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义畸变中求索意义秩序
                                              ——以朱涛为个案的诗学札记
 
 
                                                                                      耿占春

      面对当代诗，人们经常会遭遇阅读上的阻隔，要么我们断言说，这个文本是无序的，是感知-意识的无序，或体现在语言符号层面的无序状态；要么认为其中隐含着意识-感知-语言符号的隐秘秩序。那么一种阅读体验又怎样辨认意识-经验-语言的无序状态或是相反，即揭示出其话语的隐秘秩序？对一个批评者而言，这是一种心智上的挑战，如果是后者，它会带来一种心智上的激发。在阅读朱涛的时刻，我感觉在同时或交替体味着它们，被重构的隐秘秩序和某种无序状态。为了不轻易放过语言的难度所隐含的意义，不轻易把阅读上的阻隔感简单地归结于诗歌写作者的问题，请允许我以稍微艰涩一点的话语方式谈论朱涛的诗。
       就最显而易见的话语方式而言，朱涛的诗似乎远离了日常经验性主题，至少就其表层语义而言，更倾向于梦幻般的无意识呈现。如《幻想》或《胸口的鸟笼》等，在寓言化或童话式的叙述中总能找到它的经验对应物，实际上，难解的不是这些幻想性叙事本身，而是任何叙事都必要显现的语义连续性。但同样也有一些作品会让求索意义的行为受到阻隔，在某些个人密码式的话语中，难以找到经验叙事的连续性线索，也不那么容易在修辞的转义上求索到意义的呈现。对于诗歌写作来说，个人化的修辞是为着最终将个人体验转换为共同体的意义资源，转换为可以共享的感知。面对朱涛多产而纷繁的写作，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某些篇章中，求索经验秩序或意义秩序的意图没有实现，另一方面也能够由朱涛更多可解的诗篇推断，这些丧失了清晰语义链的叙述，缘于面对更大语境中的无序感而断裂为一幅模糊的意义草图。
         诗歌写作通常都会在叙述上加密，朱涛更为喜欢在叙述个人体验时同时将之密封起来。诗歌写作既敞开经验，又在经验上加密或加盖封印，以便让得到清晰表达的部分与语境的晦暗联系起来，也让懂得解读的人体味到某种特殊的快慰。这是一切探索性的艺术活动中所具有的心智历险，有时也会遭遇难以逃离的无序。语言的固化——空话、行话与套话——会让话语表达丧失意义，而在话语的另一极，词语符号的无序也会令话语丧失意义。比起修辞的固化或语义的枯竭，诗歌倾向于建构一种不饱和的语义链，以便让新的意义感知得以呈现。朱涛显然属于后者，这种语义的不饱和既可能带来新的意义启明，也可能带来一阵意义晕眩：“这一次，你赢了/误喝了世界的混乱/替死神工作/重建秩序”。
        朱涛显然意识到了每个诗人都在进行的“重建秩序”的工作，穿过荒漠，克服世界的混乱，侥幸的是，“这一次，你赢了”。这意味着，重构秩序的意图也会遭遇失败。事实上，在每个人心中，在每个人的经验中，在整个生活世界都向无序倾斜的时刻，意义的焦虑已成为一种常态。在普遍的语言滥用所导致的意义秩序解体之际，诗人只能在意义的焦虑中探索隐秘的秩序。似乎可以将《预言的天空——赠蔡小小》一诗视为诗人对语言活动、对写作行为的一种寓言化表达。诗人则是穿越“声音的狂欢”抵达“祷告的岸上”的人，也只有在这一层面劳作的诗人才值得我们认真看待。诗人的工作被前置到语言的“原初”时刻，即在“预言的天空”下，重建语言符号与意义秩序的努力。这是诗人所秘述的心愿。在思想史上，人们或许愿意将它称之为“内心秩序”、“灵魂的秩序”，也会将这一秩序表达为“世界的秩序”，如果内在秩序最终会投射为外部秩序的话，正如在那首写给欧阳江河的诗里所表达的，朱涛显然清醒地意识到诗人“重建秩序”的意图，他会赢，也会输。然而他不会停止这一努力。而这种探索总是历险性地穿过“语义的不饱和”或不稳定的语义链来进行的，即从语言的狂欢抵达内省式的祈祷。
         正如我们的生活世界是不断地在废墟之上建造的，语言符号的重叠不亚于任何一座城池之上的重建、累加与扩展。朱涛在致罗振亚的诗《炉火正旺》中描述了语言失去光晕的状态：“当语言的光一件件剥落/坠毁/飞出绞刑架的天空”，我们经历着语言符号的累加与畸变。一些古老的符号变成没有活的经验的空壳，一些新的符号从物质世界进入语言，一些貌似死去的符号又被新的体验激活，赋予新的意义。一方面是语言的固化，貌似语义稳定饱和实则语义空洞匮乏，无数大词大概念构成了经验的贬值，和观念上的通货膨胀。与之同时，我们的社会也经历着语义的混乱与语义倒置，经历着概念的年代措置。语义混乱并不限于语言符号层面，语义的无序是社会无序和认知混乱的一个突出表征。在朱涛那些貌似幻觉式的叙述中，我们常常能够不无惊讶地从中辨认出我们的时代，辨认出我们自身日益模糊的面目，和我们心中那些新的和最古老的价值观念的变种。朱涛的诗让我们震惊于我们的处境，即语言与语义的畸变这一处境。
