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福传说看舟山与日本的文明对话
 
文/贝逸文
 
传说
徐福，字君房，古徐国偃王29世孙。[1]成年后，行医传道，随其父徐猛宦游齐国（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为“齐人”），交往甚广，颇得秦始皇赏识。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遣徐福率“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泛海求“蓬莱”。“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2]相传，“平原广泽”即日本，所求的三神山之一——“蓬莱”即岱山。因此舟山群岛关于徐福的传说、遗迹很多，并被推定是徐福东渡日本航经的地方。[3]
“蓬莱”在哪里?《义楚六贴》称:“日本国亦名倭国……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止此，谓蓬莱……”此外，日本号称“蓬莱”的地名还有二十几个,如“熊野蓬莱”、“严岛蓬莱”、“热田蓬莱”等。在中国沿海地区，也有不少称“蓬莱”的地名，如山东登州海角称“蓬莱头”、标志建筑称“蓬莱阁”，县名则称“蓬莱县”，烟台市的毓皇山也叫“小蓬莱”。福建渭洲湾内秀屿港附近的象山寺所在地，当地人也叫 “蓬莱山”。在浙江象山有丹城的“小蓬莱”，而最为著名的是古称“蓬莱”的我市岱山岛。
岱山以“蓬莱”相称历史弥远且有文物佐证。《义楚六贴》成书于公元955年，说徐福止于“蓬莱”即富士山，是五代后周泉州开元寺义楚和尚听日本友人宽辅[4]来中国时说的。因此，日本“蓬莱”作为一则传说，其相传也不过1000多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岱山县衢山岛曾出土“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砖碑，上刻有“……夫人广平程氏……以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窆于明州鄞县蓬莱乡朐山”。[5]其实，在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舟山初设翁山县治时，即名岱山为“蓬莱乡”。[6]据此，岱山以“蓬莱”相称要比日本早二个多世纪。
岱山以“蓬莱”相称不单铭刻在金石，而且载录于志书，并同徐福泛海求“蓬莱”粘结在一起。据地方志记载，唐宋以来，岱山历呼翁山县“蓬莱乡”、昌国县(州) “蓬莱乡”、定海县“蓬莱乡”、定海直隶厅“蓬莱乡”。南宋﹒乾道《四明志·昌国县》载:“蓬莱山在县东北四百五十里，四面大洋。耆老相传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仙灵药，尝至此。”民国《定海县志·人物志·方外》云:“徐市，当为始皇侍直，得请以童男女五百人入海求长生药，即岱山云。”
徐福泛海求“蓬莱”到过岱山岛，不仅传说于民间，而且表述在诗文。元朝文人吴莱，可以说是个徐福迷，他泛舟海岛，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后，写了《听客话蓬莱山紫覆洞》、《甬东山水古迹记》、《听客话熊野徐福庙等》诗文。其中《甬东山水古迹记》道: “土人云……尽昌国北界，有蓬莱山，众山四周峙立，旋绕小屿，屹如千丈楼台。”《岱山镇志·艺文》载清人刘梦兰游岱山后写的《蓬莱十景诗》，刘诗皆呼岱山为“蓬莱”。同志卷20《兴建超果寺记》云:“岱山居巨浸之中……古称蓬莱之乡，相传秦时徐福寄迹于此，乃浙东之岛名也。”同志卷3《志水》又云：“东沙角埠头，在山渚头……光绪二十四年……又建亭一座，乌程周庆云题‘海天一览’，钱塘黄福纶书之。又亭柱有一联曰‘停桡欲访徐方士，隔海相招梅之真’，亦为庆云所题。”据调查，该亭毁于1958年，据当地父老传言，亭中树有一碑，碑上刻徐福渡海求仙事迹。
不独岱山，舟山群岛的东霍山(即东福山)也与徐福求仙有关。乾道《四明志·昌国县》云:“东霍山在县东北海中，四面大洋。上有虎豹龙蛇，人迹罕至。耆老相传，古有仙者隐于此。山有石棋盘，四周皆修竹，风至则竹枝扫盘，绝无纤尘，若人使之然。”宋·宝庆《昌国县志·叙山》: “东霍山在海之东北，环以大洋，世传徐福至此。”元·大德《昌国州图志》沿袭宋志云: “(东霍山)在海东北，环大洋。世传徐福至此山。有石宛如一枰，修竹森立，风杖扫排，常无纤尘。”吴莱道: “东南望东霍山，山多大树，徐市盖驻舟于此。”
“蓬莱、方丈、瀛洲”合称三仙山。唐代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的诗句。按孙绰《天台赋》云：“登陆则四明、天台，入海则方丈、蓬莱”，文中与四明、天台、天姥相对的“瀛洲”，当指舟山。元代赵孟頫更书作“瀛洲界”题刻在普陀山上。清·康熙《定海县志》载: “始皇留勾（句）章三十日，今鄮县大雷、慈溪达蓬，俱传始皇遗迹，则定海为始皇所经巡，徐福所栖止，非傅会之说矣。”宽泛地说，舟山许多岛屿命名如“向蓬山”、“徐公岛”等等，都带有明显的徐福活动倾向，以致于后来的安期生、梅福、葛洪等方士循迹来访，采药炼丹，斑斑可考。看来舟山群岛空灵神异一直是被当作海上仙山看待的。
 
