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着时间之流回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我完成了硕士生学业以后，被分配到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外国文学教研室担任基础课的教师。根据学校“教书育人”的规定，青年教师在任课之余通常需要承担一点学生工作。这样，我便服从组织的安排，担任了89（一）班的班主任。颜平是这个班的一名学生。他给我的印象是善良、朴实、敏感，学习上有点偏科，在公众场合不怎么爱说话，有时见到老师或陌生者还会略显拘束和羞涩，而他的眼神仿佛总是隐含着一丝忧郁，默默地告诉人们：这名少年的体内另有一个追求，另有一个可以与梦幻、与语言并驾齐驱的天地。概而言之，颜平属于那种内心体验丰富却不善口头言辞表达的人。
我知道他酷爱诗歌，课余也在自行摸索着创作。平时，我到学生寝室看望他们或者他们造访我的宿舍时，我们也会随意地聊天、拉家常，话题自然也会涉及文学、尤其是就诗歌方面的观念、写作倾向和流派等。这种双向的交流是有益的，同学们提出的很多问题都触发和深化了我对生活、对艺术的思考；同时，我的一些看法也多少对他们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某种良性的作用，有助于他们坚定今后从事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教育工作的决心。1991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中国新诗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这种亦师亦友的交流也因空间的阻隔而不得不中断。不过，在以后时不时得到的信息中，我知道他一直不曾放弃少年时代的诗歌追求，迄今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浙江的诗歌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
在一篇谈论现代诗的文章中，我曾经指明，当今是一个诗歌的乌鸦时代，其中陈述了现代人对诗歌的诸多误解。其实，对诗人的误解，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存在。哲学家柏拉图就认为，诗人的创作是与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他呼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因为他们颠覆人们的理性和秩序，尤其不利于政治制度的稳定。遗憾的是，那只是一个杰出的外行表达的一个严重的偏见。一个完整、健全的人并非仅仅只是一个理性的存在，他的言行和命运实际不是一个秩序、逻辑的必然延伸，生活众多的偶然性不断地印证着人生的不可设计与不可预测。诗人恰恰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的释放与丰富方面有着独特的经验与擅长，从而帮助人们面对意外的灾难和日常的困顿时起到心灵抗震和减压的效果，而在借助“美”向“真”逼近的进程中，诗歌更有着其它精神门类无可比拟的优势。
据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诗的时代。但是，正如人置身于浩瀚无垠的沙漠，最缺少、最需要的是水，在一个普遍缺乏诗意的时代，最缺少、最需要的恰恰是诗的存在。所幸，在我们这个时代并非所有人都因市场和商品的腐蚀而沦落为纯粹的经济动物。于是，我们也就见到了不少淡看现实的利益和贸易原则下的交换价值，专注于精神领域内美与真之探索的诗人。在短时间里，功利的人们几乎看不到这些探索者明显的成果，但他们的努力却能在长远的未来显示出不容低估的影响力，而困扰着他们的那些物质上的清贫也将转化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从而造福于千秋万代。在我看来，颜平可说是这群独立、执著、单纯，甘于寂寞地坚守的诗人中的“之一”。
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在珞珈山麓与一位诗友散步。闲谈中，这位朋友表示，等到三十五岁以后，他就不再写诗了。但是，我却认真地说，只有在三十五岁以后还能继续坚持着写诗，那才称得上是一名真诗人。我的理由是，三十五岁以后，一个人的阅历、知识、心智已到了较成熟的阶段，他对世界、对人生，乃至对未来，都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这时，他如果还能葆有青年时代的激情与活力，有敏锐的感性体验能力，对生活充满好奇与热情，对善恶、美丑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就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情。这种可贵在于，一个人同时拥有了高度的理性和充沛的感性之后，他就可以顺乎自然地找到一个较高的平衡点，由此化解它们之间的矛盾与不适应，从而让相互提升、相互丰富、相互促进的可能成为美好的现实。