        人类社会常常会陷入一种诡异的时刻：当人们对力量与强力的膜拜、对权力意志的屈从所导致的社会腐败达到一定程度，词语也必须随之改变它们的语义，转而接受被给予的内容。对语言的普遍滥用导致了语言的腐败，但能够将这一深深的无序状态进行反讽式描述的诗人依然是少数。当语言成为公开的谎言（柏拉图“高贵的谎言”的当代对应物）、虚假承诺和相互攻讦的手段，语义就变得支离破碎，变成对人类最重要的心智能力即形成语义能力的摧毁。如果人们开始信奉强力就是正义，那么邪恶就可以被人崇拜。在价值观上，在对强力意志的信奉上，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古老。价值失序是一种时代性的疾病，意识的紊乱，或者无意识不受监测地涌进意识的表层，正像词语的使用不受经验的验证与逻辑的监督——而十分诡异的是，诗歌不正是这样一种话语？它又如何在身染痼疾中康复？凭着经验与直觉，朱涛在一些诗篇中将这种状况视为一种社会心理的创伤。我们的意识与语言似乎都在成为某种难以康复的创伤的《后遗症》，在生活语境中说出这些话语毫无疑问是一种疾病，然而为何“患者”的话写进诗篇就是富于想象力的诗句？就像诗歌不饱和的语义链、语义的不稳定性如何相似又实质上区分于无意义的语言表达？朱涛以包含着语义紊乱的话语方式处理了一次巨大的创伤性经验，而这首《后遗症》中所呈现的意识混乱与世界的无序状态似乎又不仅仅是某一次“大爆炸的后遗症”才有的，在《苍鹰的风暴眼》中，“一个宣誓的集束炸弹/以光的速度/拦腰截断我的世界/将我漂泊孤岛”，如果说“宣誓”（信仰）与“炸弹”（暴力）的结合愈发揭示了这个时代的价值失序，或不同集团之间的价值冲突，那么，“钢铁、钻头”（机械制造）与“皮囊、心脏”（自然人性）之间的背谬体验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个人体验，肉体创痛与心理创伤尚属时代痼疾的表层，它们之所以难以被治愈，是因为语言本身的失序。在朱涛诗歌中，被修辞学多建构的系统的语义“紊乱”或语义措置近似于另一种隐秘秩序？
         当今诗人一个难以回避的语境就是，他不仅需要面对世界的无序，更需要面对时代性的语义紊乱或失序状态。当社会的堕落与语言的堕落合二为一之时，人们将其称为“修昔底德时刻”。这意味着人类社会不仅在道义上变得混乱，表达经验世界的语言也变得混乱起来，世界陷入无可救药的失序状况。在《剃刀》一诗中，无论我们把其中的话语主体理解为一个艺术家，还是诗人，都无法让我们将这些话语与《后遗症》中的患者语言区分开来，当然，同样诡异的是，也无法与灵知主义者的语言或萨满巫师的话语做出不同的分类，同一个词语（观念）出现了相互冲突的评价，一些具有道义性的词语被污名化，甚至被赋予完全颠倒的词义。朱涛诗歌的反讽修辞正是对意义失序或语义紊乱的一种戏仿。语义的无差异或语言的腐败造成是非混淆或没有是非的认知困境。诡秘的是，就修辞方式的表层看，语言（观念）的混乱无序与诗的“不饱和语义链”或不稳定的语义结构又是如此相似，它们都不受经验验证的困扰，也逃离了逻辑监督。差异仅仅在于后者源于对意义的隐秘秩序的寻找，而前者就是混乱和无意义本身，但这个回答似乎回避了困难。可以确认的仅仅是，在朱涛的诗中，语言的堕落状态得到了描述，或者说，他将语义含混状况和语义的无差别性这一社会性的语境纳入进他的修辞法之中，然而他又寄托于语言的“一次次升起”。
         阅读上具有阻断感的诗或难解的思想——如果不是纯粹智力游戏、如果在心智上是严肃的，我猜测——一方面是对“语言之光”剥落之后处境的描述，一方面则意味着“绕开死胡同”对开端的返回，或对开端的自觉。这个开端姑且称之为“感知-经验-语言”一体的时刻，而写作就是对这个开端——“感知-经验-语言”一体时刻的符号化过程。
