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海洋诗歌创作呈现出强劲势头，浙江、福建、上海等地处东部海域的诗人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评论界称之为“东海诗群”。可以说，海洋诗歌构成了浙江新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一翼，而舟山诗人的海洋诗创作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生存环境，海洋题材的诗歌在舟山诗人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方牧、何信峰等老一代诗人重新挥毫濡墨，同时涌现出以孙武军为代表的一批颇有锐气的青年诗人，岱山的“群岛诗群”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二十年来，“群岛诗群”的诗人们在《诗刊》‘《中国作家》、《上海文学》、《星星》、《江南》等几十家刊物发表了大量作品，《中国青年报》、《诗歌报》、《萌芽》、《浙江作家报》等也作过专题介绍。本文以作品解读为基础，集中剖析海洋诗歌生命意蕴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提示海洋诗歌基本的美学特征，并指出其扩展审美空间与实现精神超越的可能性。
                     一、波浪家园
舟山诗人血管里的血液与海洋一同奔腾呼啸，因为生命就是从大海里诞生，血液与海水都是咸涩的。“群岛”诗人们从创作之初起，就把大海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对象，寄托了无限的激情与遐想，将诗的触角伸向海域的自然景观、渔村人民的日常生活，并作出富有个性风采的描摹抒唱。
在“群岛诗群”的作品中，“水”既是无所不在的意象，又是诗歌循环不息的内在动力。沈松友在《我们居住的水》中这样写道：“想象一种水很简单/如享受桌案上的一域光明/而接近水并非易事。”在他看来，水穿越生命中的四季，是装饰也是滋润，一次平常的海啸就可以涤平一切，“只是/我们不能远离水。”海洋白色的波浪，在颜平眼里就像茫茫平原上诗意的羊群，但你很难看透它，“当你看到了美丽的浪花/其实只是看到了表面”，而大海的水，“她似乎能够洞穿/我们的心肺和未来。”（《大海》）“水”是生命的源头，人和水达成了一种非常亲和的共生关系。自然，由水而引出了一系列相关的物象：海螺、礁石、船、鸥鸟、灯塔、丛林。。。。。。这些物象新鲜而生动，有形体、色彩和运动，造成了生命繁复多姿的节奏。譬如徐嘉和的《船》：“灯塔矗立在前方/海浪如雪鱼越过洋面/船静谧栖息在港口/锚的触角深深扎入海底”，而渔人们的酒瓶已空，歌谣在粗犷的天空中飘荡。镜头的快速切换，动与静的结合，产生出内在的动荡感，而物象的结实硬朗，使诗思有了牢固的寄生体。
另一个核心意象是“鱼”。“最初的进入是父亲苍老的欲望/如水亲近于渔业的每一侧面”，渔业是一种古老的职业，是人类与海发生关系的直接媒介，而鱼是大海馈赠的最好礼物，对此人不能不发出内心的感激：“单纯的鱼儿/成熟的鱼儿/阳光一样/在那里悄声细语。”（沈松友《感恩渔业》）在《横街鱼市》中，李国平看到久远而亲切的鱼迹，看见鱼族的队列前进，看见“单桅船漫游过来/在石板路面钓出一坛/陈香米酒的清香”才知道什么是家园，哪里是温暖。同样，洁白的盐也闪耀在“群岛诗人”的眼睛里。“皮肤黝黑/血液里流淌着盐质”，在风中在阳光下奔跑的男人们，“白晃晃的盐垒成了坚硬的脊背”（徐嘉和《晒盐人》）而孙海义对海这一母体的认识也是从极微观的角度切入：“那是盐/晶晶亮亮的盐/这海的万分/最先进入祖先的体内/生命也如盐/每个日子都要经受阳光的冶炼。”（《从一粒盐始，深入舟山》）
