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山附近海域，存在过一条距今1000年以上的古航道。这条航道，担负着传承中国、日本、高丽之间早期文化、经济交流的重任。唐宋时中国至日本、高丽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以此为主轴，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一  神秘的江南之路
 
探寻唐宋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宁波）和日本、高丽等国之间的海上航道，在两宋之后，一般认为以宁波为起始港，从镇海出发，驶经普陀区沈家门、普陀山后，横渡东海抵达日本。这在诸多史籍记载中能够证明。特别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详细记载了1123年徐兢出使高丽国的所见所闻，对这条航道有着详细而准确的描述。
这条航道是不是历来如此的呢？如果我们追溯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起讫）的起始、发展和繁荣的整个时期，会发现南宋以后由镇海至普陀横断东海的航道比较清晰，但北宋、五代乃至更早以前的史籍中，则出现了许多令人无法解释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在宁波和高丽、日本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条古航道，它在北宋之前被中、日、高丽的民间或官方往来所广泛采用。这条航道，起始的两点在宁波和日本（高丽），岱山和嵊泗的一些岛屿（古属岱山），则可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中间站。
研究中日关系史的著名学者王勇教授，在《中国江南，寻找日本文化的源流》一书中说，“东南与日本之间，自古有一条海上通途，两地人来物往，促进了种族交往和文化交流”，他还写道，“甚至认为一条神秘的江南之路，可能是从古会稽、句章（今鄞县）一带启航，途经古称蓬莱仙岛的东霍山、岱山、嵊泗，沿舟山群岛北部折向东北”。
但是，“北宋与高丽两国之间的交通往来，主要经由海途，海上交通之盛，远非昔比。但有关海上航路，从无完整的记录。”[i]与日本国的交往，虽然能够找到一些零碎的航道资料，然而完整而具体的记录，也是少之又少。从史籍中只言片段的记载来推测，岱山在宋朝时的繁荣或许是无法想像的，而记载这段历史的本地史籍，很可能随着明朝300年海禁和清朝时的再度海禁而亡轶，1000年前的岱山历史，究竟是什么模样，也从此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解的谜。
这条“神秘的江南之路”，是解开唐宋时岱山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
对岱山而言，这条被称作“神秘的江南之路”的古航道，包含着两个时期：唐五代之前和唐五代至北宋（南宋以后，航道以普陀山为中间站已相对明确）。
首先需要认识的是，隋唐甚至更远的秦汉时期，舟山群岛已经不是不为人所知的荒芜态岛屿了。
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东海上就曾存在过一支重要的海上军事力量——外越。外越之名，在研究吴越历史的《越绝书》中有记载。根据零星资料，我们可以推断东海外越分布在舟山群岛，与越国关系密切，并且在吴越争霸时，外越是帮助越国而与吴国敌对的。秦始皇征服大越后，外越被他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配置专门力量，“以备东海外越”。[ii]
