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喝酒。平时只要聚在一起，不管有菜没菜，只要有酒，二人就可以对饮一番。那时候生活困难，能喝上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做酒友的二人酒量要相当。还有两人得是朋友，不能喝着喝着就打起来。陈建生跟邹振华两个人不能做酒友了，是因为爱情，爱情上是没有朋友的。
   三妹年轻时瓜子脸，身材苗条细小，湖水般的眸子，笑起来脸上会荡漾出一种太阳般的光辉。不管她穿什么衣服，漂亮的脸蛋和姣好的身材总让她显得与众不同。北方来的知青在南方不习惯那里的饮食。三妹跟邹振华上中学就是同学，她跟邹振华抱怨说，想吃白面。 邹振华跟老乡借了一辆自行车，偷偷地在几个村子转悠。终于找到了一户人家。邹建华跟老乡翻来覆去地讲了几次价钱，这个老乡才勉强地愿意用一斤二两大米换一斤白面。邹振华带着白面回来，三妹可高兴坏了。几个知青用这些面包了一顿饺子美美地吃了一顿。这是他们离开家以后第一次吃饺子，三妹高兴地跟过年一样。看见三妹这样高兴，邹振华一双小眼睛亮得像雨后天晴夜空里的星星。
队里派邹振华和三妹整修篱笆。当地修篱笆的活儿都是一男一女搭伙干。女人手巧，男人有力气，做出的篱笆才能既好看又结实。邹振华跟三妹两人隔着篱笆面对面，邹振华看见跳跃在三妹的秀发上的阳光，邹振华心里很满足。两个人手搭手的在篱笆孔中穿来穿去，经常手碰到手。往往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使双方神情局促起来。
这件事被另外一个人看在眼里，就是陈建生。他也喜欢三妹，而且是只喜欢三妹，别的女知青他都不放在眼里。
那时的陈建生身材修长，站在那里像是风中的一棵白杨树。邹振华却是个瘦小得如同萝卜头样的小青年。
   又一次，三妹去县城里买东西，回来晚了。她一个人朝着光秃秃的山坡上那个小村庄走。天上虽然有月光，可是到知青点，要经过那一片坟地。一股风顺着小路吹过来，哆嗦着从树枝间穿过去。三妹觉得一股冷气钻入心中，接着她的头发发麻，脊柱发冷起来。
为了给自己仗胆，三妹唱了起来：“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三妹的声音在夜风中有些颤抖，身上的衣服都被冷汗打湿了。
突然从坟地中窜出一个人，三妹心中狂跳一下，一颗心像是要撞破胸膛。她喊叫起来：“啊！鬼！”
“三妹别害怕。”那个人说话了。三妹定下神来，才看清，是村里的一个社员傻柱。傻柱三十多了还没娶媳妇。
三妹的心里还是怕，但是装作镇定地说：“你吓死我了！”
“有哥在这你怕什么？”说着傻柱走上前来，就要搂三妹。
三妹赶紧往旁边闪，大声喊：“你干什么？”
“怕你走夜路害怕，哥来保护你。”傻柱说着向三妹又靠近两步。
“你……你你……你想干什么？”三妹厉声说，“我可要喊人了！”
傻柱威胁道：“你喊吧！看看能喊出人来吗？”说着傻柱饿狼般将三妹按倒在地上了。就在这时，三妹听到有人大喊：“滚开！”三妹抬头看，是陈建生站在面前。陈建生本来个子高大，这时看了，玉树临风一样。傻柱看到来人了，放开三妹跑了。
陈建生把三妹扶起来，“陈建生，谢谢你救了我。”三妹的声音也跟月光一样温柔。陈建生给三妹整理着散乱的头发说：“没什么，这些人就想欺负知青，以后可不能一个人外出了。”三妹看见陈建华脸上一团伙，眼睛瞪得又圆又大。三妹的心里腾起温情，脸上一下子闪起红晕。
乡间的寂静无边无际，在这样一个夜晚，两个人在月光中凝视一会儿，然后亲密地聊了起来。他们的话语渐渐地跟夜色混在一起。