对自然景物的迷恋，对渔村日常生活的关注，使“群岛”诗人的作品染上浓郁的海域风情色彩，造就了作品亮丽、乐观、健康的主调。对海洋的感恩证明着他们诚实的品性：“大海的嘴从没停止叫唤/他咬住了我/闭上眼/我已被手中跳动的生命/感动得热泪盈眶”（於国安《长涂岛，我是你的儿子》）在波浪上奔跑欢笑，建筑自己的家园，人们有理由为这样的抒唱感动：“这是我的波浪家园/世上最活跃的土壤/她甜美的内涵/让我饮尽星子美酒。”（孙海义《我的波浪家园》）
                          二、梦幻与潜游
对自然景观和日常生活的描摹歌唱，毕竟更多停留于显型的层面，是一种近距离观照，无法让心灵飞腾起来。为突破世俗人生的局限，“群岛”诗人们的创作转向了对特定地域的风物、传说、歌谣等所隐含的文化内涵的开掘，企图寻求当代生活与历史传统的渊源关系。这一时期的诗歌带有更多的浪漫色彩，呈现出幽幻神秘、空灵飞扬的美感特征。
这一类作品中，风物描写已蜕去客体的真实，而是返回内心，带有明显的梦幻意味。涨潮是自然现象，但在厉敏眼中，是人的召唤推动着暮色中的潮水，“悄悄伸展于人们的梦境”，在聆听里声音被水漂洗，“等待一次月光的深入”。莲花、风中的帘子、港湾，一切全变得朦胧，“谁阻碍潮湿的手指/谁将月下的心情换成涛声”，以至于“一步之遥成为凝视的距离。”（《涨潮时分》）在《潜游》中，厉敏看见风浪的巨鲸紧追不舍，“漩涡像罂粟花一样开放”，而风帆的阔叶林变成“错综的刀锋/在风中霍霍磨响。”梦幻式的感觉造成了意象的奇特与意绪的飘忽游移。李国平的诗则借助错位和跳跃，使日常事物呈现出陌生化场景：“其实我在苏醒时看见过峭壁/倒挂着鱼群的声音/被八月的日子化为水的花纹”（《即景》）鱼群的声音竟然倒挂在峭壁，并化为水纹，更像是梦中的呓语。再譬如“把十万根缆绳抛进脑海/你也成为不了一条鱼/逆着时间之流/潮汐变换着美丽而紧张的手势。”（《静船》）由于切断了因果链，很难把握其内在意蕴。
梦幻感带来了超越现实世界的情态指向，最为鲜明的是潜逃心态。李越的《大鲸鲨》以孩子与鲸鲨的双重眼光看世界，孩子看见“神鲨被孤独折磨/发出神秘的怪笑”，而神鲨看见“渔村的灯光”、“又黄又瘦的月亮”，搅动雄壮的粼光带，最后带伤潜入大海，孩子在半醒的梦中还在急促呼唤“神鲨！神鲨！”人和鱼、梦境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鲸鲨神秘的感觉世界，狡黠的潜逃心态，渔民朦胧的人性意识，以及孩子的童话般的理想，全都融入奇异的水域风情之中。如一只螃蟹的生存：“从闪电与呻吟中展开翅膀/每一次搏击/都为了完成美丽的爱情”，而它的渴望比泪水更苦，并最终把“一生的幸福都交给潮汐”。（邹海平《螃蟹》）又如一只贝壳在桌面上沉思，但当“涛声如约而来”，便唤醒贝壳蓝色的往事，“一路歌谣纷纷扬扬。”（沈松友《案桌上的贝壳》）。除此之外，灯塔、渔火、铁锚、船等物象，也被“群岛”诗人赋予了生命和节奏，寄托着超越生存局限的飞翔之梦。潜逃就是超越，有关招魂的仪式，古老的传说，海妖与水手凄美的爱情故事，都在心灵的感应中被呼唤回来，发出人性的光辉。这一切与特定地域的风物融为一体，笼罩着水气和月色，空灵又迷朦，使文本具备了多重阐释的空间。
“群岛”诗人作品中的这种幽幻神秘之美，来自奇特丰富的想象力，敏感活泼的心灵感应，也是特定海域文化传统沉淀而来的独特情感方式和思维形态。
                三、穿越动荡的午夜
幽幻神秘的美学追求自然是对世俗人生的诗性超越，但由于渗入了浓重的浪漫想象，造成诗思的飘忽迷离，使诗歌内涵相对显出单薄，缺乏强大的冲动和张力。而一旦直面无比动荡的海洋，直面风暴、黑暗、死亡对心灵的重重打击，人的主体意识便被激发出来，张扬强悍的生命力与坦然承担苦难的勇气，便成为“群岛”诗人创作的又一重心。
