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考选官吏，推进教育的重要制度。岱山历经明代和清初的两次海禁，居民迁徙、田园荒芜，历史中断300余年。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舟山才复置定海县，恢复了以岱山岛为中心的蓬莱乡。康熙三十四年(1695)，岛上只有200多户人家，1000余人口，读书人极少，也无人参加科举考试。
　　乾隆年间(1736—1795)，随着岱山岛移民增多，经济有了发展，小康人家的读书人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先后有8人考取了秀才，其中岱东沙洋的叶溥为最早。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除，岱山岛有130人考取了秀才，其中乾隆朝8人、嘉庆朝7人、道光朝25人、咸丰朝9人、同治朝22人、光绪朝59人。以地域而言，秀才大部分是岱山岛中部、东部的农耕或商贾人家。在文化并不发达的岱山岛，能出如许秀才，说明当地居民重视教育，致力于仕途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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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人考取秀才并非易事。清代的秀才考试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统称童子试，每五年举行两届。秀才的录取不仅是考试成绩，而且严格按各县的钱粮、人口、文人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分配名额，择优录取。由于参加童子试者既有初考的少年读书人，又有屡试不中的老年文人，故不论年纪大小，一律称儒童或童生。
　　秀才虽不是官，但受人尊敬，而且有一定的“特权”。如可以免除杂役，见官不用下跪。秀才中的廪生，每月可享受1斗多米的官贴，并有资格为本籍内应童子试的考生保结。秀才要成为廪生亦非易事，以汤浚为例，他在光绪九年(1883)考取秀才，成绩为定海厅第一名，是年21岁，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才补入廪生，年已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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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才每年要参加省学政举行的岁试。岁试采用六等黜陟办法，考试成绩在一、二等及三等的前若干名有赏，四等以下有罚，甚至被黜革学籍。
　　岱山岛在清代只出过一位文举人和一位武举人，说来是一段佳话。文举人是赵玉堂，字琴舫，高亭磨心岭下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道光十六年(1836)考取秀才，在以后的55年间应试各科考试50余场次，其中有3次取得乡试资格，却都“名落孙山”。光绪十七年(1891)，他已81岁，第四次应乡试，当时的浙江巡抚崧骏、学政潘衍桐见他白发皓首，十分同情，联名向皇帝上书，请准以“恩榜”录取。赵玉堂86岁时重游贡院，学使徐致祥赠“青灯味永”匾额，赞赏其进取不休的精神。另一位是武举人於九皋，字式鹤，岱中石马岙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武举人。是年，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代表德庇签订《退还舟山条约》。七月，英军退出舟山，清廷痛定思痛，重振武备开武科考试，於九皋中武举人。据志书记述，於九皋淡泊名利，未谋一官半职，晚年杜门却扫，不预世事，焚香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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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科举中贡生甚为常见。贡生原是府、州、县儒学的生员，后经各省学政考选进入京师国子监读书，不再是本儒学的生员，意思是将人才贡献给朝廷。宣统元年(1909),满清王朝日暮途穷，为收买人心，仍举行拔贡考试，而且录取名额加倍。定海厅取中2名，其中一名是汤浚。有人撰文述汤浚为拔贡第一名、钦赐“文魁”匾额，此是误传，汤浚在其《岱山镇志》中无此记述，只记考秀才获第一名。汤浚拔贡后授官试用直隶州判，官阶从七品或正八品，犹如今之市长助理，至于匾额“文魁”则是省学政以朝廷名义所赐。
　　岱山岛在清代共考选26名贡生，占定海厅(县)167名的15.6%。其中恩贡6名，拔贡1名，副贡14名，岁贡5名。贡生中叶氏一门有9人，其中授官有6人：叶机官至直隶州知州，叶熊官至直隶深泽县知县，叶炯官至四川崇庆州知州，叶培元官至淳安县教谕，叶钟骅官至湖州安吉县教谕。岱东叶氏可谓是近代岱山的官宦世家，所以汤浚称其“名门望族”。其实叶姓先人在康熙年间从慈溪迁居岱山岛，家族以耕作兼商贾，后来才日渐发达。尤其是叶机在嘉庆十八年(1613)任上海县知县，颇有政声，当地百姓呼为“叶青天”，后来擢升江苏高邮州知州。清一代岱山岛上贡生被授官除叶姓6人外，另1人是汤浚，授官未到职。至于取中秀才最多是叶、於两姓，叶姓14人，石马岙於姓1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