从这以后，两个人的感情，像日渐圆满的月亮一样不断增长。三妹总到把陈建生的脏衣服拿去洗，几天后再送回来。三妹还让知青从上海捎来毛线，给陈建生织了一件毛衣。
邹振华默默地热恋又默默地失恋了。他跟三妹刚刚萌生的感情，一下子被陈建生折断了。那些日子，在僻静的场院里，陈建华一首一首地唱手抄歌曲《病患者之歌》、《南京，我的故乡》、《火车火车你慢些走》、《松花江水》，唱着唱着就泪流满面了。
几个知青知道邹振华心里苦闷，就找了几瓶二锅头请他喝酒。他们围坐一起，下酒菜就是萝卜干和南乳。邹振华喝了四五碗酒，他觉得头有点重，腿也有点不听话了。
    药也许能治百病，但酒却不能解千愁。酒已全喝光，邹振华眼睛通红，仍大声嚷着：“谁还有酒？”几个人小声嘀咕，没有酒了。邹振华暴躁地喊：“快拿酒来！”知青小郭站起来出去了，一会进来，手里拿了一瓶酒。他把酒倒在碗里，递给邹振华一碗，递给另外一个知青一碗。两个人仰头，酒喝干了。还没等两个人放下碗，“轰”一下子，邹振华跟那个知青都倒在地上。迷迷糊糊中，几滴雨水打在邹振华脸上。下雨了？唉，该死的茅草房又漏雨了。连蚊帐都湿了吧。邹振生喊起来：“买块胶布盖上去。”忽然，邹振华耳边听到哭泣声。他睁开眼睛，看见三妹。三妹哭着说：“你睡了一整天了，那该死的小郭给你俩喝的是医务室的酒精。”
“幸好是医药酒精，如果是工业酒精，后果不堪设想。”　三妹扭过头，垂下眼睑，又流下泪来。
年轻时的陈建生，很容易受感情支配的。知青的伙食越来越不好了。这一天食堂安排两顿饭，下午三点多，还没开饭。陈建生去食堂，伙房的几个师傅和家属工围坐在火炕上吃肉、喝酒。平时知青们已经发现师傅把肉、粮食偷回家。今天看到这情景，陈建生两颊的血色一下子蹿到脑门上，他大声嚷嚷起来：“ 四点了，咋还不开饭？怪不得杀了猪，看不见猪肉。全被你们吃了。”食堂里先是一阵肃静，然后一个师傅走过来，先是哼哼一声笑，接着一连串的脏话。又觉得不解气。朝着陈建生推了一把。陈建生身体被推得一歪，晃悠两下差点摔倒。陈建生更恼火了，他冲过去跟师傅扭打在一起。 陈建生年轻力壮，把师傅打了个口鼻出血。
陈建生为知青们出了气，知青们都很兴奋。以为食堂的问题马上就要得到解决了。但是第二天，陈建生被民兵以伤害罪抓走了。被打师傅的伯父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陈建生被送到了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劳教去了。
陈建生被押走的时候，邹振华和三妹去送行。三妹哭得两眼如同烂桃子。陈建生鼻子也酸酸的，但他忍住了没有哭，他嘱咐邹振华一定照顾好三妹。生产队周队长也来送陈建生。“你放心吧，我给三妹派个轻松的活，让她去医务室。”生产队长笑着，淫荡地露出两排歪斜的牙齿。
劳教结束，陈建生回到了知青点。陈建生觉得三妹对他有些冷淡，三妹告诉他，这段时间幸亏有邹振华照顾。傍晚陈建生在河边遇到了邹振华，邹振华想说什么，欲言又止。后来他手掌合在一起，搓着说：“建生：你走了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也许我和三妹结婚更合适。”
    陈建生的心中打了个闪，心一下子揪紧了。没想到，邹振华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他抓住邹振华的肩膀：“这段时间，你跟三妹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没做不起你的事！你要是真想跟她结婚，你就赶紧办回城，回去结婚吧。”邹振华结结巴巴地说了这么一句，还想说什么，在喉咙里咕嘟一下，又咽了回去。陈建生离开了。邹振华看看河水，河水也像他一样忧郁。天上的星星有几颗像是落入了河中，顺着水流荡漾着。