“这里的水坚硬得连阳光也难以插入手指/这里的水坚硬得只有飓风才能将它砍削/这里的水沉重得如一万册历史/这里的水孤独得要凝成化石”。（厉敏《白的水、黑的水》）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水与苦难和历史有关，与人无法逃避的命运相连。而在夕阳的余辉中，李国平看到的却是“白色采石场的黄金大斧/像闯进大海的闪电/疼痛的目光把树枝折断。”（《石壁残照》）“黄金大斧”的意象突兀而锋利，而目光竟然可以把树枝折断，可见作者内心的伤痛之深。于是孤独出现了：“你无法探究贝壳的秘密/螃蟹走后留下的星星点点/那种神秘的力量来自何方。”（吴常良《海的另一种写法》）雨后的沙滩，石龟沉入千年旧梦，越过孤岛“这大陆破碎的眼珠/无数双手从闪电中伸出/祈求着遗忘。“（李越《石城门》）从遗忘到遗忘，获救的希望在哪里？于是死亡也出现了：“月光在古老的渔村中回荡/渔村在太阳熟悉的沉默中/被安静地掩埋”（厉敏《大潮》）：赶赴大海的盛宴，多年后“招魂的仪式”还“常在午夜闯入我的梦境。”（徐嘉和《与女儿一起守望大海》）这孤独与痛苦来自哪里？来自迁徙中漂泊无常的命运，和由此催生的浓重的忧患意识。
面对苦难和死亡，“群岛”诗人们并没有绝望，更激发出生命强悍的意志：“咳嗽象闪电一样撞击礁石”，但老渔夫并未停止咆哮，“哪怕会像碎石一样轰然倒下/直到永远”（厉敏《大潮》）；遥望茫茫海水中的灯塔，牢记的是“船的使命”：“虽然风暴时常震碎我怀中的罗盘/把手伸向愿望从来很自由。”（李国平《内水》）“群岛”诗人清醒意识到海难是宿命性的遭遇：“注定有这样一次航行/生命如一叶扁舟/漂泊在黑夜中。”（孙海义《航行》）逃避是怯弱，也是幻想：“有谁能逃避咸涩的风暴/不作任何泅渡/独自翩然远去。”剩下的就只有坦然承担：“知道活着就是锚链/知道生来就该锈蚀/而港口就是一切/就是期待的结束及开始。”（朱涛《海祭》）自信、尊严和力量，必然导向对生命自由的崇拜：“我的前沿颅已狂暴地崛起/夜的海峡两边/我的鲜鱼/已如波涛般向四外蔓延”，风暴中仍笑看“帆在太阳跌落的海面上优美地舒展”，渴望“超越所有的港口”，去喂养一切“希望超越风暴的灵魂”，而当海峡风再一次升起，“我的灵魂已辽阔得像风暴中的天空一样”（陆雄《你们说：这就是等待吗？》），生命经由风暴和苦难的引导，不断向上飞升，达到了新的高度。对大海和历史而言，生与死都是短暂的一瞬：“在凋零与盛开之间/我和海洋共同经历着/无数次的诞生和死亡。”但生命像一条雄壮而酷烈的船，撞击着“那些在风中不断耸起的苦难”，因为“生存/就是要求欢乐和永恒”（群岛《我和海洋》）而在生命共同的船上，“如果我们的撞击/能点燃黎明/我们不后悔燃烧的代价。”（厉敏《穿越动荡的午夜》）
在“群岛”诗人作品中，时间、诞生、死亡、风暴、苦难、太阳、灯塔等成为核心意象，并带上了强烈的象征隐喻意味。它们并不指向某种意识形态诉求，而是直指生命本体，高扬着人类强大的主体精神与生命原力，呈现为英雄主义式的悲壮崇高之美。而这恰恰是“东海诗群”最基本的思想内涵与美学特征。
              四、通向更辽阔的港口
从个体生命感悟出发，真实于灵魂发出的回响，使“群岛”诗人的创作激荡着原色本真的生命律动。不过，如何解决个体与群类的关系，即将个体的生命感悟融入对更广大的人的命运的关怀，仍然是一个有等解决的课题。“群岛”诗人们也作了探索。
首先，是对取自日常生活物象的形而上的提升与超拨。写海螺，说它从“风暴的顶上爬过”，鲜血“穿越海螺的洞壁/在大海的每个角落有力地溅响”（厉敏《海螺》）写雾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天空的思维里/堆满了浅灰色”（《雾海》）；从一滴水想象“每一块石头的内脏/都听得见河流的喧响”，而站在水中央，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子/隐藏着巨大的雷鸣”（李国平《水是最好的》）；再譬如写雪：“雪片是明亮的事物/她的覆盖/任何一种形式都比生命本身辽阔。”（孙海义《冬天》）从日常事物出发，既不失原汗原味，又发掘其内在的思辨，使诗思超越了个体生存的局限。