海上交融
舟山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徐福传说和遗迹，其背后必然隐含着真实的历史。目前，关于徐福东渡启航地，学界有五种说法：①山东黄河营古港；[7]②山东琅琊港；[8]③青岛市辖地琅琊港；[9]④连云港的赣榆县；[10]⑤宁波的慈溪市。[11]这些地方是否真正是徐福船队始发港虽然颇可怀疑，但它们实在的遗迹存留和有关的地方文献记录以及年代久远的民间口碑传说，可以证明当时当地确有古人集团频频活跃于东部海上。这恰恰与“徐人入海”, “吴人入海”史说相印证。
1．徐人入海
舟山流传有与徐福关系殊密的徐偃王筑城的故事，当与徐人入海有关。徐偃王是西周徐国国君，建都泗水。徐国（西周、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之一，鲁南、苏北、皖北是徐姓、徐国发祥地）出自东夷少昊族，与秦、赵等同为赢姓，徐为其氏。[12]徐国衰败灭亡后，王室、公族子弟逃避到舟山群岛，是完全可能的。徐时栋说：“定海翁山是偃王所居地，遗城在焉，有庙。”[13]“翁山”即今舟山新城所在地。《十道四蕃志》说，偃王“仁义”，得三十六国诸侯来朝。周穆王（公元前976-922年）诛之。偃王败走彭城(今江苏徐州)，到“越城之隅”，吸取亡国教训，整治军备，操练战阵，防备周朝的进攻。据地方志[14]记载，今舟山新城的“金鸡山”，原名“金旗山”，当年，徐偃王就是在这个山头上，竖立金旗，号令四方；附近有座“鼓吹峰”，系鸣金击鼓之处；今天的“陈岙”，原名“阵岙”，是“布阵列战处”。而“比战场”、“磨刀桥”等地名也都因当时的军事功能而留名。金鸡山与陈岙之间的“城隍头山”，又名“城湾”，就是徐偃王筑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建造了徐偃王庙来纪念他。上文述及的吴莱也曾泛舟到翁山寻觅徐偃王古迹，作《过滃浦问徐偃王旧城八首》。难怪郭沫若先生推测说:“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者，亦未可知也。”[15]蒙文通先生也提出了“岂徐戎固与越人同其族类”、“吴、越之版图亦徐国之旧壤”的疑问[16]。1982年，在金鸡村徐家墩发现了东周遗址，在城隍头村毛家鸟墩发现了战国遗址，可能是偃王后裔的聚居之所。舟山有许多徐偃王、徐福的传说、遗迹、遗址，舟山古文化中包含有徐文化的因素，正是徐人大量入海的新论据。
2. 吴人入海
《左传·哀公二十二年》记载：“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甬东”在哪里？晋杜预注：“甬东，越地，会稽（今绍兴一带）句章（今宁波）县东海中洲也。”故地即今舟山岛。[17]《史记》和《国语》都有相同的说法。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越王勾践打算将夫差流放到舟山。勾践“使入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一说：“吾请达王甬句东，吾与君为二君乎？”[18]）。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19]史籍虽说夫差没来舟山，但是，舟山民间传说夫差来过了，就住在今新城的“吴家山”下。新城的历史地名是“吴榭”，“吴榭”是“吴王宫榭”的意思，即吴王的行宫，或吴王的庙堂。吴王无论到过舟山与否，越王总是把舟山和“百家”封给他了。“甬东”这个地名缘此一直保存了下来。“甬东”同“甬句东”[20]，可以说是舟山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史可稽的地名。元﹒大德《昌国州图志》有“甬东村”的记载，并把宋代在这里造的一座桥，叫作“甬东桥”，即谚语“十里甬东桥，廿里章家庙”所指的那座桥。清代定海本岛划治为十七庄，定海城关镇和洋岙合称“甬东庄”。至今，境内还保留着“甬东村”、“吴榭”、“吴家山”等地名，恐与吴王流放舟山史说或吴王后裔流寓舟山传说有关。吴人流寓舟山，无疑促进了吴越文化在海上的快速融合。
 
东行日本
徐福传说还反映出徐文化、吴文化在外越舟山交融互化后，发展为一支强大的航海力量，继续东行，到达日本的历史真实。
越人一向擅长航海,《越绝书》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早在史前，他们已经将稻作文化传布到了日本九州一带。[21]我们曾就有段石锛的分布情况，比较得出，古越文化对日本列岛的第一次大规模传播是因卷转虫海侵引起的越族的地理大迁移，而作为“外越”的舟山群岛在这次传播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2]舟山“龙蛇信仰”、“鸟灵信仰”等古老风俗对日本有深刻影响，[23]便是例证之一。