这里关于“开端”的表达同时就涉及到一个背谬性的概念。我们并不置身于“语言”初创时刻，无论就经验世界还是就其语言符号的使用，诗人和我们一样，都处在一个无限的和可重复性的“中间阶段”，或处在可以无限分化的“中间位置”。对一种有着数千年诗歌史和文化史的语言来说，语法的稳定性、语义的连续性和字词结构的确定性，都使得我们在一种惯习或语言的成规中进行表达活动。然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诗的障碍：符号的固化和概念的古老资源，都跟“感知-经验”的当下性构成了“阻断感”，构成了意义的非连续性或间隙。这是关于诗歌写作的一个故事，即从经验与感知的当下性，向着开端的一种返回意志。朱涛有诗名为《最后一本书》，每个诗人都在一种无限分化的“中间状态”自相矛盾地渴望写出“最后一本书”，事实上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即写出第一部书，成为一部新《圣经》，满足终结的意志，并成为开端。然而在终结之书与开端的元典之间，每个诗人乃至每个人都处在一种“中间位置”。朱涛知道，“每个时代都是历史的片段”（《宣示》），这个“片段”就是语言的中间位置，是写作与思想的中间阶段。在这个无限的中间状态，在历史语义学的层面上，诗歌写作经历着的是语言符号及其意义的畸变，遭遇着语言的固化与混乱无序的双重威胁。
         “开端”既不是人们所设想过的“前语言”的纯粹经验，不是前语言的纯粹个人感知，也不是创世意义的“语言”或“神说”的神秘意志行为。我选择相信沃格林的“意识-实在-语言之结”的观念，或“意识-实在-语言之结”的符号化。许多人把诗歌写作看得太过容易，而实际上，诗歌与思想史上不断重现的基本问题之间存在着太多复杂的“结”。以诗学现象看，思想命题多半已隐含在诗歌写作与修辞方式：经验不会是幻想中的纯粹经验，而总是已经包含着语言的经验，而感知或感觉则是包含着语义学内涵的感知。也就是说，个人的体验，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符号纠结在一起的，而经验世界本身也已经是参与了语言符号的世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一夜间掘开图书馆、学校、教堂、地下通道、皇宫、大剧院、哲学困境、墓园、认识论洞穴和弗洛伊德性欲炸弹”（《最后一本书》），结束历史形成的一切语言符号的介入，从而开启一种崭新的认识论，一种世界初创时期的感知与语言。经验的纯粹性和意识的透明性是一种幻想，或者说，与语言符号无关的纯粹经验、纯粹感觉是一种幻觉。所谓返回开端，就是对感知经验之符号化过程的认知。事实上，我们常常难以区分，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是经验自身的意义还是语言赋予的意义。
如果说历史语义学或语用学致力于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灵魂之间的语义分离，或世俗与神圣之间范畴的分离，回到开端的隐喻冲动，则致力于不同语义范畴之间的交换机制。在这样的修辞秘闻中，有时朱涛自由地将身体的秘仪重建起来：“那珍珠，是水做的/沾满北大西洋的嘴角/含在挪威峡湾的唇边”，《珍珠天堂》开始的叙述似乎是对自然地理的隐喻式描述，然后随之又转义到个人的身体，“用树的绿臂膀/用树的绿手指”，让人不再去区分诗歌描述的是自然地理还是身体，是事物还是人，实际上，这一修辞方式通过自然与身体的交换机制达成了二者的合一，并由此指向欲望的奥秘之所在。
         在朱涛的诗歌中，对身体与欲望如此柔情的时刻并不太多，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谈到的体现在他诗歌中的性欲符号与政治符号之间的可交换性，当一种经验失去了天真与单纯性之后，残酷的意味就可能被品味到。一般而言，我们难以想象“爱和祝福”会“用光了一生监狱”：“爬上山顶，那人用骨灰的声音说话/‘带回去吧，你梦寐以求的爱’/带到哪里？时间吸干了舌头上的溪水/剩下泥土的嘴唇围着废墟躯体跳舞/我告诉自己，要为他祝福/用光了一生监狱……” （《用光了一生监狱》），我们也难以去想象：“仿佛所有的花都在同一所监狱长大……等时间的刽子手……最后一阵风的绞索带走她们”，对最美好的自然之物的描述，却在修辞上转向人类社会最残酷的习俗词语，监狱、刽子手、绞索……意味深长的是，修辞往往系统地改变了原初事物的属性，一种事物与经验领域，在某种特殊的修辞话语中，被转换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领域——就像《后遗症》里的精神病人——就像这首诗将自然事物的“秘述”转向了社会学或刑法学领域，或许是源于这一理解，“她们感官禁锢的兽性/和骨子里泛滥的情欲”（《每天有含苞待放的花浮在晨光里》），在这一修辞的转义形式中，因其事物深藏的“兽性”“情欲”，才有了“监狱”“刽子手”和“绞索”。