其次，是使个体生存之负累得到诗意的升华。“我听见候鸟的迁徙仿佛天籁”（李国平《打从兰山的背景上走过》）：“透视鸟群拍翅而飞的锋芒/一次灵魂的洗礼”（《鸟群》）；“鱼穿过童年的方向/其实你不过是倦于想飞的愿望”鱼语》）“迁徙”、“拍翅”、“飞翔”、“穿过”等动词有力地表达了超越现实生存之上，让灵魂不断飞升的渴望。第三，是展示经历苦难之后灵魂获得的宁静与安详。“我认识许多港口/许多比父亲的眼眶还要凹得深的港口”在历数用骨头铰碎波涛，捕捞礁石，到达许多比鲨鱼的嘴还要饥饿的港口后，心最终“已变得象铁锚一样安宁”（群岛《老船长讲起他的港口》）这种安宁中无疑包含着达观、从容和自我反思。同样，当人赤裸裸进入大海，“仿佛进入一只幽深的陶罐”，“你无翅可逃/连姿态也成为习惯”，然后遗下躯壳，“灵魂从波浪上/优美地升起/如一缕白烟/被风吹散”。（李越《在白鹰湾下水》）
从诗艺上看，最能体现“群岛”诗人对个体生存作超越性努力的，是为数不多的长诗。群岛的《洛华岛》从宏观的角度描绘了孤岛亿万来被遗忘的命运：“孤岛大张着嘴/一动不动，也不诉说”，因为它“再不可能远航”，生命在这里要承受双重的黑暗，时间像成群结队的鱼逃遁了。“人们每天都在启锚/可什么地方也没到达”，在远离大陆的深刻孤独中，“我兄弟的孤岛/被扔在海面/孤零零的/随风漂泊”。作者从中体悟到“假如港口只有一个/那唯一/就是墓碑耸立的死亡/假如道路只有一条/那波涛/就是人类最艰难的路。”在诗的结尾，群岛给出了某种希望：“从未有过这么多的开始/也从未有过这么多的结束”。尽管这种希望带有幻想的万分，毕竟接通了从苦难走向新生的道路。洛华岛的历史未尝不可以看作人类历史的缩影。李越的《天狼星座》同样是一首谋略表现人类历史和命运的诗作。作品以“你们说：一万年前/大海的手风琴就开始演奏了”开始，追杂生命与大海的宿命性关系。在想象中作者与祖先对话，穿越冰山和石城堡，在风暴和死亡中歌唱，最终看见的却是“一千个男人将要孤独/一千个女人已经孤独”。但作者仍在不断追问：“那装满梦想远航的船在哪里？/通向更辽阔产床的港口在哪里？”作品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漫长的迁徙之路没有尽头，而灿烂又邪恶的天狼星成为一切的见证者。
从个体生命出发，追杂存在的意义，并进而将个体命运与种族和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才可能使作品涵盖较为广阔深厚的历史意蕴，既是诗性的，又具备了生命哲学的高度。这是“群岛”诗人们努力的方向，也是海洋文学能否出现大作品的关键所在。
“群岛”的诗人们的创作各有差异，但精神演变的轨迹还是清晰可寻的，即从自然景观和日常生活的描摹抒唱，到展现特定地域风情的幽幻神秘之美，再转向对由生存的忧患意识所激发的个体生命力的张扬，最终走向对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四个层面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螺旋式结构态势，这也是海洋诗歌精神嬗变的基本路数。
大海是孕育诗歌最好的母体，滚滚滔滔永恒不息的波涛象征生命巨大的冲动和激情。应当指出的是，“群岛诗群”的影响毕竟还局限于舟山和浙江，也缺少真正具有历史内涵和艺术穿透力的大作品。一些作品还停留于对日常景物的外在描摹上，缺乏强大的主体精神的观照；或者陶醉于古老原始的海域风情，无法以现代意识审视生命的复杂性，写出灵魂的搏斗与拯救的努力。一些作者仍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所束缚，要么将海洋看作养育人类的母亲而大唱赞歌，要么看作暴力的象征大加鞭挞，并企图征服它，以致造成审美的单向与内涵的平面化。这些问题值得“群岛”诗人们作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