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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地属蓬莱仙乡的岱山县衢山岛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衢山岛的皇坟基村的一个农民在地上掘出一块砖碑，即《大唐故程夫人墓誌銘並序》，农民不知这是什么东西，但还是很有头脑，就去找当时衢山著名秀才乐声和，使唐碑在当时得到保护。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一年的正月，乡绅李受龋主持在岛斗岙财神殿创办“敬业小学堂”。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反映了衢山民众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只是知识，看重知识人士。衢山这个有着悠远而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岛乡，却因明、清海禁，尽管衢山的民众流动量不见损减，却直到清光绪四年（即1879年）才有了参加科举的可能。被视作僻乡野岛了。然而正如俗话所说：山沟沟飞出金凤凰，乡岙岙成就俊人杰。毛起先生就是从衢山岛斗走出去的蓬莱仙乡的第一个留学生。
在衢山，有三户毛家，称为上毛家（岛斗上街幸福村）、中毛家（在岛斗中街）和下毛家（在中毛家的西南二三百米锄地高岭岗西侧）。这三户毛家都以商为业，是姻亲关联。当时衢山的商家大都合股在上海也开有商家。而在衢山除了商店外，都开有鱼货加工厂。毛起先生1899年就出生在下毛家，学名宗翰，小字禹州。毛起家店号为“毛顺利”，当时衢山有“毛顺利田多，乐乾泰房多”之说。这乐乾泰就是衢山秀才乐声和家店号。毛起父亲对于学识很重视，他把毛起先生的姐姐嫁给了当时衢山两个秀才中的另一个秀才唐木青，除应有嫁妆以外，还嫁给六亩水稻田，一个烧火妈妈。据说当时下半衢山的田都是毛家。并且在岛斗街上开有店铺，在北街又大黄鱼加工厂，可见毛家当时田多而富裕，这是毛先生深造的经济基础。毛起先生不因家富而慵懒，少而好学，很得父亲欢心。六岁就到私塾学习。当时私塾主要教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孝经》，然后是“四书”“五经”等，先秦文化和古典经典，尽读之。偶尔教教算术珠算。毛先生生性聪慧，记忆力强，识记背诵，本不在话下，再加上他好学，深得塾师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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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毛起一个人离开衢山，离开了了自己的家。考进了宁波的效实中学取自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物竞天择，效实储能”中“效实”为名的效实中学创办于1912年，是民国时期浙江省著名私立中学。毛起成了效实中学的第三届学生。多年的私塾的古文教学，使他的古文功底扎实深厚，而聪慧敏捷的思维，加上好刻苦学的精神，自然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而教他国文的，却是后来名誉中国陈布雷先生。陈布雷（1890～1948年）中国浙江慈溪人。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12～1920年在浙江宁波效实中学、宁波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20年赴上海，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1948年11月12日在南京自杀。陈布雷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陈布雷先生的渊博的知识，生动而别有见解的讲课，别致的语言，独立的见解深深吸引了毛起先生。毛先生的知识潜能得到了相应开发。陈布雷先生很快发现了毛起的才气，如同伯乐看到了良马，充满了激情地器重毛先生，关心他，却也严格要求他，随时给他指点和启发，使毛起先生的视野进一步开拓。毛起先生原来字是“禹州”，陈布雷给他学字“无止”，取“学无止境”之意。这既是对毛起先生学习精神的表彰，更是对毛起先生学习的激励。从此，毛先生就以“无止”为字。他后来在杭州市出版的著作的署名就是“定海毛起无止著”。有名师指导扶持关心器重，毛起先生展开的翅膀就更加有了飞翔的力道。他们师生感情恒久弥笃，毛起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老师，而陈布雷先生总是关心着他，曾经推荐他担任上海等的处的市长，但因毛先生无意于政治，没有去应荐。但老师的那份情意却使他深深铭记在心里。自然那是后话，这里一笔带过。1919年毛起先生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哲学，得到了曾经欣赏刘鸿生先生，又因受到刘先生拒绝而开除刘先生的那个卜舫济校长的青睐，1924毕业后就保送进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为了更好地研究欧洲哲学，特别是柏格森的学说，次年转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是法国哲学家，他倡导的生命哲学是对现代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反拨，他提倡直觉，贬低理性，认为科学和理性只能把握相对的运动和实在的表皮，不能把握绝对的运动和实在本身。