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山东沙古镇位于盛产大黄鱼的岱衢洋彼岸，每年的“洋生忙时”季节，来自粤、闽、鲁、江、浙、沪”等省市成千上万艘渔船麇集于东沙角。

    为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减少纷争，渔船民团结安乐，各地渔船民均在东沙角设立渔业管理机构 （解放前称渔业公所）。这些机构多为长期租借民房设置，亦有自建房屋设立，但自建民房的渔业公所数量较少，驻设时间、人员多在渔业捕捞旺季，小渔汛和淡季时则人员缩减，且有渔业旺季设置、淡季迁徙的渔业管理机构。外地各帮渔船民一旦遇到在洋地生产、港口锚泊、鱼货交易、购物给养、上岸休闲、文化娱乐、地方倾轧等事宜，各帮渔业公所会同各自在地方上所聘请的董事等人员组成议事会，一道调处纷争，维护各自的自身权益。

    清乾隆三年 （1738）浙江象山东门“太和公所”在东沙角铁畈沙先租借民房，后自建平房3间设置，大捕船作业为主，开客帮渔船民在东沙设立渔业管理机构之先河。渔业公所是以各帮渔船民按地区和船舶捕捞作业划分，而且从东沙各鱼厂、鱼行、商家中特聘有一定威信的人士作董事，但一般不脱产，有事商谈时即参与。

    渔业公所的执事人员，有内外之别，分处内事，释外结，凭借地方力量的优势，制订规章，制作调研文书，勒石立碑警示等。例如，清至民国时期，奉（化）东（门）渔船民斗殴之争，在东沙角大横街头勒石禁示，平息事态；发扬民风，弘扬美德，渔船民在洋地生产中遇难、患病或亡故，渔具、渔网损海，捡行者必归还；清庙会戏，祭海置供品捐资等事宜，先后于清道光二十三年三月（1843）、光绪十二年四月（1886）勒石二方于铁畈沙外小岙羊府宫大殿之中；出资建造奉化桐照“义安公所”办公房屋勒石告示；及据1994年11月版《岱山县志》大事记中记载：“民国5年（1916）8月中旬，孙中山莅沪，东沙角有两渔业公所合电慰问”云云。各帮渔业公所在东沙角各地勒石告示达十数碑之众，迄今尚存者举多，借鉴深刻。

    台州渔业公所、温州的四明公所等渔业公所还专门自愿筹集资金，在东沙角大岭墩西首设立善施棺木地，在铁畈沙快活岭墩和邵家山沙山地建坟墓地（俗称长大坟），以及义冢地等，专门为外地海难死亡的渔船民义务入敛下葬，祭思哀悼，积德行善，并包括内地无主渔船民死者。

    在清乾隆、嘉庆、咸丰、同治、光绪到宣统等年间，相继到东沙角的念母岙、沙河口设立奉化栖风的“栖风公所”、营房山墩的奉化桐照的“义安”、“义和公所”，铁畈沙兰田弄的“临海渔业公所”、大岭墩的“台州公所”、铁畈沙沿海路的象山“东门公所”，以及 “安庆”、“礼安”、“四明”等渔业公所10余家。

    到1950年岱山解放以后，来东沙设立的各地渔业管理机构的性质，与旧时的客帮“渔业公所”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民间性质的“渔业公所”的基础上变更为政府主管渔业的行政机关的渔业管理机构（俗称渔业指挥部），隶属各市县政府渔业委员会直接领导，人员由国家行政机关指派，办公地点多在原各所属的“渔业公所”房屋，或租赁，或自有房屋为主。在当时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各地渔业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均配有枪械，以防不测。

    解放后的驻东沙渔业管理机构同旧时的“渔业公所”的大多数作用相似，但因当时物资匮乏，为服务渔船民，各渔业管理机构专门设立计划商品供应点，所有供应渔民物资都属于国家在渔汛期间的特别优惠供应，渔船民均凭票证购买香烟、食油、食糖、大米、老酒、煤油、火柴等生活必需品，以及木炭、木材、麻线、毛竹、胶烤、猪血等生产物资，确保渔业生产顺利进行。

    每到大黄鱼汛时节，各地渔业管理机构从外地邀请来文艺团体，如：越剧戏曲、文武说唱、杂技魔术、摄影采风等，演艺人员下海滩，上船头，进渔家，翻山越岭，走街串巷，昼夜为渔船民义务演出和服务，节目演出精彩，掌声雷动。逢年过节之时，大街巷弄搭建彩牌楼，普天共庆，同驻军搞军民文艺合演、体育联欢活动，丰富海岛渔船民文体娱乐生活。

    每个渔业管理机构均配备一艘渔业指导船，工作人员随渔船出海到渔场，与下海渔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了解掌握本所属关系的渔船民的生产、生活等情况，及时与“中水”、“奉化”、“宁水”三大国营水产加工企业（厂）沟通，方便渔船民投售鱼货，做好鱼货产量，鱼货投售统计、结算等工作。内设有无线电台、电报、财会、优抚、物资供应、票证发放等部门，各承其责，全力以赴为渔业生产旺季服务。

    在渔业淡季时，时有少量渔船民留在东沙继续投入海洋捕捞生产，各渔业机构亦派个别人员蹲点加强联系，做好各项配合指导服务工作。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岱衢渔场大黄鱼等渔业资源的逐渐枯竭，昔日各地在东沙长达数百年的渔业管理机构亦随之撤除和消失，自有房屋均出卖予东沙居民所有，东沙渔都古镇再也难以显示往日渔汛繁忙的景象。

    但设置在东沙的渔业管理机构，曾为渔业生产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将给后人留下源远流长、永不消逝的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