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东流 
今天是群岛女性写作研讨会。但是我想，从目前会议提供的作品来看，“群岛”的属性其实并不是很突出的，所以我主要谈谈女性写作和她们最喜欢的文本小小说，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女性写作，意大利著名女作家阿特伍德有过一个经典的论述，她认为，“女人通常不写男人喜欢的那种小说，女人写的小说总是这样的：女主角的服装在她的乳房上面谨慎地沙沙响着，或者是谨慎的乳房在她的服装下面谨慎地沙沙地响着——总之，必须有一套服装，一些乳房，一些沙沙响，还有就是要处处谨慎。要处处谨慎，像一片雾，一片只能隐约看到轮廓的毒气。幽暗中闪现的倩影，呼吸的声音，滑到地板上的缎子，滑下缎子后露出了上面？我认为无关紧要，一点也无关紧要。”
生活化，身体化，还有声音，还有细腻里的神秘，而忽视或者故意淡化理性思考，也就是说，女性写作基本上都是感性的，她们有意地、甚至是下意识地排斥理性。现代作家中，冰心和萧红这样高度依赖自身感性直觉的作家，是大家公认的女性作家，而丁玲，由于理性色彩过于浓厚，就被称为“男性化女作家”。相反在男性作家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如沈从文，由于风格十分细腻，就被人评价为具有女性感觉的男性作家。
在舟山的女作家中，远山是女性风格比较突出的一位，她的作品，无论是小说中的主角，还是散文的叙述主体，或者是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其心理感受或行动选择，基本上都是女性和女性化的，都受感性的支配。《我的名字叫红》中的红，最终被苏磊一条用鹅卵石铺砌的求爱路感动而追随其走向天涯；《河姆渡恋歌》中的叙述人素衣女子，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感受几千年积累的河姆渡的阳刚和粗犷，《黄昏》里的女子，则感受黄昏时刻天地海洋宇宙的颜色、声音和气味。还有她最近发表在《舟山日报》文艺副刊上的《如果不说话》，也是这种气韵。正因为其感觉特别细腻，所以我一直认为，远山的抒情文本的质量要在她的一些叙事文本之上，也就是说，她的诗歌和散文，文学的味道要超过她的小说。
但是感性化写作并不是女性写作的本质，更不是全部。按照黑格尔的美学观点，过分理性固然不多，但是如果过分感性，也会存在着审美的不足，文学作品的美，应该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所以就算是女性写作，感性的肌理里边也应该包裹着尽可能经过思考的理性核子。在现今这个烦躁多色的时代，从感性进入理性又以感性的形式予以显示，才是我们文学写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立夏和赵悠燕的作品。立夏的《英雄》就是以理性取胜的，在这里，立夏究竟是女性作家还是男性作家，已经无关紧要。赵悠燕的《梦里有你》也是如此，作者的身份性别已经完全与作品的主题分离。如果说《英雄》一道严峻的政治分析题，那么《梦里有你》则是一篇深刻的人性寓言，它们取得广泛的影响，已经与作者的女性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两篇作品的作者不是女性，它们会如此精致吗？如果不是女性作者，作品里会出现小女孩害怕英雄残废手指这样的细节吗？如果不是十岁、二十岁、一直到五十岁的女性的视角审视男性英雄的人生轨迹，英雄的悲剧性会具有如此的震撼力吗？同样如果不是女性作者，《梦里有你》里的罗威的心理不可能被刻画得如此细腻，甚至我还可以说，如果不是女性作者，也不会想到通过梦里见到久违的朋友得了重病而马上去探望这样的故事构思来表达朋友得情谊。
这几位女作者，都以写小小说见长。而小小说在主题挖掘、情节构思，结尾设计等方面需要匠心独运，因此理性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而女性作者的感性化和细腻，更可以弥补因过分理性而带来的文本肌理不够圆润的缺点（男性作者的小小说，就比较多的存在着或者匠心味过浓、或者像故事梗概这样的缺点）。
关于这方面，李慧慧的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我很欣赏她的《五星级父亲》。这个故事如果写得不好，是很容易变得生硬不可信的。李慧慧将故事地点设在海上码头，情节有了空间的合理性，因为海上交通往往是没有夜里航班的；将故事内容设置为送女儿上大学回来父亲无钱住旅馆，这使情节有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因为凡是送过子女去读大学的人都知道，父母临走时都会把除了路费以外所有的钱留给他们。一有意外情况（如赶不上航班车班等），就没有钱解决了。不仅如此，李慧慧还将旁观者叙事发展为元叙事，结合自己上大学时父亲回家路上露宿街头的往事，使整个故事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充满了人性的温暖，这是女性写作特有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