          但他在另一首诗中说，“……这样的监狱必赢得上帝称颂/他会坐在梨树下/望着三角梅蔓延的矮墙出神：/永生不就是听她的流水声/持续颤抖吗？”在这样的修辞中，一些词语获得了本身所未有的含义——这一话语情状与社会的“修昔底德时刻”如此吻合或相反，成为后者的反讽？诗歌修辞在重启它的不饱和语义链的时刻，充满了逃离“修昔底德时刻”的返回意志，重构其话语的经验语境的隐秘意愿。在朱涛诗中，这种作为个体生命“开端”的经验似乎首先指向了肉身和欲望。而在其诗歌修辞方式中，身体及欲望的语言总是与宗教的语言符号纠缠在一起，或许可以说，性欲符号、宗教符号、政治符号之结，构成了朱涛诗歌话语的基础性隐喻结构，这意味着，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灵魂、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可交换性。因而，修辞并不是对原初经验的一种修饰性表达，修辞意味着一种新的“语义事件”。在一切事物的可交换性机制中，修辞带来了经验领域的普遍越界，政治词汇也会突入身体的领域，获得极其微妙的含义，“多么精致的监狱啊。我想/献上全部天鹅绒波浪”（《抱着木屑供养葡萄胎》）。而在朱涛的诗中，或许正是因为性欲符号与宗教符号-政治符号之间的无尽纠结，身体与欲望显得并不是乐园里的事情，身体不仅与自然世界具有可交换性，也同样与一个机器世界具有可交换性。欲望与自然词语的可交换性通常传达出一种人性化的体验，而对身体或欲望的一种非人化的器械性修辞，无疑意味着一种分裂与痛苦的体验，《告别疼痛的盛宴》书写了两性之间的爱还是伤害？抑或它们本是一体之物？“你拆除镣铐/眼睛的镣铐/耳朵的镣铐/鼻子舌头的镣铐/佩戴赤手空拳的脚步上/ 你吃黑暗独眼的钟声/吃空气咳血的肺叶/吃屋顶花园……”我在文章中所引用的朱涛诗作，并非无可挑剔，但他拥有一种稀见的修辞穿透力，使得不同经验领域的语言符号具有特别自由的可交换性，而正是这种词语与事物之间广泛的可交换性，不断生成新的语义。他在并未将修辞技艺完善之时，迅猛地将诗歌修辞的特殊授权运用到自身的极致。
          身体与自然事物之间的可交换性，通常能够带来情爱的感受，而身体（欲望）与非自然、身体与机器世界的可交换性，则无疑充满了“革命”的色情意义。色情是剥离了一切身体羁绊的复归于自由的欢腾时刻，然而又如同“意义”肉身显灵的时刻。事实上，个体生命总是被嵌入家庭、市场、世界的链条，嵌入宗教与政治的规制，就像词语的固化一样，稳定却意义愈益匮乏。色情是从这些链条中断裂开来的瞬间，表征着对个人自由的极端体验。无论是家庭繁衍、市场经济、还是社会组织，色情之于它们而言意味着一种彻底的遗弃。色情没有历史，它设计的“甜美机制”，只带来瞬间自由的“重生”。色情的身体是对生殖身体的拒绝，即对身体的家庭伦理属性、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的排斥，甚至也否定了死亡，哪怕仅仅是一瞬间。   
        身体与灵魂、色情与爱是两种不同的关于身体欲望的意义体验，有时它们天壤之别，有时它们一步之遥。对诗人来说，这才是一次升起的时刻，“最终我们会爱上没有肉体的生活/从山巅云朵的飘带逸出”。身体是意义体验的资源，身体也是意义纷争的中心。正如身体是欢乐也是悲伤体验的中心。《禁止悲伤——赠X.L》一诗问到，“悲剧是什么？”它再次指向个人记忆，与“羞愧”感受有关的记忆。唯有涉及情爱时，朱涛才会在诗歌中显露出少有的语义透明，他说“要么深爱，要么死去”，但他坦承说：“我违背了誓言/靠不停恋爱治疗创伤/又用更大的创伤招惹恋爱/而你太年轻‘不知道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明了价格’”其中不无忏悔的音调，而自相矛盾的是，禁止悲伤，就是禁止爱；情色是欢乐，而爱则是悲伤。当然也完全可以倒过来说。无论何时，爱总是意味着古老的受难行为。在身体意义的感知上，色情似乎是爱的体验失败后的绝望行为，这是他在《预言的天空》里所表达的，“爱/血色奔腾的海/寻找我/以绞刑架的宁静/ 抵达”。爱与色情一样，或许都涉及到暴力，然而色情是相互撕裂、相互赠与伤口，而爱则是极其古老的牺牲和受难，无论制度如何变迁，爱都是一种完整的体验。爱的完整性体验失败或色情想象留给人们的只是对身体暴力或象征暴力的感知，即一种虚幻的精神狂喜。但正如《一次次升起》中女性的声音，“她”强调的是赋予意义的主体，反对作为欲望客体的位置，也体现出“重新确立身体位置”的律令。
