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山地处海岛，解放初期,教育基础薄弱，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占90％以上，劳动人民饱受不识字的痛苦，在政治上翻身的同时，迫切要求文化翻身。1950年即岱山解放的第一年，区公所就成立了冬学委员会，利用冬季这个农闲季节，组织农民识字学文化。1951年还组织冬学工作队下乡，办民校教师培训班，以村为单位发动办“冬学”。1952年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先后在岱东、岱西等乡镇开办速成识字班，组织青壮年积极分子脱产扫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培养了一批乡村干部和扫盲骨干。
　　笔者从1951年起就帮助村里办“冬学”，1956年1月从山外小学调入岱山县扫盲办公室专职从事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
　　一
　　1951年，岱山开办“冬学”时，我在枫树、大峧小学任教，从那时起，我就帮助村里办“冬学”、搞俱乐部等社会工作，1954年还被评为冬学工作积极分子，团县委奖给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10本红色小说。在辅导大峧小学夜校时，我还试行过省编《农民识字课本》的单元识字法，曾在省教育厅农民识字教学座谈会上介绍经验，还在《扫盲通讯》上发表过。为此，1956年初,县里调我到扫盲办公室，让我搞教研，编教材，培训民校教师等。
　　当时,负责扫盲组织发动工作的办事人员，几乎是天天下农村，夜夜进民校。办民校有三大困难，一是经费问题。那时岱山广大农村没有电灯，而夜校必须解决照明问题，大的夜校点一盏汽油灯，加上油，装好纱罩，点燃时打气；小的夜校就用煤油灯，上面盖上白板纸糊成的罩子，让光照射到课桌，每晚要花不少煤油，买煤油的钱要大队（或村）开支，有些村没有钱就由学员凑，这可就困难了，有些夜校常为缺钱少油而停课。民校教师傅纪觉就在关键时刻自己掏钱买煤油，坚持办学。第二大困难是缺乏教师。当时农村很少有文化人，即使有几个也常出外赚钱，难以长期坚持教学，况且民校教师是全义务的，没有一分钱报酬。一般都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中挑选，每年县里办民校教师培训班，要各村送民师参加，我们真是奔破鞋子、磨破嘴皮动员群众参加培训。第三大困难是工学矛盾。上世纪50年代政治运动多，又值合作化高潮，晚上会议特别多，学习时间三天两头被会议挤掉，夜校几天不上课就有垮台的危险，常常是办了散，散了再办，苦不堪言，因此有“年年办冬学，年年从头学”之嘲。
　　农业合作化高潮时，农村工作就更忙了，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天天要记工分，没有文化怎么记。客观上，扫盲工作是大势所趋；主观上农民也迫切要求学文化。国务院发出了加强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农民业余教育必须紧紧跟随和密切配合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积极地、有计划地扫除农村中的文盲。”为此，舟山专员公署文教科决定在寒假里组织小学教师和区乡干部参加扫盲宣传队，开展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强调扫盲工作要在“紧紧跟随和密切配合（合作化和农业生产）”上做文章。为落实好这项指示，我们扫盲干部绞尽脑汁。当时我刚到扫盲办公室，就打起背包来到岱西乡搞试点，晚上深入夜校辅导，白天走村访户，到田头地边征求意见。除办夜校扫盲外，我们还办起了妇女中午班、道地学习小组，让学生包教父母识字，还创造性地搞见物识字（把字贴在门窗、家具上）、家庭小黑板等等，特别是记工识字（即今天干什么活就学什么字，如插秧、种番薯等）的方法，很受农民欢迎，于是扫盲办公室就编印农业、盐业生产实用词，发给农盐民。这样由点到面得到了广泛开展，据1956年春统计，全县有60％以上的青壮年参加识字扫盲活动。
　　二
　　1958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出了“大跃进”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号召。于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了当时高高举起的“三面红旗”。
　　扫盲大跃进，也在这个时候拉开了序幕，红头文件一个个下达，电话会议紧急部署，从1958年5月份开始，锣鼓越敲越紧，扫除文盲的指标一提再提，这个太保守，那个落后了，加码再加码，要保证在1958年完成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实现“无盲县”。
　　说时容易，做时难，农村扫盲业余教育根据“农闲多学，忙时少学，大忙放学”的规律，冬季是高潮，5月份开始应该是大忙放学的时候。扫盲的主要对象是青壮年农民，而青壮年又是生产的主力军。毕竟生产是第一位的。大跃进时期，白天劳动要放“卫星”，晚上又有开不完的夜工，一会儿突击造水库，一会儿加油筑海塘，盐田排灌要限期完成，大小麦抢收要颗粒归仓，天哪!哪有时间学文化?一些大队团干部、夜校民师、扫盲骨干叫苦不迭。我们向文教科长汇报，讨救兵。文教科下了命令，让全体小学教师都参加扫盲运动，下队包村、包教保学。可是小学也要大跃进，要老师超周备课，要听课教研，要宣传总路线……同样忙得团团转，“扫盲、扫盲、真是越扫越忙。 ”
　　那时，扫盲办公室有六七名干部，分区包干，扫盲如用省编识字课本1～3册要学三年，怎么行？教材要改编，我把1500个常用字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分成农业、盐业、渔业、手工业、吃、穿、用、地名、人名……一类一类地集中编排，后又采取同音识字法，同音归类的方法以便好学好记；又把常用字编成琅琅上口的“三字经”，印成36开大小的袖珍本，发给全县各地青壮年作扫盲教材，让他们可以随身带，随时学；请小学老师到军事化的民兵连集中突击上课，到水库工地的汽油灯旁抽出20分钟到半小时（做水库休息时间）集中扫盲。分散劳动的青壮年则用插小黑板的办法，搞地头识字，又发动小朋友挨家挨户在家具上贴字，如衣橱、锅灶、菜刀、被柜、门、窗……叫做见物识字，由小朋友与文盲户结对包教保学，限期完成1500字的识字任务。岱西、泥峙、岱东等地还设岗哨，红领巾站岗，要过路人认字，认得的放行，不认得的教他认得。
　　当时确实出现了许多夫妻识字、父子包教、母女同学、一字先生等许多生动的扫盲事例，实实在在地扫除了一批文盲或粗识字的半文盲。7~9月份，正是酷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大跃进，全面兴办人民公社，会议插不进，人员难召集，扫盲靠的就是干部的“飞毛腿”，跑东奔西，走村入户，到处求人，求大队，求学校，求民师，求学员，坚持再坚持，组织了一个个扫盲突击班，办起了一处处识字组，还创造了一个月扫盲、20天扫盲，甚至7天扫盲的“卫星”班（7天把1500字教一遍，就算扫盲了），真的是大跃进啊。
　　三
1959年，扫盲继续强调“持续跃进”，誓师大会、广播大会、现场会议、大检查、大评比、红旗竞赛等活动连续不断，又在“反右倾，鼓干劲”中开展全民扫盲大统考，至1960年，自然灾害，经济衰退，扫盲运动不得不进入低潮，接着经历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扫盲业余教育处于停顿状，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政治夜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扫除文盲指示》，提出了一堵 （普及小学五年教育，堵住新文盲产生）、二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三提高（脱盲后继续组织学习，提高文化，防止复盲），重新建立组织——工农业余教育委员会，重新调整建立专职干部队伍（一乡配1名），普遍培训民师，重新编制扫盲识字课本，确保扫盲工作扎扎实实地广泛开展起来，至1984年冬，岱山县通过省教育厅的检查验收，青壮年中非文盲率达到88％以上，成为浙江省第二批基本无盲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