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佑
 
          青年女作者的散文创作，大多有解不开的“美文”情结，追求语言精致，意象精美，为诗和远方的浅酌低唱，为爱和感伤吟咏不止。而慧慧的散文却反其道而行之，植根海岛乡村，描摹人间琐事，情景质朴，情绪蕴藉，形成了“枯淡”的审美风格。
       中华美学中的“枯淡”审美由来已久。及至远追先秦，老庄始称 “大巧若拙”，崇尚去机巧、返自然的价值取向；后至唐代，司空图的所做《二十四诗品》中的第九品提到“浓尽必枯，淡者屡深”的审美取向，与此相应的大量艺术实践中，文人墨客把枯山、瘦水、顽石、朽木纳入笔端。沿至两宋，承南朝禅风之盛，提炼出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枯淡”审美，苏轼谓之“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中华美学中的枯淡审美背后不是对死亡的迷恋，是对生命极致状态的憧憬。南北朝诗人庾信在《枯木赋》中叹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树从繁茂到枯死的一生，见证了时间与物质终将消解的虚空，作者在枯淡意象背后倾注的是生命热情。
       慧慧散文创作中，复古怀旧的氛围、遗迹意象的迷恋和荒野俗物的津津乐道，构成了文章枯涩、淡泊的气质，但是支撑在文辞背后的是她真挚而充沛的情感，这种看似矛盾的形与质，也恰恰符合司空图推崇的诗性之美——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一、遗迹意象：最是人间留不住
      遗迹是某段时光在人间留下的虚像。
      中国几千年兴亡史，留下数不尽看不见和看得见的废墟，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开创怀古悼亡之风的基础。古人对着遗迹吟诵，是对“往昔”繁华的眷恋。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中国视觉艺术的实践中，前卫艺术家们关注着当下客观世界被现代文明的时代车轮碾碎，不断消失民房和工业厂房，作为“集体主义”“拆迁热”的符号能指，在尹秀珍、荣荣、张大力、展望等前卫艺术家们的记录中消失。他们记录的的遗迹，是对“当下”繁华的冷眼旁观。
慧慧散文中爱写时代和生活“遗迹”，兼之具备了对“往昔”的留恋和对“当下”的批判。《那一抹即将消失的颜色》盐场是家乡传统文化的遗迹，它的消失经历了两重，第一重是物理意义的消失，传统的晒盐模式因为无法工业化生产而陆续倒闭，简短的叙述点出了工业标准化生产对传统手工业的征服和摧残。第二重是文化的消失，由物质形式消亡以后，附着其上的习俗、记忆等非物质形式的消散。家乡盐场的消失，牵扯着千里之外同乡亲人（花阿姨）的思念，但他们与故乡的亲密早已淡薄，家乡之事也早已陌生（已不知盐场的盐不可私卖）。《一亩三分地》中，土地成为家族责任与情感的物质载体。母亲从疼爱她的婆婆手中接受了土地，并作为家庭女主人兢兢业业地操持耕种，当母亲故去后。父亲把这片土地作为对母亲的遗迹，辗转寻找耕种的人，但终究要接受物是人非的遗憾结局。婆婆被病痛折磨人就不肯放下锄头，那是乡村文明烙在她身上的印记。似乎她也明白，一经放手，那些被城市文明裹挟的儿女辈，无力接过这农耕时代的薪火。《桥头下街》、《是谁从桥上走过》等篇更是直接以怀旧立题，娓娓讲一段历史中风化淡去的古桥、小镇古街的旧事。但是慧慧文中不论对往昔的深情远眺和还是对当下的平静审视，都回避直接的抒情，保持克制，如中国艺术中大悲大喜、大彻大悟之后，往往都归于平静、清冷。
         二、乡野草木：女性情感空间的缝隙
         土石无知，落笔有情。当人栖身于一定的空间，所处之处、所傍之物，都因人的活动成为情感的载体。慧慧记述海旧时的岛农村，仍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古风，女性在公共空间的话语权较为有限，因而她们的个体生命色彩远不如社会角色来得重要，女性无意中要依赖父兄立命安身。文中提及的很多女性是有职业身份的，《桥头下街》里的“我的二姨”和“锡店老板娘‘，《那一抹即将消失的颜色》里令人瞩目的女盐民。但在提及他们的笔墨里，她们个人的喜怒哀乐无不是从为人母、为人女的身份生发出来。二姨、锡店老板娘，为传统技艺的逐渐而惋惜，未尝不是因为子承父业的他们对家族事业前路不明的羞愧。而晒盐女工的特立独行，未尝不是为人母的使命所驱。