         虽然人类社会在知识上对一切事物、事务与经验领域都进行了界限分明的分类，我们的知识就建立在这些分类标准上，但与之同时，我们又生活在一切事物的普遍可交换性机制之中。不论原始形态的以物易物还是发达的货币经济，都建立起事物之间的普遍均质性与可交换性；无论是正当交换还是不正当交换，存在着物质与物质的等价交换，也存在着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的象征交换，一切事物之间的可交换性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普遍交换混淆着和组织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因而，诗歌的修辞越界只不过是将早已普遍存在的交换机制纳入到修辞之中，并揭示出其中的意义结构，即在语义的畸变中重新寻找意义的秩序。
        这意味着，一个被固化在某个经验范畴的词语，则完全以运用于另一经验领域；这里涉及到语境有效性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词语被置换到另一经验领域，而没有发生语境重置或转义作用，词语就会像一个被放置错误的符号，或放错地方的物质客体。一个词语从其固化的经验范畴转向另一经验世界时，若能产生语境的有效性，则必须使之触及当下不免浑沌的生活语境或生存结构，触及规模庞大的群体无意识，就像精神分析师能够听懂各种《后遗症》患者的话语并且能够与之有效地交换意义。诗人在处理当下经验时也必须有着修辞上的《细雨般偏离》，并为我们带来更微妙的对意义的感受。这首小诗虽短，却敏捷地穿越了不同的经验领域，诗的修辞链条不断相互偏离，然而又迅速构成一个语境，或建构起一个互为语境、互为上下文的交互映射，或我们所说的普遍的交换机制。词语之间“细雨般偏离”，构成了一种意义氛围。一个诗人的修辞即使在处理当下经验或涉及当下生活世界时，也应该产生这样修辞上的“偏离”，就像精神分析对话中“偏离”原意的话语揭示出心理创伤的真实。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直面”现实，而在于诗歌修辞学是否能够孕育出一种连贯的符号结构，而不再依赖一个词语或符号固有的现实指称，符号不再是它孤立看待时的稳定含义，一种连续的“符号结构”重组了词语，并把语境的有效性赋予那些总是被孤立理解的符号。
         涉及到语境的有效性时，我们不难在朱涛的诗中辨认出诗人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辨认出我们曾谈到的那种人类生活世界的无意识规模，或与个体生命中广阔的无意识之间的深刻关联。由此可以说，朱涛的诗并非仅仅属于个人的体验，他也在“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铁，在我的体内种植/三角架，与最初的肋骨。/现在，它们生长、扩大、旋转/如深不可测的黑洞的天空。/在时间饥饿的搅拌机里坚挺/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 。
        毫无疑问，铁、三脚架、搅拌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轰隆作响的物质性语言，它们制造出社会体量的增长，在诗人的“体验”里，这些钢铁，这些机械设备与装置，也在人的体内种植下来，生长/旋转，人与物的固有范畴已经被僭越，不同事物之间的广泛可交换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现实性，而非仅仅存在于诗歌修辞之中。这就是朱涛的诗，一方面是脆弱的身心感知着的悲伤体验；另一方面却又在修辞上将大量的机械事物如“铁钉”一般“锲入”语言之中，将大量如铁与碎石一般的经验“搅拌机”一样构成语言新的混凝结构。这是对意义秩序的求索，也是对意义秩序的重铸。无论他是否达成了诗的意图，都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一种强力的诗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