转眼间，颜平也已接近不惑之年，走到了但丁在《神曲》中所称的“人生的中途”。可以说，目前的他正处在一个人智力和精力的最好状态，他已拥有了创作出好作品的最佳时机和可能。
粗粗浏览了一下颜平近期的作品，我发现，他大体上属于比较纯粹的抒情诗人。经历了最近十余年诗歌意识的调整和流变，中国诗歌界一度曾出现过对“抒情”的放逐和苛责，导致不少诗人对抒情本质的放弃与回避，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文体理解上的错失，以至于出现了局部领域内“叙事化”和“口语化”现象的泛滥。在此背景下，颜平在写作中依然坚持了“抒情”的方向，我觉得，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我看来，诗歌应以抒情为本，诗人应该注重在情感的抒发和剖陈上锐意为人类探索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它如对“戏剧性”、“叙事性”等的引入，都是取自其它文体的亚元素，它们通常是作为辅助形态而出现的。至于“口语”，那不过是一个写作的“原料库”，如果将之等同于成品，则不仅贬低了诗人劳动的神圣性，而且一笔勾销了前人不断积累的经验与成就，显示了近乎弱智的愚昧。我觉得，其中的个别倡导者甚或可能还带有蒙骗读者和大众的嫌疑。
那么，对于颜平来说，在坚持了“抒情”的品质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想，便是进一步夯实自己写作的根基与寻找最适切的抒情方式，亦即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所说的“去为自己寻找可靠的女友，那并非依仗数量称奇的女友”。众所周知，这个“女友”便是掌握着开启艺术之秘奥的钥匙的缪斯。
实际上，上述问题也是很多诗歌作者（包括我本人）面临的选择，换句话说，在夜莺不再歌唱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诗人？
前者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想象力问题。当前，有相当多的诗人对艺术与生活之关系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和偏狭，或许，这跟我们以往过多地强调了诗人“生活在别处”的特征有关。需要指出的是，这实际上是对“浪漫”一词的简单化理解，它极易把诗人的生活与事业推到一个没有根基的虚空之中。对美的热切向往使得他们更多地为诗歌明灯的灿烂所吸引，从而忽视了灯塔下蒙有尘垢的基座。这部分诗人可以为一朵玫瑰、一潭湖水、一轮月亮、一片红霞所感动、所倾倒，却经常忽略了身边的人与事，更容忍不了日常的柴米油盐，往往为了诗歌的名义牺牲了生活，在择取了他们的审美使命的同时却逃避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殊不知，这是极不可取的态度，实际也是人性的一种异化。而且，这也是相当部分诗歌徒有华丽的外表、缺乏内在力量的原因之一。固然，柔美的月光、啼啭的夜莺、芬芳的花香是一种浪漫，也是诗的意境，但与日常生活内部的诗意相比，它的力量通常要柔弱一些、浅表一些，是经不起狂风巨浪的冲击的。因此，我们要学会热爱生活，拥抱生活的全部，包括热爱生活里的平庸部分，并且善于从这平庸中发掘诗意，在常人忽略的庸常世界里展现诗歌“化腐朽为神奇”的魅力。
至于后面这个问题，那就是对于技术的学习和超越。对于一名诗人而言，技术是重要的，尤其自二十世纪以后，人们普遍解决了诗歌“写什么”的问题后，诗歌“怎么写”已成了判断诗人的能力和他所抵达的高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任何诗人从事创作，都会面临一个怎样表达的问题，他（她）必须善于妥帖地处理自己的艺术语言，在丰富的汉语言宝库中建立个人专属的词汇表，在每一首诗中选择最合适的韵律，进行词与词的组合、句子的安置和段落的划分，等等。但是，技术本身并不是诗歌的全部，它有点类似武术中的“招式”，或者说只是一些外家功夫，而真正决定一个人的武功高低的是他的内功，那些化有形于无形的内在精气神。这就是说，作为一名诗人，如果他期望能真正在诗歌领域内有所建树的话，就需要修炼自己的“内家功夫”，注意调理他的人文修养、悲悯情怀、情操、气节、见识、知识结构、对生活的体悟和洞察能力，从而最终超越技术的层面。这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为文”、“为人”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其次才是优秀的诗人，这是诗歌的正道。
拉杂地写下了上面数千字，多是一些随感。它们虽不成系统，倒也是我对诗歌与人生的自我认知，权充为序，一则祝贺这部诗集的出版，二则与颜平及各位同好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