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至21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季剑青共同召集的“第四届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京港大学联盟及港中大文学院资助，港中大中文系与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合作举办。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都会大学、香港树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等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学者齐聚香港，围绕会议主题“新文学的源与流”，从不同的视角切入问题，发表学术成果，并展开讨论。

“新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其诞生之初即被赋予了特定的历史合法性。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学者早已开始质疑和重新评估五四文人关于“新文学”横空出世的神话，致力于辨析其生成机制及其复杂的历史脉络。此次会议旨在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发展轨迹，特别是对“新文学”概念的形成、传播及影响进行深入探讨。

会议伊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主任邓思颖教授致欢迎辞，表示港中大和北大两校在人文学科方面向来保持广泛的学术联系，期待本次研讨会能够继续深化合作关系。随后，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王风教授致辞，希望与香港的年轻学者加强交流，特别是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互相切磋。接着，崔文东教授回顾了前三届会议主题，第一届为“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第二届为“近世中国的书籍形制与阅读形态”，第三届为“跨文化情境中的现代文学”，他表示第四届会议既保持议题上的连续性，又拓展新的视野和研究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李今教授为本次会议带来第一场主题演讲，题为《一个“社会主义”文本的东移——贝拉米的〈回顾〉与其最早汉译李提摩太的〈回头看纪略〉》，由“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彭小妍教授担任主持及评议。李今教授指出，中国学界一般将贝拉米的《回顾》视为乌托邦小说，但是泛用这一概念多少遮蔽了作者和此书汉译者李提摩太的本意。事实上，该小说问世后，催发了美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因而被誉为“最有影响的美国社会主义文本”。李今教授认为，李提摩太在1891年将《回顾》缩译为《回头看纪略》不仅是出于传教的目的，更是为了向中国输入“养民新法”。无论是原作，还是李提摩太的改写本均混合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教义等多种学说的元素。李今教授通过对这一最早汉译社会主义文本的研究，试图揭示“从一开始，‘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专有名词”之混杂性，以呈现社会主义“落地”中国时的历史现场。彭小妍教授随后指出，李今教授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重识社会主义思想的多元图景，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历史发展中各种力量的相互竞逐，以及翻译在跨文化思想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场主题演讲由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王风教授发表，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邝可怡教授担任评议。王风教授的演讲由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这一重要事件展开。他表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歧属家庭私事，失和的缘由无关紧要，但失和的后果关系极巨。其后数年，兄弟二人深陷新文化阵营的内部纷争，并生产出大量文本。1926年鲁迅南下，鲁周二人均开始自我结集。而对于论争性的文本，二人的编辑策略截然相反，鲁迅有文必收，周作人则大量删削，并以“闭户读书”自命。这一过程构建出“杂感的鲁迅”和“小品的周作人”。随之鲁迅以“左转”向北京时期告别，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倾向趋于两极，并以《周作人散文钞》《鲁迅杂感选集》《两地书》《周作人书信》等的编辑，完成思想决裂后的形象构造。随后，邝可怡教授指出，王风教授透过详细考察鲁迅和周作人在作品发表及结集过程中显示的文体偏好，为我们揭示出无论是鲁迅与杂文的密切关联，还是周作人与小品文的绑定，都经历了一个自我选择与意识形态化的过程。

下午的第一场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潘铭基教授主持，分别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和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教授袁一丹发表。张丽华教授的报告主题为《反“世界人”的世界文学——〈破恶声论〉与周氏兄弟清末小说译介》，探索鲁迅发表于1908年的《破恶声论》一文所蕴含丰富的思想和文学的可能性。《破恶声论》是未完成的文本，其中鲁迅批判的六种“恶声”——基于“国民”论的“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和基于“世界人”论的“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在文中仅完成了前两项，而鲁迅和周作人选择使用文言文翻译《域外小说集》是在书写一种反“世界人”的世界文学，可视为对未完成的《破恶声论》的另一种延续和实践。

袁一丹副教授报告的主题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成书考——以邓广铭笔记手稿为依据》，该研究以邓广铭笔记手稿为基础，考订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成书经历，还原声音落到纸面的过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周作人在辅仁大学展开的八次学术讲演的书面记录，由当时就读于辅仁大学英语系的邓广铭详细笔录，并经周作人本人校阅，最终于1932年9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近年来，声音如何再现成为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演讲稿往往几经校阅与润色，声音落到纸面的过程往往难以追踪，而邓广铭的笔记手稿恰好展示了演说与著述之间的过渡环节。