他的哲学对文学艺术具有十分贴切的涵盖性，积极的效应性，于1927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亲身穿过理性主义的华盖，开辟了一条通路。由此通路，柏格森打开了大门，解放了具有无比效力的创造推进力……向理想主义敞开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领域。”（《颁奖辞》
而毛起先生从1925年至1928年，浸润在柏格森哲学的思辨中深入体味这种生命哲学的内在创造力，给他日后对中国经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的方法。并顺利通过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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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因奔母丧回国，六个月后，兄长又相继去世，中断了留学。回乡期间，他曾创议筹建敬业小学；邀亲朋集资组建轮船公司改善海岛交通。1930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33～1934年任杭州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此后至1937年，任浙江大学教授。
1937年毛起先生与严济慈一起赴法国参加第九届国际哲学会议，他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历史科学的直观》(Limmdiat-danslesscienceshistoriques)(载《第九届国际哲学会议论文集》)，为会上唯一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在法国留学期间，他依然不能忘怀中国的先秦哲学，对《春秋》和诸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着手做了论文的构思。后来由于奔丧母抗，一直没有安定下来。到杭州的时候，他对从留学开始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系统的研究，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在1935年完成了《春秋总论初稿》，1936年完成了《诸子论二集》。这是两本研究很深入，见解独特，颇有有创见的论著。《春秋总论初稿》，从对孔子与春秋关系进行了多方的考证，缜密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对《春秋》写作的时间作严密的分析；对春秋三传做了一定的考证，作得出于传统绝对不一样的，却又令人信服的新奇的结论；而对春秋的主要思想他提出了以“论语”的思想来评析春秋思想的方法。在著作的最后，他说：“这些两千几百年前之古事，在现在读起来，正如读了一本我国之近世史一样，会给与我们以无限的悲感，无限的警惕的。朋友们！春秋是由近世史的价值的。我们应当赶紧的将他研究起来！”这实在是以史鉴世的一种警示，那是在二十世纪的30年代啊，那是一个赤子的强烈的强国只新的呼喊啊。而《诸子论二集》，主要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进行了新的解读，做了富有哲意的评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视野开阔，见识博大，分析新颖，备有情味。如《改作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一文，对老子与庄子的历史情状进行了别致的阐释，活灵活现再现老子庄子的当时风情，请看其中一段文字，以管中窥豹。
“庄子有澄清天下之大志。他处当时昏君乱相之间，想本其所学，以身作则来轰轰烈烈的作为一番，卒以无人见实，乃只做了漆园之小吏，如孔子之为委吏乘田焉。不久，弃去，到处去游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为一时太师，庄子常想去从他学。后在游沛的时候，听到老子将去周入秦归隐了，乃急忙赶去见他。在魏国境内遇着了。庄子乃致其向慕之意，请收为弟子，并问老子道：‘像我这样的人，生成一副憎恶强梁的本性。而又通彻事理，好学不倦，可也配做个治民之明王吗？’老子听了，仰天呵呵大笑道：‘当初我以为你是可教的，现在乃知其不可了！’庄子默然。惶愧无地。到了旅舍，停休片刻，乃重行盥洗梳栉，脱了鞋子，膝行到老子面前说道：‘方在弟子本欲请教夫子的，以父子在路上没有工夫，所以不敢。现在夫子有工夫了，敢问夫子说明我的过失。’老子感其诚意，说道：‘你威风凛凛架子十足的，人们都在怕你，还有谁和你亲近?你要晓得：愈是白的，愈要带些污点，愈有盛德的，愈要显出不足的样子；如此，则人们方能和你亲近起来。至你方才所说的，不过是些书办百工的事体，，那既劳心劳力，而且又有大危险的。这些才干，好似虎豹之文，猿狙之捷，执厘之狗，适足以为其伤生之资的。那里可以作为明王？’庄子听说，蹴然起敬道：‘那么，敢问明王之治，应是怎么的呢？’老子道：‘问得好！明王之治，是功盖于天下，而看来却似不由于他的；化施予万物，而万民却不曾来依赖他；他是有的，却没有名目可以来说他，他能使万物都各自得而自喜。总之，名望是立宇不可测，而游心于无有的。总之须是体道的。’”