更远点说，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距今约7000年的有段石锛（用于制造独木舟的专门工具）、木桨，和遗址中大量深海的鲸鱼、鲨鱼等遗骸，表明古人已经有能力从深海中捕获大鱼并用船进行运输了，它比我国早最古书之一《竹书纪年》记载夏朝的统治者“东狩于海，获大鱼”还要早几千年。带有鲜明河姆渡文化特征的石锛、木桨等物，在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浙江沿海、舟山群岛、台湾乃至遥远的太平洋岛屿均有发现，“专家们认为这是河姆渡文化通过赤道逆流的漂航向海外扩散的物证”。[iii]“1976年在舟山群岛的定海白泉镇十字路……以及岱山县的大衢岛等新石器遗址，均出土大量具有河姆渡文化特征的印纹陶和有段石锛等物……这一发现说明河姆渡的先民在五千多年前，就已使用原始的舟楫成功地登上了舟山群岛……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标志着我国古代航海活动的起源。”[iv]
公元前1042—公元前1020年的西周周成王时，浙江东部就存在着一条通往江苏或山东的海上交通通道，《周书》记：“周成王时，於越献舟”；[v]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倭人贡鬯草”、“倭人贡畅”[vi]的记载，证明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足可远溯于此。
《史记》等正史及一些地方志的记载，更加明确地告诉人们，舟山早在距今约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进入统治者视野，非不毛之地了。
如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亲率精锐，在东洲沙上驻扎一个月，以拒夷人侵犯[vii]。东洲沙，据舟山学者考证，为今嵊泗洋山海域；而夷人，很可能是当时助越抗吴的东海外越人；
再如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攻破吴城，欲将吴王夫差流放至外越甬东（舟山），“予百家居之”[viii]。
自秦至唐五代前的记载更多，如六朝时舟山已属鄮县，唐时岱山已有蓬莱乡建制等等，无须一一赘述。
舟山在历史上的定位和先民的航海能力，为“神秘的江南之路”能够存在赋予了厚重的历史背景，也铺开了唐宋海上丝路及岱山之所以“宋时称极盛”的绚丽画卷。

 
 
二  唐宋海上丝路在岱山的历史回响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比陆上丝绸之路历史还要悠久，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
 “宁波是东方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和文化交往的重要窗口……海上丝路的兴起期为上古时期至初唐（公元前——公元713）。发展期是盛唐至五代（713——979）繁荣期是宋元时代（960——1368）”。[ix]
据民国《镇海县志》载，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 分鄮县地，在甬江口设置望海镇，八月，浙东观察使薛戎奏请：“望海镇（镇海）俯临大海，与新罗、日本接界，请据敕文不隶明州。”望海镇直隶浙江东道。可见早在唐时，镇海已是东海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
有记载的公元607年，日本就派出以小野妹子为主的遣隋使，揭开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序幕。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关于中国和日本、高丽等国的航道（东海航线），主要有北路、南岛路和南路三条，其中南路是指从九州直接横渡东海至长江口一带的航线。公元750年前后，因为战争的缘故，日本改由南路以宁波、绍兴向唐朝进贡，“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x]。这一阶段，扬州、上海等港口都是中国和日本、高丽交往的重要港口，至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规定与日本和高丽交往必须从宁波出发，1085年（元丰八年），又敕令非宁波、杭州、广州三市舶司，不准签发去南海诸国出海证。这样，明州成为宋代与高丽和日本贸易的唯一通道。[xi]