下午的第二场论坛由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梁慕灵主持。首先，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邵栋以《作为诗人的嬗变：刘半农的白话诗与打油诗》为题进行报告，探讨了刘半农在五四时期及其后的诗歌创作转型，深入分析了刘半农从写作白话诗到写作打油诗的变化轨迹。报告人通过具体的考证说明刘半农从白话诗到打油诗并非简单的创作转型，而是由于对于现实失望而导致思想转变。刘半农刻意回避使用使其成名但如今成为左翼旗号的白话文，转而借用幽默戏谑的打油诗来维护自己批评现实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

随后，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王家琪带来题为《生态批评与抒情传统：吴煦斌的翻译与诗歌》的报告。王家琪教授先介绍了论文的两个核心概念——生态批评和生态翻译，并结合具体的个案说明吴煦斌的诗歌翻译策略，以及论析吴煦斌如何在译文中传达生态观。报告人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审视吴煦斌的抒情诗翻译作品，检视她怎样在译文中融会1930、1940年代的中国现代抒情诗，并令源文本获得更丰富的生态意涵。接着集中分析吴煦斌创作的生态诗，借此探索生态批评和中国现代抒情传统互相对话的可能性。

本场的第三位报告人是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罗乐然，题为《水阔鱼沉：战后新马文人的五四记忆与纪念》。报告人在开头介绍了主标题的由来：“水阔鱼沉”原意是无人传信、音讯渐无，新加坡作家梁文福曾在五四运动40周年时借该词感慨新加坡华人和马来西亚华人对于五四的印象逐渐模糊。罗乐然教授由此引出报告主题：二战后，五四运动在南洋的影响日渐淡薄，但在五四运动70周年时，多重社会因素唤起了新马文人对于五四的记忆，他们纷纷在报刊媒体上重新回顾与纪念五四。报告人从东南亚社会的视野出发，通过新马文人对五四的记忆勾连其国族认同、南洋文坛转变等议题。

翌日上午，本次研讨会的第三场论坛由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吴盛青教授主持，来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付丹宁博士和港中大中文系的丘庭杰博士分别围绕梭罗古勃译介的“源”与“流”、吕澂美术类文章书籍的材源问题展开论述。付丹宁博士的报告《闭户写作者的下落——梭罗古勃在后五四时代》主要以梭罗古勃在中国的译介作为引子，论述其对文学青年所产生的影响，并选取了韦素园、王任叔、废名、沉钟社的文学作品作为案例来进一步分析。付丹宁指出，梭罗古勃对文学青年所产生的影响要到北伐前后才显示出来，这一点在追随周作人的青年中间尤其显著。梭罗古勃瞩目于人世的恶浊，认为空想与死亡是首要的解脱法门，这被周作人视为“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之一种，因而将之归入“人道主义”的流脉；但在北伐及其后对梭罗古勃模仿性质的文学实践中，这种“人道主义”的质素迅速消失，而转向了更为纯粹的唯美趣味。

丘庭杰博士的报告《再探五四美育：试论吕澂美术类文章书籍的材源问题》主要通过考察吕澂在二十年代美术类文章的材源，探讨五四美育运动的跨文化性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世界脉络。丘庭杰博士以吕澂的背景为引子，分析了他在美术教育中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心理学美学和西洋美术史的译介。报告通过对《美术之基础》的材源考证，展现了跨文化文本的复杂性，并将吕澂的思想渊源追溯至德国美学家福尔倍。丘庭杰博士也希望以“跨文化”和“材源”作为方法来帮助我们理解民国美育运动与世界美育思潮之间的互动与关联。

第四场论坛由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魏艳主持。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欧阳开斌博士发表了《诗哲乎？玄学鬼乎？——徐志摩的理想主义再探》，报告人指出徐志摩以五四浪漫“诗哲”传世，但学界对其哲思真质仍缺乏深入辨析以及脉络化的讨论。欧阳开斌博士主要借助跨文化语汇的方法，聚焦徐志摩关于“精神生活”的论述，关联科玄论战，并以倭伊铿为参照，揭示其理想主义的跨文化脉络、哲学内涵、论述架构和批判向度，不仅正徐志摩五四浪漫“诗哲”之名，还注入五四启蒙话语竞争的公共性，也为重新解读徐志摩提供了线索。