“吴越争霸”至秦汉时期又是舟山岛民大规模迁移日本列岛的一个时期，迁移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逃避期间连续长达四、五百年的战乱。早在春秋时代，东南的吴、越与北方的齐国号称海上三强，建立了最早的海军，这就是春秋史上的“舟师”，用以进行海上攻伐；越王勾践曾用“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从会稽出海航行到琅琊；吴国能造“大翼船”，每艘可载官兵水手90多人。作为“外越”的舟山人擅长航海，善于水斗，因而发展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他们利用其海上优势，配合越国经常骚扰吴国。[24]伴随着徐人入海，吴人入海，徐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在舟山海上迅速交融互化，遂生成一支新兴的航海力量，滔海远航东行日本。徐福传说就是一个最好的补证。这正如日本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内藤大典所指出的:“徐福传到日本的文化不仅是中原文化，而且包含着以吴、越为中心的江南文化的广泛大陆文化。这似乎是从出土物品中能够推论。”[25]不独有偶，“吴人与日本存在较为密切的交往,这从日本出土带有吴式要素的大量古镜及吴王后裔流寓日本的传说就可以证明。”[26]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作为外越的舟山与徐文化、吴文化交融互化后东传日本的实物印记。以致于江户后期的儒学家赖山阳曾经在日本佐贺县眺望西海（日中相连的最近点舟山等地）时，不无感慨地吟诗道：“是云、是山、是吴还是越……”[27]
公元2世纪，中国“有了可载700人或260吨货物的大船。”[28]其实，商周时期舟山的造船业已经相当发达。普陀六横、定海白泉曾出土商、周青铜斧、青铜jue（金+矍），说明其时的造船工艺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夏鼐先生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29]进而说明，有船史初期舟山跨海航行到达日本九州一带是可能的。
在我国的古书中，很早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后汉书》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屿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建武中元二年（公元26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东汉光武帝刘秀赐使者以金印。至于日本与浙东舟山的关系,同书载道: “其地(指日本)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30]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以会稽为中心的越国就有了冶铸业。越国的青铜剑锋利无比,代表了当时铜冶业的最高水平。春秋以后,会稽逐渐成为浙江地区铜冶业的中心。我们曾就日本九州文化圈的青铜利器和“三角缘神兽镜”的传播分布情况，比较了白泉出土的青铜剑和衢山等地出土的神兽镜，推论“迟至汉魏，我国东部已出现了一条由会稽经舟山群岛至日本的海外交通线”。[31]
此后，舟山与日本交往从未间断，通航更加密切，贸易更加繁荣。由此开通了舟山同日本列岛的文明对话。西晋陈寿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入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至，但得夷洲人还。”[32]南朝范晔也记述: “会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至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33]
“夷洲即今天的台湾岛”。[34]“亶洲”又作“澶洲”。济州古称“耽罗”、“儋罗”,“耽”、“儋”、“亶”音近。“济”本作“濟”,与“澶”形相似。“亶洲”应为当时吴人对济州岛的称呼。[35]另有“亶洲”“是今日本列岛”的说法。[36]因此，宽泛一点说，“亶洲”当指济州岛以及周边的日本列岛。
济州岛位于韩半岛南方100公里，其东南海岸中部的西归浦是古代舟山通航日本西南诸岛、九州博多湾和韩半岛的必经之地。传说“徐福船队曾经停留过……现在济州岛上的高、良、夫三姓都自称他们是徐福的子孙……海岸的绝壁上刻有‘徐市过此’四个大字。”[37]方回(1227-1307) “阅《东征集》乃知，辛己六月（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君从军发四明（今宁波），自神前山（今嵊泗县嵊山）放洋，三日而至耽罗，又三日而至日本海口，泊竹屿……”[38]有学者说“从舟山列岛经过济州岛到朝鲜西南多岛海的路线，其实是捕鱼为业的老百姓自古往来的海上之路。”[39]至今，舟山渔民仍驾赴济州岛附近从事张网渔业。可见，从舟山→耽罗（济州岛）→日本的古代航线是客观存在的。