岱山的历史，在唐五代前几无可考。五代时，也仅有零星的记载，如《乾道四明图经》载：“普明院，古泗洲堂也，窣堵波二，以铁为之，世传阿育王所铸，钱氏忠懿王置之于此。”窣堵波是古代佛教特有的建筑类型之一，主要用于供奉和安置佛祖及圣僧的遗骨(舍利)、经文和法物。此塔为“阿育王所铸”再专程送至岱山，窃以为可能性不大。查吴越国历史，忠懿王钱俶崇信佛法，即位后仿阿育王铸佛塔84000座置于各地，其中两座被置于岱山的普明院，可能性倒是存在的。
吴越国创建于十世纪初，至公元978年归宋。据《资治通鉴》载，吴越国海域早就存在一条自海上入贡的海道，“……岁自海道登、莱入贡……”南宋著名史学家胡三省为这条海道更具体地注云：“过涔江，掠洌港，直东北渡大洋抵登、莱岸。”吴越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早在公元909年就已经开始……贸易大约亦始于此年。由《高丽史》记载看来，当时的海路是越渤海湾后傍海南下。[xii]吴越国与日本之间，也从公元909年就有往来。贸易关系当亦始于此时。“吴越国和日本的海上航路仍走唐朝时所开辟的东海航道，即由明州出海，横渡东海至日本……”[xiii]吴越国后期，更是勤于对外交流，为了搜集散落在日本、高丽等国的佛教等书籍，吴越王不断派出使者渡海求书，为中国和海外交流航道，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唐五代至北宋的中外海上交流，宁波镇海为起点或终点之一，这在史籍中多有记载。但是，从镇海起航，是直接扬帆东北经岱山、嵊泗海域，还是先向南再折普陀后横断东海？史籍中多语焉不详。
 
查元代盛熙明所作《补陀洛迦山传》，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线索：（约1080年）观音宝陀始赐寺额，自此“海东诸夷……数百国，雄商巨舶，由此取道放洋”。——那么，早就存在的“数百国雄商巨舶”，在公元1080年之前，又是从哪里取道放洋的呢？遍查史籍，除了存在从岱山、嵊泗海域“取道放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条进出宁波的海上通道。
1123年，徐兢出使高丽，明确记载了从镇海启航，经沈家门后横断东海的航道。但是他在记录归程时，却耐人寻味地记下了这么几句话：“24日过东西胥山，25日入浪港山，过潭头，26日早过苏州洋，夜泊栗港。”[xiv]除了胥山、潭头不明所在外，栗港为今金塘之沥港，浪港山是徐兢出发的时候记载过的浪岗山。苏州洋为宋时宁波和江苏的海域接攘处。徐兢在25日入浪港山后，要在26日早过苏州洋，晚上即到沥港，显然走的不是出发时的航道，而是岱山、嵊泗海域。而且我们可以推测这是一条成熟的航道——作为宋朝的高级使者，他们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去走一条陌生的航道？
还有更多的历史碎片需要解读：
在公元1008年——1016年之前，岱山曾建有普明院，附近海域“高丽船入贡候风于此”；[xv]
《五代史》《宋史》载：五代、宋代，高丽船走杭州湾、明州航线时，须
在岱山站潮候风；[xvi]
唐代有一个著名的海商叫张友信（也作张支信），长期来往于中日之间，《安祥寺惠运传》对他的航行方向有过记述：公元847年6月22日，张友信船由宁波镇海启帆，“得西南风三个昼夜，才归著远值嘉岛那留浦（今日本五岛列岛和平岛）。”[xvii]从镇海起航，“得西南风”，无疑航向为东北方向。从镇海出发，“1944年就曾发生过中国帆船一昼夜自宁波到达日本佐贺县唐津的事情”[xviii]，可见其途之便。
 
 
三、探寻日本高僧的足迹