在生动象形，绘声绘色，别有情味的表述中，对道家的理念作形象阐述。
这两本书出版后，毛先生曾托朋友——当时国立艺专校长林风眠先生专呈教育部长蔡元培过目。蔡元培先生看后，对林风眠校长说：“你的朋友很有思想，他下次出书时，我可以为他写序。”蔡元培先生主动表示愿为作序，可见这两部书学说特色，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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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生尽管出过国，留过学，但他血管里流的是中华的血，思想里深刻的是中华的文化。他自然具有炎黄子孙的传统品性和气质。他的孝悌精神令人叹服，他的桑梓之情也在故乡广为传扬。而他的书生意气、民族气节更值得称颂。而诸子的核心之一是《论语》。《论语》“专在于孔子之人生思想，。人生思想者，自是孔子思想之最杰出部分。论选者能据而出之，只得是其识见亦殊吾人之称道。”（引自《论语章句》序）
“七七”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他携全家离开杭州，避入上海租界后，自己却只身一人奔赴大后方，半路因病折回。后受聘于暨南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事变后，日寇进占上海租界，暨大停办。为躲避敌伪请用，毛先生毅然回到故乡，过上一段看似隐逸的生活。这种不愿为敌伪所用的气质，与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气慨应该是同脉相承的。
衢山是他的出生之地，他从来都不曾忘记过。虽然衢山也在敌伪地区，但毕竟偏远，敌寇常常无力顾及，而当地的管理衢山政务的王少冰则对各方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所以当时衢山有点独立分王国特点。于是，毛起先生在故乡，有时也出去和当地乡绅沟通，竭力促成敬业小学校舍的建造。他亲自为学校建筑筹谋策划，设计布局。当然，他最主要的还是读书，这一次他有一个目标，就是研读《论语》。《论语》是记录孔子思想行动的最主要著作，最能体现孔子的思想和品行。《论语》“专在于孔子之人生思想，。人生思想者，自是孔子思想之最杰出部分。论选者能据而出之，只得是其识见亦殊吾人之称道。”（引自《论语章句》序）
在他的眼里孔子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伟人，只有对孔子有着深入学习和研究的人才能如此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当然他的理由又具独见，他说：“某自幼就传即深爱之（孔子），及长，涉猎百家，遍于东西，迄未见一人足与孔子并，此一信念遂愈益加强而不可动摇焉。某之理由异常简单，即以为孔子有言论，有行动，乃古今哲人中之最积极者，远较其他之有言论即无行动，或者有行动即无言论者为适于吾人之效法耳。”(引自《论语章句》序)
于是，他在家里的阁楼上翻开了《论语.》，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不时寻找各种解说。在这与岛斗大街隔了一片房子的宅院里，那么的空寂，那么的宁静，正是读书的最好环境，有时竟忘了吃饭，家人来叫了，才忽然感觉肚子饿了。当然早上他也会去岛斗街上他家店铺里看看，傍晚也会迈步到海边走走，衢山是著名的大黄鱼渔港，四面是海上的通衢海道。面对着奔涌的大海，他的思想会想得很广很广，而白天读到的论语中的文字不由自主会在他的脑海翻卷朵朵浪花，一个激灵，他似乎悟到了什么，就急急转身赶回家去，拿起了那本论语又品读起来，在稿子上记下一些文字。他从幼时读私塾读了然后《论语》《孟子》，然后读《左传》并及公羊、谷梁两传。小时听老师讲，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而如今读来，对先前的一些文籍解说有所疑惑。他生性对依着事物执着追索，读书“好求甚解”，他说“幼习《论语》，自无问题，弱冠以后，迄以答解为苦。一篇之中。未能得其文，未能得其意，与未能得其理者，比比而是，前人之说鲜有能与指示，而使其豁然开悟者，沉闷甚矣。”因此他曾经曾经用自己的意思来更有关说法，但只是某几条改，并没有想过全书注释。而现在，忠于有了这样的时间，于是，他有了注释全书的打算，当时就名定了书名为《论语章句》，就这样他在故乡，在这个上，开始了对《论语》的有一次阅读考证体悟理解，逐篇章研读。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把研读重的问题记下来，自己的理解记下来。然后又悄悄回到上海的家中，潜居房内，查阅典籍，以给自己的注释佐证。进展虽艰难，但毕竟有了一叠厚厚的文稿了。
