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河姆渡在前，听到余姚的名字在后。这是“河姆渡遗址”的缘故。

　　最早知道河姆渡这个词还是在读初二的时候，是从姐姐的历史书上看到的，那是一本薄薄的书，纸张粗糙而暗淡。与“河姆渡”连在一起的，有一只司母戊大方鼎（有大幅照片），还有诗人屈原的像，一顶高翘的帽子，一袭长袖，我记得书上还引用了他的一句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这是我最早记得的最好诗句。

　　对于河姆渡文化，那本书上大致说是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反映的是母系氏族的人类生活，其他的都忘了。但河姆渡三个字以及所承载的历史，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世事沧桑，人世纷忧，几十年过去，我一直是局促一隅，其间虽数度去宁波杭州，但一直与余姚失之交臂，只看到杭甬高速路上的“余姚”两字飞驰而过。去年底，李国平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起余姚，说余姚有个谢志强老师，什么时候去一下。而我自己，心底一直荡漾着对河姆渡的敬仰，一听说有这样的机会，也就乐得成行。

　　河姆渡文化是稻作文化的代表。想起它，我总是把它与岱山岛上的北畚斗遗址相联系。以历史年限来看，两地极为相近。岱山是座 “移民”城市，作为东海的一块边地，最早的居民都自陆地漂流而来，尤其是宁波甬江一带，与宁波那儿应该是命系一脉。这其实只要看看（听听）海岛的口音就可以理解。语言是最为鲜明最可见证的一种文化特征。尽管海岛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但语言的融合还具有它自身的特质。当桅樯下的先民们把目光留驻在岱山岛上的时候，他们就在大舜庙后墩等地结网而住，栖居下来；而在这些先民中，该有河姆渡人的身影吧。

　　这一推断，从考古中也可发现，岱山的大舜庙后墩遗址，坐西北，朝东南，面海背山，面积约二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米，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这里出土了包括圆条形石斧、段石锛、柳叶形石簇和鱼鳍形鼎足在内的许多文物，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均为通体磨制；陶质主要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夹炭黑陶等，陶器纹饰古拙精美，有经纹、划纹、附加堆纹等。这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岱山岛上就已经有人种植水稻，而这些出土的大批石犁、石纺轮等磨制石器和陶器，以及炭化稻谷和有稻谷压痕的陶片，其所处年代正与河姆渡文化的第一、二层基本相同；出土的文物也与河姆渡文化大多相似，只是有些文物已经有着海岛自身的地域特色，如衢山格巴山遗址中出土了一批陶制鱼轮和网用沉锤等渔用工具，大舜庙后墩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夹贝屑的陶片。

　　河姆渡文化是中华农业文明的一炷明亮火光，而海洋文化正是从农业文明的星空中一步步走过来的。当一粒粒金黄的稻谷放入衣袋或是装入箩筐的时候，河姆渡人也把目光脚步驻足在大海边，留下了属于海洋文明的深深一瞥。河姆渡人用脚步走出了刀耕火种的历史，也一步一步丈量出了海洋文明的历史。谁说农业文明不会繁育新的文化因子呢？记得周庄的沈万三，在明朝那会儿，就一面开辟田宅，一面把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利用周庄相接京杭大运河的便利，借助长江口和杭州湾，将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和苏州无锡一带的丝绸、陶瓷、粮油及手工艺品等运销海外，创下了一份富甲天下的家业，在农夫翻垦的犁铧里，在一垄垄蚕桑的田畴里，在丝丝缕缕不绝的棉纱里，在织布机上穿行的梭子中，他的视野已经越过小农经济的藩蓠看到了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只可惜在封建的外壳里，这种浸润着海洋气息的经济运作方式最终没有培育出来，却被专制扼杀在萌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