比徐兢出使高丽早51年，即公元1072年，日本高僧成寻，率弟子，乘坐北宋名商孙忠（也作孙吉、曾聚）的船前往中国。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下了他经过嵊泗、岱山海域时的岛屿名称、方位及风土人情，并且在岱山住了几天。这本名为《参天台五台山记》的日记体文本，成为研究北宋及以前岱山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航道问题极为珍贵的资料。
据《中日佛教交通史》一书记载：“北宋时期，日本虽禁止商人来往于中日间，但日本僧侣入宋却被特别赫准。在入宋的僧人中，对日本佛教文化贡献最为著名的，为奝然、寂昭、成寻等三四人。”
成寻入唐时“同乘唐船人”有：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明（有皆为成寻弟子一说）共7人[xix]。《中日佛教交通史》在记载“对日本佛教文化贡献其次著名”时，列有17位高僧名单，和成寻“同乘唐船”的这7位僧人全部在列。可见此次入唐，对于日本的佛教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成寻是日本平安初期高官（左大臣）藤原时平的曾孙，入唐时为日本岩仓大云寺主持，已是62岁高龄。在唐宋时远道而来的日本僧人中，成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待，不仅神宗帝亲自召见于延和殿，在他赴五台山时，神宗还特拨遣马匹及卫兵20人沿路护从，并令各州出兵保护，供给旅费。这和公元838年日本入唐学问僧圆仁赴五台山时，携弟子沿途乞食求宿、备尝辛苦的情形，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成寻是公元1072年3月15日写下入船当日第一篇日记的。22日进入中国海域。现将进入嵊泗、岱山海域的日记原文引述如下
廿五日乙已，天晴。东北风吹，大悦，进船。巳时以后，四周大翳，不辨东西。午时，天晴，顺风如故。未时，始见苏州石帆山。大岩石也，无人家。船人大悦。丑时，至苏州大七山宿。从日本国至大唐苏州三千里。弘法大师云：“海路间三千里到苏州。”
廿六日丙午，天翳，不知东西，不出船。巳时，天晴，依无顺风，以橹进船。申时，著明州别岛徐翁山，无人家，海水颇黄。西南见杨山，有人家。三姑山相连，有人家。将著徐翁山间，北风大吹，骚动无极。殆可寄岩石，适依佛力，得著别岛宿。诸僧皆醒，如死亦苏。
廿七日丁未，天晴。巳时，出船。依有北风，以橹进船。未时，著明州黄石山，山石并土，其色如红；海水大浊，最黄。从此岛得顺风，一日至明州云云。北见北界山，有人家。依南风吹，去黄石山，回船著小均山，黄石西南山也。有四浦，多人家。一浦有十一家，此中二宇瓦葺大家，余皆萱屋。有十余头羊，或白或黑斑也。小均山东南有桑子山，有人家，湾海五六町。桑子山南隔海数里。
廿八日戊申，雨下。依无顺风，犹在小均山。沈小六郎来示山等名。申时，南风大吹，岛人以小船四只相共助大船，回岛著北面宿。
廿九日己酉，小雨下。依北风大吹，不出船，回岛著南面。戌时，始修法花法。一时经第一卷了，如意供；一时文殊供；一时两界供养法了。无赞众。
四月一日庚戌，辰时，依北风吹，出船。申时，著袋山，在随稍山西山也，有人家。东南有栏山，有人家。虽有顺风，依潮向，止船已了。七时行法修了。
二日辛亥，辰时，出船，依潮满，以橹进船。午时，到著东茹山。船头等下陆，参泗州大师堂。山顶有堂，以石为四面壁，僧伽和尚木像数体坐，往还船人常参拜处也。未时，乘壞，参仕了。山南面上下有二井，水极清净也。沸汤行水了。向东南见杨翁山，有人家。翁山西见马务山，无人家，有三路港。依风向吹，不出船，宿。七时行法修之了。经四、五、六卷了。
三日壬子，依西风吹，尚不出船，在东茄山。福州商人来出荔子，唐果子，味如干枣，大似枣，离去上皮食之。七时行法修了。一船头曾了聚志与缝物泗州大师影一铺，告云：“有日本志者，随喜千万。”
四日癸丑，巳时，依有顺风，出船。向西行，上帆，驰船。未时，南见烈港山金塘乡，有人家。向西北上有吴农山，无人家。连四座小山，大船不可通来去，山外通船。烈港山南有一小山，号为铁鼠山，无人家，山下泊得船留。铁鼠山西有加门山。港口有虎顶山，无人家。上到招宝山，无人家。金鸡均在港口东畔，无人家。从港入明州，令不入明州，直向西赴越州。依越州指南人出来。申时，出船，向东山北边。同二点，止船。有人家数十，明州界内也。七时行法了。