抗战胜利后，毛起先生复任浙江大学教授。1948年8月，应第十届国际哲学会议邀请，寄去《孔子学说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文(载《第十届国际哲学会议论文集》)。次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2年转入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由于教学工作，原先的《论语章句》一书进展更慢，没有时间作整体的的考虑。1960年，他终于有了空暇时间，于是把全书作了重新的整理，看着他这样转住在这种古典书中，当时家人觉得没有必要，毛先生却说：我这本书啊，60年后，就会显示出它的意义啊。他刚刚把书稿整理完，写了自序，却不幸于1961年8月病逝，遗下了《论语章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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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在巴黎聚会，发表了宣言，向世界呼唤：“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中国孔子的智慧。”当世界开始吧目光注视孔子，重视他的智慧时，中国也对孔子在反思中进行回归。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真正为时所用。于是从论语中提取得“和谐”策略成为了中国基本策略。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介绍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时说: “和而不同”是其中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他认为，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善待友邦，也有利国际社会化解矛盾。这“ 和而不同”孔子在《论语》中强调的一个思想啊。
而学校的教学已经不是只有几段《论语》中常见的语录，而是以整整一册的内容成为了高中教材。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是开始对《论语》教育有了足够的思想重视。而《论语》研究的各学派也著书立说，各显神通。那些看过《论语章句》书稿学者，把它作为重要的参阅书籍加以推荐。在这样的形式下，毛起先生的儿子毛风仪、毛凤仔终于把父亲的书稿稍作整理后交付出版。
2009年12月这本五十年前的，毛起先生尽20年努力的遗稿《论语章句》终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010年1月5日全国上市。《论语》是孔子故去后众弟子对其言论的纪录的选集，其中文字不顺，意义不连贯，产生歧义而令人难以理解孔子真意之处甚多。而《论语章句》就意在对《论语》加以注解勘误，使其文字通顺，意义连贯，减少误读，还孔子以真面目。书后附录列陈出典，以资左证，为正文所不可或缺。
笔者粗粗翻看了章句，没能细读，有两点感觉，一是注释更加具体细致，字字落实更具体。比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他指出“犯，干犯，用语言。”“作乱，对国家为悖逆争斗之事。作乱，用武器。”言简意赅，却把亮着性质区别一清。而是富有创新。毛起先生认为：“所足贵的，是在不绝的创造。问题和解决不论大与小，在那创造之倾，乃能使我们销魂大悦，乃能使我们大道人生之真实。过此一刹那，便又退在物质界里；方才之创造，又变为糟粕了。新世界无限，我们创造之不遑。”（摘自《春秋总论初稿》序二）所以毛先生治学崇创造，忌因循，书中提出的解说及校改，颇多新意。比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注释说：“说音悦，商朝之相傅说也，其人好学不倦，《书经·说命》篇记其言，，曰：“惟学，逊志，务事敏。”当谓时时勉力，即是学而时习之意。此孔子自以好学不倦，有似傅说，而谓自己是傅说也。”这是跟传统的解说完全不同的一种新颖的解说。细细读解觉得很有意味。像这种创新的解说，《论语章句》一书里有很多很多。正如本书的编辑所说：“本书作者毛起所遣《论语章句》亦可视作古籍研究中拓宽思路、另辟蹊径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而南京大学的文学院的童岭老师则《《巴黎的忧郁与被遗忘的中国古典经学》（见2010年《书品》第二期）指出“毛起这本《论语章句》特别重视章句和语法对经学文具的影响”，“将《论语》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轴上。这可以说是百里的柏格森对他的最大影响之一”，“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毛起和他这本《论语章句》大概可以被称为‘被遗忘的中国古典经学’吧”。这个结论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我想，毛起先生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有着西方文化的独特思维，更有着大海般宽广的识见和视野，有着扎实的内在和别样的创造，这被“遗忘的中国古典经学”有着身后的研究价值，让我们把他重新记忆起来，重视起来，一定会对《论语》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