明确了“亶洲”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的适航路线，由此可以从上引文献分析得出结论，所谓的“至会稽货布”和“至会稽市”表述了两层意思：一是日本列岛上的生意人很自然地来舟山等越地做买卖。二是舟山等地渔船或沿海商船因风浪或顺洋流漂到日本列岛, 存在着民间贸易活动的可能。而能将“亶洲”的消息传回东吴,则表明民间船只顺着中、韩、日古老航线，跨越东海成功往返也是存在的。而且,“就当时吴国的造船、航海等技术而言,完成这样的中小型船只远洋航行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40]要言之，以舟山为主导的浙东人和日本人（亦恐包含有前此移民日本的舟山人及其后裔）双方互动，时在纪元之初，开展了以浙江的丝绸和铜镜为主的航海贸易活动。渊源有自，信史可采。
杭嘉湖与宁绍平原土地肥沃,交通方便,东吴的蚕桑丝绸业首先在这里兴起。杭嘉湖平原“乡贡八蚕之绵”,宁绍平原所产的丝质量上乘。吴织、吴布在三国时期是东亚闻名的。舟山人等漂洋过海, 将大量的丝织品远销日本。日本人从会稽等地带回精美的丝织品,在日本经裁缝制成衣裳,于是日本就出现了吴服。现在在日本,有些服装店的店名就叫做“吴服店”。[41]日本学者佐藤真认为日本丝织业的始祖就是浙江，有吴国织工到倭的传说。[42]日本后来又专门派人到浙江聘请吴织、汉织、兄媛、弟媛四名丝织技术过硬的女工,到日本传授丝织技术。浙江的丝绸生产技术东传日本,促进了日本丝织业的发展。
会稽以铸造铜镜而名闻遐迩。东吴时,会稽的“铜镜铸造业和青瓷烧造业最具特色,并处当时全国领先地位”[43]。当时铸造的铜镜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工艺精湛,画像镜、神兽镜和车马镜是其代表。画像镜纹饰美观,其花纹题材多是历史人物,具有鲜明的浙江本地特征。神兽镜的纹饰多为神话人物和动物,如玉皇大帝、东王公、西王母、飞龙、猛虎之类。车马镜大多描绘的是骏马拉车奔驰的情景。舟山人等不但用船运载会稽的铜镜到日本,而且还有不少会稽工匠东渡赴日。这些工匠把会稽的铜镜制造技术传到日本,影响了日本铜镜的制作风格。他们融合神兽镜和画像镜的特点,在日本铸造出了三角缘神兽镜,该镜的主要特色还是神兽镜。[44]近年来在日本发现了很多会稽的神兽镜、车马镜和画像镜,这些镜子的纹饰、形制均和会稽铜镜相同,而且上面还有纪年铭文,如“黄初四年”、“赤乌元年”、“赤乌七年”等。有的镜子上面的铭文直接写着会稽制造,如“会稽师鲍作明镜”、“会稽山阴作师鲍唐”等,足见会稽铜镜在日本之畅销和受欢迎的程度。
 
余论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舟山群岛的徐福传说并非一定是徐福求仙的本身，但它折射出徐人入海、吴人入海以及越文化与徐文化、吴文化在海上交融互化后，舟山人纵横江浙，东行日本的历史的真实。
隐含在徐福传说中的舟山人，虽不能完全地、明确地界定其人文精神，但本真具有“性格刚烈、自强不息、勇于进取、不屈不挠”等则是无疑的。客观上说，舟山浸淫大海，习于舟船。航海民族不象内陆民族那样固本守成，担沉负重，而易于灵活、变通，趋向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吸收新要素。海上生活具有周期短、频率快的特点，有时仅仅只需几小时就能获得商业、渔业或战争胜利的幸运，有时顷刻间则舟毁人亡，化为乌有。这就使得他们敢闯，敢冒，敢于冲破内心的羁绊，很快地适应“此去一行”，究竟是福？是祸？是风平浪静？还是天有不测？依然故我，坦然自若。在海上，他们可以自由地不受人为限制地四处飘泊，施展抱负；他们都会依凭自己的胆识、智慧、经验和技术充分发挥本我的个性和人的欲望、意志和创造力。因此，海上生活常能刺激独立不羁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意识到“独立”、“自由”的价值。他们更注重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而人与人的拘束，人与社会的纠葛，在大海永恒的汹涌澎湃面前，显得渺小、短暂、微不足道。
同时，航海通商和跨海移民，也较易养成学术上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战国末期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上百花齐放的宽松、自由状态，恰好为在越文化与徐文化、吴文化交融互化后形成的以“空灵”、“功利”为特质的海洋文化薰陶下成长起来的舟山人跨海远航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就是这一势如东海、气贯长虹，具有强大辐射力和穿透力的海洋文化，在公元前后百年间，唤醒了东邻日本，开创了东亚地中海上的文明对话，构筑了中国古代开发海外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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