成寻的日记，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是从嵊泗外海而来，27日—29日在小均山（今小衢山）泊，可能还上岸了解了一番，得知岛上多人家，其中一浦有十一家，两家是瓦房大屋，其他都是草屋。小衢山人还用四艘小船，将成寻所乘之船合力拖到了岛北面避风。
4月1日上午7时—9时间，成寻船再度启航，经过约8个小时的航行，于下午3时—5时停在袋山。袋山这个地名，从宋至清，凡能找到的志书中都没有记载。但根据他的航行方向、时间和日记中“袋山在随稍山西面，它的东南有栏山”的描述，袋山应为岱山，宋时岱山一浦之隔分为东岱山和西岱山，根据后文描述，成寻所泊点，疑为东岱山靠北某个岙口。成寻在这个地方泊了一夜，没有上岸等记录。
4月2日上午7时—9时间，成寻船又启航，“以橹进船”约两个小时后，船停泊在一个叫“东茹山”的地方。“东茹山”这个地名，成寻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成了“东茄山”，但不管是“东茹山”亦或“东茄山”，自宋至清的史志中均找不到它的所在，但这些史志均记了类似的一个山名：“东乳山”，并且毫无例外地都和“东岱山”并列而记，不过没有记下具体方位、岛屿等情况。《乾道四明图经》记：东乳山，在县北（指今定海）二百里；东岱山，在县北二百五十里。这说明，这两座山和定海的距离，东乳山比东岱山略近一些。但不知“东乳山”是否就是“东茹山”。
在“东茹山”，成寻所记更为详细而形象。他于4月2日11时—13时到达，于4月4日9时—11时离开，呆了两个昼夜。
船到“东茹山”后，先是船头去参拜泗洲大师，后成寻乘小船（壞）再去参拜，显见船头孙忠等人熟悉当地情况。泗州大师堂有“僧伽和尚木像”数座，并且是往还船人常参拜处，可以推测这是一个比较热闹的所在。僧伽和尚，在成寻游历大唐诸地时，他的日记中多有记载，可见这是当时一个普遍的信仰。
第二天，成寻依旧在“东茹山”候风，遇见了“福州商人”卖荔子。荔子当为荔枝，岱山并不出产，产地在南方。这说明当时当地已有比较繁荣的贸易往来，进一步推测南方商人在当地聚住较多。船头孙忠当天将一张布料的泗洲大师像，送给了成寻。关于这张像，成寻在最后送别弟子回国时，随同皇上的所赐、从各地收集的珍贵佛学典籍，亲托弟子带回日本[xx]。说明成寻对这张画像视之极珍。
4月4日上午9时—11时，成寻向宁波方向进发。这次的记录，航线同样非常明确，凭着顺风向西行，下午1时—3时就到了金塘沥港附近，“南见烈港山金塘乡”，“西北上有吴农山”、“烈港山南有铁鼠山”，这些记载都符合史志中关于镇海口北面的方位。
成寻所记“泗州堂”，史籍中多有记载，但方位不明。《乾道四明图经》称：“古泗洲堂也”。用“古”字，说明其历史在宋朝时就非常悠久，具体在哪里？此志也仅仅说“在县西北海中”。在民国《岱山镇志》所绘地图中，有泗洲岗地名，在今老鹰山南端。还记有泗神殿名称。
泗洲岗地名，如今依旧沿用。在泗洲岗上，也存有一座泗神殿。两者方位和《岱山镇志》所记相同。笔者于2009年3月前往寻访。殿内相隔数步，分别供奉有佛像、财神和葛仙翁像，道佛一殿而供，参拜者习以为常。据守殿人及当地村民介绍，此殿已历经不知多少年，自古未有迁徙之闻。相传古时有一日本高僧来到岱山，后被当地人供奉，如今所供葛仙翁像，即是当年日本高僧化身。——此传不经考，但作为民间传说，姑记之。
本地学者在研究这座泗洲堂时，有认为就是现泗神殿附近的，有认为在老鹰山北侧的，有认为在今桥头、新道头一带的，也有认为在东沙角。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定位，因为如果把“袋山”定位于今岱山东北角的南峰山附近，那么约两个小时“以橹进船”后，老鹰山、桥头、东沙角一带的可能性都非常大。如果把“袋山”定位于后沙洋附近，那么最有可能的是桥头、东沙角一带。而根据现有史籍记载，东沙角迟至清展复后才得以繁荣，如此看来又把东沙角排除在外。但是，根据宋《乾道四明图经》记载，洋山海面早在宋时就已经有“舟人连七郡，船至百万艘”的浩大渔业场景了，而且岱山在宋时就能够和宁波州府所在地等其他四个地方并列为镇[xxi]，说明当时岱山本岛西北部沿海岙口，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在宋时“称盛”的历史机会。