接着，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的张宇副教授发表了报告《媒介-鬼魅-声音：晚清民国电话体小说的几个面向》。张宇教授的这份报告是其书稿计划《电话诉衷肠：二十世纪中国的电信情感史》的一部分，该书探讨电话这一新媒介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与情感史的交织。自1877年电话（时称“德律风”）传入中国之后，晚清民国的报章杂志上偶有出现以此为中心的电话体虚构小说或者短对话。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这种文体成为向公众介绍新科技以及如何感知这种技术的重要方式。鸳鸯蝴蝶派的两篇电话体短篇小说，即徐卓呆的《无线电话》与包天笑的《言情小说：电话》为其中的重要代表。张宇教授的报告不仅探讨了电话这种新媒介是如何在晚清民国成为一个多种文化元素交叉的平台，还揭示出新旧媒体之间的互动。

下午的第五场论坛由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林姵吟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杨明晨博士，汇报的题目是《欧亚旅行中的科学伦理：张资平的地球史知识译述》。杨明晨博士的报告聚焦于张资平的地质学翻译，考证并梳理其地史学译述背后的资源借鉴、跨国路径和跨文化意涵。张资平翻译或改写的地球史知识不仅牵涉到19世纪后期以来英、美、日、中等多国之间的思想旅行，其中的科学话语更是参与到当时从西方到东亚普遍流行的进化论社会革命思潮之中，并与张资平1920年代前期小说中的情爱经验共享一致的思想史脉络。杨明晨博士的报告通过张资平的地史学译述案例，不仅意在重新整理其创作逻辑，更希冀反思20世纪初期的东亚如何联结“科学”与“情爱（小说）”这两种现代经验。

紧接着，北大中文系的彭依伊博士发表了报告《“他者化”的新型样态：萧红书信中的主体争夺与形象构建》。报告尝试在考证与阐释之间，寻找平衡客观史实与审美批评的限度。彭依伊博士聚焦于《萧红书简》，以“萧军编注视点下的二萧书信”为主体，辅之以“鲁迅与二萧书信”、同时代友人相关忆叙展开讨论，考察萧红书信在其形象建构中的特质与意义。报告指出，在《萧红书简》中，萧军的构建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萧红的自我言说，其后设的注释形成了隔空的“主体争夺”，由“消解—转移”的模式完成：性别修辞层面消解了萧红的主体性，主体间性错位导致主体性转移至萧军。这一现象，割裂了二萧同为“东北作家群”的共生感，呈现出历史脉络里女性作家边缘化的过程，揭示了言说主体的转换能够开辟新的书简解读可能。

本次研讨会的最后一场论坛由香港教育大学文学及文化学系助理教授邹文律主持。首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季剑青发表《“职业作家”的困境：早期沈从文的文学志业与城市经验》。报告考察了沈从文在1920年代北京文坛上的发展历程及写作状态，分析了“志业”与“职业”在沈从文身上形成了某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与当时北京文学场域的特定生态息息相关。报告人认为沈从文早期创作心态和写作姿态与20年代中后期北京文学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文学早期的再生产如何依赖城市，同时也潜在地受到城市的限制。

随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东带来报告《一张飞来的税单》，还原了中国作家老舍和美国文学代理大卫·劳埃德在冷战初期的文学交往。故事始于老舍在回国后突然收到的一张美国税务通知单，刘东教授通过分析两人在税务问题上的探讨，追溯了档案背后的形成过程。这场藏在档案里隐而不见的税务风波，反过来正可视作档案真正的成因。而冷战时期日渐收紧的文化交流氛围、法律政策困境以及潜藏于其背后的跨国友情也通过这一事件显现出其隐约的轮廓，并为此一时段的历史感觉落下注脚。

最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发表了报告《五四的回响：文社青年、南来文人与香港中文大学新文学课程》。报告还原了香港中文大学创建新文学课程前后的舆论环境，以及开设科目的具体过程。此外，报告人还重点探讨了本地文社青年与南来文人在这一事件背后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一方面，国共内战结束后香港教育蓬勃发展，中学生组织文社，参与文学创作，互相联络，声气相应。其中不少人升读新亚、崇基、联合三间书院以及随后合并而成的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另一方面，身为新文学作家的南来文人姚克、李辉英在中文大学执教，也借助学生舆论推动课程改革，展开研究计划，逐渐奠定新文学在高等学府的学术地位。

本届研讨会汇集京港地区相关领域的诸多优秀青年学者，对“新文学的源与流”相关的各种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正如季剑青教授在闭幕式上指出，与会学者拥有非常开阔的文学视野，从晚清域外资源、美学、通俗文学、地质学等角度切入探讨新文学的“源头”与“流向”，为我们打开了非常丰富的新文学研究面相，提供了非常多的新讨论的可能性、维度和视角。虽然京港地区学者关注对象有所不同，思考方式也略有差异，但是在方法论上存在很多共性和丰富的对话空间，他诚挚期待未来持续举办京港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