陈建生没有明白邹振华这话是什么用意，他的痛苦从喉咙里往上涌。他问三妹，到底发生了什么。三妹先是眼里浮起两汪泪水，然后失声痛哭起来。陈建生又问三妹，愿不愿意跟他走。三妹嘴角颤动着想想说：“愿意，咱们马上走吧，这里我一天也不愿意呆下去了。”
夜风在村庄上方吹过去，呻吟着消失在远方。陈建生和三妹这天晚上悄悄离开了。邹振华目送着他们走，脸色变得很忧郁。
陈建生通过父亲的关系，提前办理了回城手续，和三妹结了婚。婚后，陈建生感觉三妹不对劲，他在心里暗暗猜测着，一定是在他被劳教的时候，邹振生跟三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陈建生跟三妹两个人很少交流。接下来的日子里，三妹变得很忧郁。有了儿子以后，三妹的心思都在儿子身上。儿子一天天长大了，也很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
究竟三妹是什么时候痴呆的，也没有人记得清楚了，整个西斜街上还能记起三妹好时候样子的人已经不多。自从三妹痴呆以后，邹振华也搬到他们的小区来了。陈建生对邹振华心里记恨着，两个人见面，只是点点头，从不深聊。
中午陈建生带着三妹到店里吃饭。他要了一个火锅，又冷的热的要了几个菜，一盘脆鳝，一盘小排骨，一屉小笼包，一碗银丝面，一叠姜丝。
陈建生给三妹的碗里放多少，三妹就吃多少。三妹只认识陈建生，只听他一人的话。陈建生叫她吃，她就吃，不让她吃，她从来不说饿。三妹痴呆以后，陈建生对三妹比以前反而好了。陈建生牵着三妹路过菜市场，指着菜对三妹说：“这是黄瓜，这是豆角。”三妹站在菜摊前不肯走。陈建生就好声好气牵走她：“三妹，我们吃过饭再出来玩。”
    陈建生两口子在路上遇到邹振华，邹振华看见三妹头发披散在脑后，又短又稀薄，心里一阵难过。三妹已经不认识邹振华了。
邹振华比年轻时，变得更加瘦小了。他嘴唇蠕动好几次，才叫出来一声：“三妹！”那声音有些悲悲切切。陈建生脸色暗下去，他扭头看看三妹，三妹像是整个生命退到眼睛里去了，痴痴呆呆的样子很难看。
    陈建生眼睛里的光也是冷冰冰的，他牵着三妹的手，用很神经质的声音说 ：“三妹咱们回家了。”三妹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冲着邹振华吐出长长的舌头。邹振华背过脸去，两行眼流了下来。
天气闷热得要命，一丝风也没有。稠乎乎的空气好像凝住了。   
“廖记酒馆”照旧热闹。西斜街的几个老街坊 ，几杯酒下肚，喝得酣畅淋漓，猜拳行令，贫穷就像寒冷时一样，吃着低保的老邻居们骂贪官，骂物价，骂得慷慨激昂。“唉，知青、文革、下岗，都被我们摊上了。”一个穿着蓝色运动服的问：“老赵住闺女家这么两天就回来了，不是说给闺女看孩子吗？这么几天就回来了？”
“住不习惯，住了十天，憋屈坏了。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转了十天，没有一家喝早酒的店。”老赵一边咋着酒，发出很享受的声音。
“老郭你儿子有女朋友了吗？”
“我们这种状况，没钱给儿子买房，姑娘们不来的。”老郭回答着又问老赵：“你们以后跟女儿住在一起吗？”
“不会的，不给孩子添麻烦。”
早酒馆的老人们，兜来转去地还是替孩子解释：“都是独养的孩子，又生下更小的孩子。大城市的花销都压下来，孩子们不容易啊。”
“他们压力蛮大，我们就这些钱，吃完了也就完了。”
“有一周多了，没见过陈建生了。”老板娘插话说。
“儿子接走了吧，不是天天说儿子要来接他们吗。”
老板娘又说：“怎么没说一声就走了。”