成寻的这段日记还有几个令人不解的地方：首先，进入嵊泗海域后，根据日记描述，除了27、28日两天遭遇“南风大吹”在小均山南、北岙口避风外，其余日子气候状况都比较好。根据徐兢1123年出使高丽国回程所记，应当在一日之内可以到达宁波镇海。成寻自己也在黄石山停泊时记道：“从此岛得顺风，一日至明州。”但成寻的船并没有这样走，而是顺路驶向了岱山本岛。
其次，在“袋山”略住一宿后，成寻的船也并没有急于离开，而是再摇橹行进两个小时后，来到了“东茹山”，“东茹山”上有福州商人。成寻在日记开篇写道：船人都系福建一带人（一船头为南雄州人、二船头为福州人、三船头为泉州人），而且船上带的货物“密密相构”，计有“米五十斛、绢百疋、褂二重、沙金四小两、上纸百贴、铁百廷、水银百八十两等”。而从后面的日记来看，这艘船并没有得到在宁波停靠的允许，“令不得入明州”，而是直驶绍兴、杭州，船上所带货物，除了一些向官员、店主赠送的物品外，其余皆不知所踪，成寻仅在从明州至越州间记下“借河船，移积杂物，人人分两船既了”一句；再结合历史背景，当时（约1079年前）朝廷是禁止与日本、高丽等国进行贸易的，成寻入唐时为1072年，恰处于禁贸易时期，船上所带“密密如构”的货物，有没有在“东茹山”被卸下，由福州商人转运他处的可能呢？
第三，岱山早在宋时就已设镇。镇的设置始于南北朝时期。但在宋代以前，它一直以军事而非经济发展而设置。北宋后，镇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逐渐向农村经济中心地演变。在两浙地区，大体到北宋中期，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地的意义已基本确立。当时，宁波共有5镇，岱山镇赫然名列其中。这说明，当时盐业已旺的岱山，已经成为了宁波农村经济比较活跃的一个区域中心。
第四，公元1073年，舟山置县后，将巡检移往岱山，巡检职责除兼监盐场还，还有主管烟火公事、巡捉私茶盐香等，此后又将巡检的监盐职责专门分离出来“别置监盐”，巡检则“主管烟火公事、巡捉私茶香等”，可见当时地下贸易是非常活跃的。这个历史背景，恰与成寻之行相吻合。也为船主在岱山转运货物或进行地下批发贸易提供了可能。
无论如何，成寻所乘的这条船，以这样的航线来行进，一定是有目的的。结合历史上对当时岱山的零星记载，岱山在此时已有渔盐之利，很可能已成为“舟人连七郡”的渊薮并已有“镇”之原貌，那么，成为地下贸易中转站、或直接在当地进行小宗商品批发贸易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四、岱山“宋时称极盛”管窥
浙江的不少志书有这样的记载：“岱山宋时称盛”，民国汤浚所著《岱山镇志》更载“岱山宋时极盛，户只三千”。但是，盛或极盛至如何程度，却又都不见其踪。——这也成为一个令后人苦思而不得其解的谜。
倒是南宋重要哲学家黄震，在为岱山书院作记时，留下了颇具玩味的一句话：“岱山尤远，在鲸波浩渺间，去三韩几一杭而近”[xxii]，三韩，即古代朝鲜半岛，这说明在他的认识中，岱山和“三韩”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还写道，岱山人善读书，学而优则仕的“踵相接”。——偶尔出一两个人才，对于像黄震这样的大学问家而言，似乎用不着这么客气；接二连三不断地出现，才配得上“踵相接”。岱山之盛，可望此一斑。
宋宁宗皇帝近百字的《敕庆元府昌国县岱山镇英感庙神》中，提及岱山时说“岱山固非寻常岛屿也”，作为皇帝，在提及东海小岛的英感庙时，如果名不符实，也似乎客气得过了头。但是“不寻常”在哪里，还是找不到注脚。
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所谓的岱山“宋时称极盛”，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盐盛。岱山盐场设于宋端拱年间，另有高南亭盐场。岱山的产盐量比定海晓峰盐场的高，盐质属上乘，据《乾道四明图经》载，盐场还专设了监盐和押袋员；