             这里微妙的性别不公，不过是传统渔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使然。慧慧不置褒贬，借着让这些旧时女子与所处的空间发生的互动，借着她们身边的乡野草木，托物喻人，寄寓温情。
她的笔下渔村女性、田地、草木三者有某种隐秘的纽带，联结出丰盈富饶。《四株杨梅树》里母亲为女儿们花心血种下的杨梅树，在她身故后依然挺立，成为女儿心中爱的象征。《一亩三分地》中，母亲与婆婆对土地和种植的热忱，因为那里是她们主宰的独立王国，婆婆直白地说出“自己的地只有自己懂”；母亲的菜地交给别人耕种后，作者也为“与母亲当年种的不一样”哀伤。这些景与情皆不着浓墨，慧慧对女性美德和力量的崇敬便淡淡挥就。
          三、失语焦虑：乡村文明的挽歌
          作家群体的整体特征是国家社会变迁。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21世纪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群体，拥有乡土生活的直接经验的概率越来越低。伴随着作家群体而改变的，是广大的读者群体的改变，乡村生活经验引发的共鸣越来越少。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化语境中，乡土文学那种因地理隔膜而形成的神秘之美、猎奇之趣不再明显，乡土文学的边缘化甚至消亡是正常的文学更新换代，也是无法阻遏的历史潮流。未来的乡土题材写作，更多将在多元语境下，与其他流派的写作范式相融合，而难以再有第一手的乡村叙事。
          作为80后作家群体之一，慧慧的乡村生活直接经验不足，她在文中也多次承认这一点。这也是她乡村叙事中无法回避的焦虑所在，但是她也从焦虑中摸索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主题。一类是记录乡村迈向城镇化过程中的隐痛。在《我家在摩心山脚下》中作者怀念逝去的祠堂、老屋。祠堂是乡村公共秩序的象征，而老屋是私人空间的代表，两者相加几乎可作整个乡村文明的指代。尽管作者以温馨轻松的回忆片段来，但无法掩盖令人感伤的事实。乡土文明的躯壳依然存在，而撑起乡土文学美学格局的所有一切都在消失中。《是谁从桥上走过》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太平”“万年”两条古桥的前世今生。叙述的角度新奇有趣，在作家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自然生出流年偷换、人世无常的历史沧桑感。另一类是，城镇化对乡村价值观不动声色的侵蚀。《海岛姑娘不会游泳》是从城市本位来讲述对海岛的刻板印象，从中学时代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既定认知开始，在多年以后杭州同学亲临岱山的见闻中达到了高潮，借同学之口说出“跟我们城市差不多啊”。作者也躬自反省，身居本土的我们与乡土文化的联系早已被城市文明隔断。《去鹿栏晴沙放一只风筝》中，外地的朋友比我更了解这片沙滩的风力，而我熟记于心的“三月三，放风筝”其实是不过是一句沪谚。这里可见，在文旅产业发展的推波助澜下，乡村逐渐成为城市文明观看的客体。乡村生活的趣味，也正在成为可供陈列和复制的商品。
         儿时的海岛乡村生活的回忆，是慧慧行文的最核心的情感动力。慧慧散文的枯淡之美，取形于家常，得意于自然。但这是一条不太好走的路。苏轼所说的枯淡之美在于“外枯而内膏”，“内在”丰盈才是关键。海岛渔乡也终将转型，与儿时的面目渐行渐远，慧慧也需要为自己寻找新的突围方向，我们也相信，海岛乡村传统生活的异变和陨落的过程，本身也会为慧慧提供更多的灵感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