邹振华喝了二两酒，身上开始发热，反倒打了一个冷战。他身体到四肢都那么颤动了一下。有人在酒馆外喊：“三轮车！”邹振华知道是喊他，他坐着没动。邹振华这几天心情不好，他这几天没见陈建生喝酒，也没看见陈建生拉着三妹去馆子吃中饭。他没有心情出去蹬车了。邹振华把三轮车往居委会门口一放，弓着背推开居委会主任的门：“好几天没见陈建生两口子了，给他儿子打个电话吧，问问是不是去他那了。”邹振华嘴角有点颤动。天气闷热，邹振华身上的汗水顺着他的脊背流下来。
“我们也没有他儿子的电话的，他儿子我们也没见过的。”听了居委会主任的回答，邹振华没有动，像是僵住了一样。
居委会主任眼睛眯拢，嘴唇微张地看着他说，我要下班了，你也回去休息吧。
邹振华在居委会没有得到什么消息，就又回到了陈建生的家。他在陈家的门口停了一会儿，转身下楼，过了一会又回来了。他心口抽得那么紧 。血管在太阳穴中剧跳，好似一把大锤在敲打着他的脑袋。他像是预感到什么，他在门外使劲地吸着鼻子，像是闻到腐烂垃圾的味道。在这个小区里，物业费谁也不愿掏，没了物业费，卫生垃圾就没人管了，于是一环一环恶化下去。邹振华按了按陈建生门铃，没人应声。他就用手掌在门上拍打。焦急的表情，像是要从他脸上的沟沟缝缝里像烟一样冒出来。邹振生咚咚地下楼，居委会主任这时已经下班了，邹振华给她打电话说：“陈建生家里的味道不对啊，赶紧把她家的门打开吧。”邹振华很激动，说出的话，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居委会主任说：“左右的邻居都没反应，没有什么不对吧。”“确实不对劲儿，赶紧过来吧。不然我报警了。”
居委会主任晚饭还没做，就又赶过来了。她在陈建生门外闻闻，也觉得有股不太对头的味道。于是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邹振华坐在陈建生的门外吸烟，一口没吸完，又接着吸一口，脸也变成了青灰色。
派出所的人推开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陈建生趴在地上，身体已经肿胀，手上握着一个正在充电的手机，手被烧焦了，像是触电了。三妹趴在床上，没有知觉，已经昏迷了。
邹振华托起三妹，大声地喊着。进来的邻居们说，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吧，三妹傻，不知道饥饱，看看，这屋子里有牛奶和水，自己不知道喝。哎呀，你们看看电视还开着，她可能都不知道老伴已经死了。唉！邹振华跟着医生把三妹抬上了救护车。三妹被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三妹的昏迷是脱水和饥饿引起的，没有生命危险。
沉闷的空气中散发着雨水的气息，雨还是没有下来。
“我当他去深圳了!”住在楼上的李阿姨哑着喉咙惋惜地说，一周没看见陈建生两口子，也没想过要去他家敲门。“如果报警，陈建生肯定要骂人的。”
“有时候孙子在楼上动静大了，老陈都会骂人的。他们跟我们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这老陈看着好好的，又爱喝酒，一天三顿。”有人跟着议论，“哪想到人说没就没了。可惜了！”
邹振华在陈建生家里的电话本上，找到了陈建生儿子陈光的电话。陈光接到电话，从深圳赶回来。西斜街的老邻居们第一次见到陈建生的儿子陈光。
夜色已经变得灰白，陈光见到父亲已经腐败的尸体，脸上并没有表情。楼道里昏暗的灯光在角落里投下几道淡淡的影子，老邻居议论：“这儿子太不像话了。不说别的，没看见他这个。”说话的人用手比在脸上比划着，意思是两行眼泪。