二是文化盛。公元1273年即建有岱山书院，史载当时学而优则仕的人“踵相接”，当时人才辈出，文物灿耀一时；
三是渔业盛。民国岱山人汤浚在撰写《岱山镇志》时写道：“岱山渔业不知起于何时，无可考证，大约宋元时已有之，查大德昌国州志已有渔盐之名，知元时渔业已渐发达”。他将岱山渔业发达期，模糊地定位于元时，是值得商榷的。《宝庆四明志》明确记载：“石首鱼……三四月业海人每以潮汛竟往采之，曰洋山鱼。舟人连七郡，出洋取之者多至百万艘。”
石首鱼，即大黄鱼。可见早在公元1225年前后，大黄鱼的渔场已移至洋山（宋元时洋山属岱山）洋面，沿海七郡的渔民在汛期竞帆前往，岱山本岛、衢山和洋山一潮之隔，渔业链不可能不幅射至此。当然，“多至百万艘”，渔船是实有此数，还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不得而知了。
四是香火盛。即便是经过了明朝的300年海禁和清朝的两度海禁，岱山能保存至今、历史悠久的寺庙还是多得令人咋舌。下面是《岱山镇志》所载的寺庙（仅限今岱山境内）：
超果寺：建于五代时期后晋天福二年（937年）。
祖印院：旧名蓬莱院，初创于五代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南宋时迁至今定海，与普陀山接待院合而为一。
资福寺：在桥头岭下，五代时后晋天福八年（943年）癸卯建。
镇英庙：在枫树墩鲤鱼墩上，宋端拱二年（989年）建。
普明院：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建。今址无考。
东岳宫：在司基蜘蛛墩上，为岱山合境之主庙，乡民凡有大事，必至是宫开议……宋宣和间道者徐净超募建。宣和年间，即公元1119－1125年。
在《乾道四明志》中，还载有两座庙宇：
保安院，汉乾祐二年建。
华云寺，旧名香兰，周显德七年建。
两座庙宇都是五代十国时建，距今均已千年以上，可惜都已经找不到了。
另外还有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庙，记载在清末在衢山出土的《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序》上：墓东南三里有陈将军灵庙。史籍记载位于岱山的陈将军庙在衢山也另有庙，如果是碑记中的“陈将军庙”，那么此庙的年代当在公元838年之前。因为大唐程夫人墓是建于这一年。
综上，在今岱山境内，见诸于记载的建于公元1000年前后的寺庙多达9座。清光绪年间统计岱山盐板时，以岱山的19庙为计（民国汤浚撰《岱山镇志》时称“实有23庙”），可以想像宋时“户只三千”的岱山，香火已经盛到了什么程度。
五是海防盛。宋时，岱山不仅有盐官，更有海防制置，设有巡检（宋熙宁6年即公元1073年舟山置昌国县后移至岱山）、兵寨（驻兵100余名）。《乾道四明图经》载：然虏舟从海道北来抛大洋，至洋山、三孤、宜山、岱山、烈港、岑江直至定海县（今镇海），此海道一也，也系浙东路。
为了扼守海上要冲，防寇侵犯，朝廷还从镇海招宝山起经岱山直至嵊泗壁下，连设12铺海上烽燧，还“宜分上中下三屯，将台温明越四郡民船，屯泊于岱山岑东三姑山烈港四处”[xxiii]。
宋《乾道四明图经》在“岱山巡检”条目中这样记道：“仍兼监岱山盐场，主管烟火公事，巡捉私茶盐香等，后别置监盐巡检止守本职。”从这条记录中可以看出，公元1073年左右的岱山，地下贸易十分活跃，以至于要专门分离出监盐巡检，原巡检则专务于“主管烟火公事、巡捉私茶香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岱山早在宋时就已设镇。镇的设置始于南北朝时期。但在宋代以前，它一直以军事而非经济发展而设置。北宋后，镇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逐渐向农村经济中心地演变。在两浙地区，大体到北宋中期，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地的意义已基本确立。当时，宁波共有5镇，岱山镇赫然名列其中——宋时称盛的岱山，终于从这里可以约略窥见经济之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