“这个小孩很小很小我就知道他。”
“陈建生夫妇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小孩身上的，就这么一个儿子。家里是一般的条件，房子也是租的。当年陈建生对三妹不是很好的，爱喝酒，总听见他骂三妹，三妹也不回嘴的。”
“陈光那孩子读书蛮聪明的，父母吵架，让孩子性格孤僻了。”
陈光回到家，没有去看母亲。而是把父亲衣服都扔到了垃圾箱。邻居李阿姨看着，觉得有些不妥，还劝了劝他：“按老风俗，人走了，东西是要留一段的，扔走了的人的衣服是急不来的。”
陈光说：“我请的假不是很多，想尽快料理好丧事，马上回深圳去。”
殡仪馆的车来了，陈光提出当晚就把父亲火化。殡仪馆的人说，这不可能，太晚了，起码要等到第二天。他们让陈光上了送尸体的车子，尸体送到殡仪馆，要有家属跟着。殡仪馆在远郊，大概一小时的路程。陈光迟疑了一下：“不能烧我就不去了，去了还要回来。太晚了都没有回市区的车。”
邹振华听医生说，三妹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虚脱，输几天液就可以出院。他对三妹放了心，就匆匆赶回陈建生的家。邹振华听见陈光说，不愿意送陈建生去殡仪馆，他弓着背走过去说：“我跟着去送老陈，我是他的老伙伴了。”
“那你今天晚上住哪？”邹振华转身问陈光。他知道陈家那股腐烂的味道，陈光是肯定不能住的。
 “我就开个宾馆睡了。”陈光平静地回答着，他像是说起一件跟自己不大相关的事情。
天闷了这么久，白天沉重的空气变成阵阵冷风。风一阵紧似一阵，阵阵狂风夹着雷雨呼啸而来，紧接着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人生像一场雨那么短暂。大雨过后，陈建生跟三妹，也没有人再提起了。西斜街死了谁，走了谁仍旧还是老样子。  
早晨的太阳出来了，太阳透过薄薄的云层投下的光转到西斜街，西斜街早酒馆里的人还没有散，像是早酒跟中午的酒连在了一起。
陈建生的骨灰是邹振华给放进墓地的。没有鞭炮，没有哭声。
邹振华拿着一瓶酒，两个酒杯来到陈建生墓碑前。他倒满两杯酒，自己端起一杯，对着墓碑上陈建生的照片说：“喝不大动喽。你在那边喝得还好吗？以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冷了多加衣，饿了就烧饭，想喝酒了，给我托个梦，我来陪你一起喝。”邹振华把另一杯酒端起来倒在墓碑前，自己喝了一杯酒。
邹振华在陈建生的墓地旁坐了很久很久。
“你一直认为我和三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其实不是那样的。当年你被抓走了，生产队的周队长把三妹调去卫生院，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接近三妹。有一天他喝了些酒，胆气就壮了，偷偷地溜进三妹的屋子……后来三妹告诉了我，从那以后，我每天在三妹门口守着，再后来就干脆在那打地铺了。你和三妹回城后，我一次次上告，不知挨了多少暗算，遭了多少白眼儿，最后公社终于把周队长给抓了起来。虽然当时判得很轻，可毕竟出了我心里的一口恶气啊。”还有句话在邹振华心里来来回回的徘徊着，邹振华想了想，说：“傻柱跟我说了，当年你救三妹是你安排的傻柱去截住了三妹。哎，不说了。你都走了，一切都过去了。”
   邹振华站起身，骑上他的三轮车，向医院的方向用力蹬去。刚才医院打来电话，说是三妹苏醒了。三妹说她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