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山书院是四明地区南宋20所书院之一，是元代7所书院之一，直到明代洪武海禁被废弃，在僻居东海的岱山历宋元明三代而不辍，实为难能可贵，也历700余年仍为岱山学子及关心岱山的人士所挂怀。考其始终，明其传承，定其位置，有益于促进岱山及舟山的宋元文化溯源，为蓬莱海乡增光添彩。

　　一、岱山书院的存续时间

　　记录岱山书院最早的宁波、舟山志书是《大德昌国州图志》，“书院在岱山，因以为名。往宋咸淳癸酉，里人魏榘等请于郡，以岱山废酒坊空官地建立，未就绪而归附焉，恒产皆无。迄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本处盐场官徐应举、朱许芳买民居二间，迁于市以存其名。江浙省未知其详，例以为阙。”“学官一员山长，屋三间一厦，田无”。其后《延祐四明志》记“岱山书院在昌国州岱山，宋咸淳癸酉魏榘请建废酒坊基以建，至元三十一年（1294）盐场徐应举致民居以迁于市”。《至正四明续志》记录更详，“书院在昌国州蓬莱乡之海中岱山，因山而名，创于宋咸淳间，里人魏榘建而未完，至元三十年本处盐场官徐应举、朱许芳买民居三间，迁于市，设山长。实未有所瞻也。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州判官许广大兴建，设颜子像以配享，仍给富九都沙涨涂田以供祀事，许广大为记。瞻学田土：元请到废酒坊基一所，见行种植，添助二丁，朔望支用。本州富九都沙涨河涂田大小十四所，即本州发下僧正因退佃业，未得经理。屋宇：门楼三间、礼殿三间、讲堂三间（于至正二年四月内飓风所圮）”。

　　对于书院的兴办时间，《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均误。据《至正四明续志》所载南宋昌国知县赵与氵禾《岱山书院记》，魏榘（字方直）“自咸淳辛未春，邑人魏方直等联词请于县，县为转闻于府，制使蒙翁刘先生如所请，给旧酒坊基，且拨僦直偿寨，助以缗若干，县亦有所捐以相之，邑寓王一桂、赵若諘请许君定职教导，癸酉冬阁学尚书本翁陈先生开阃之初落成焉”，很明显咸淳辛未（七年、1271）是申请开办的年份，咸淳癸酉（九年、1273）是落成年份。

　　书院的延续时间，《至正四明续志》只记到顺帝至元二年（1336）。元末明初的郑真曾编有《四明文献集》，其中有他的祖父郑芳叔写的《修岱山书院疏》，“岱山僻在海岛，书院设自省冢，粤若一炬于干戈，仅两四楹于荆棘，论出纳则田无块土，问过从则士不数人，鲸浪澎渹，鸮林荒落”，描写的应当是宋元易代后的窘况，至正三十一年徐应举等人的迁建之举很可能因此而发。另外，元末明初的陶安曾有《送黄文敬长岱山》《送黄文敬长岱山序》，根据文中内容，黄文敬于元顺帝至正八年到岱山书院掌教，说明此时仍存。清末民初的岱山名贤汤濬曾经注意到郑真有《送岱山书院陆山长》诗，“盛时文治似唐尧，庠序煌煌碧海遥。藩省故人多荐列，瀛洲仙子共招邀。沙田如草秋无雨，咸地浮花夜上潮。讲道从容云榻静，闲将风物寄清谣”，明洪武间改元代的“行省”为“藩司”，诗中的“藩省”二字，应是明初对省级政权的称呼，这就把岱山书院的历史延续了明代洪武年间的海禁时期。至于清末的浙江学政徐树铭在《蓬山书院记》中提到的“圮于元，修于明，明末又圮”不知所据何来。

　　二、岱山书院的经营人员

　　岱山至宋末已经户口五千，因为求学不便当地士子方才动议要建岱山书院，当然也与当时的舟山整体学术氛围有关。南宋时，舟山文人迭出，昌国县的余涤、孙枝、应傃、应 、徐愿，以及余涤之孙兵部尚书余天锡、余天任，都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光绪《定海厅志》称“徐司农愿，从袁燮学，为高弟子。介与魏榘亦为袁、杨之学者”，魏榘作为南宋四明心学泰斗杨简的弟子，自然有足够的倡议分量。

　　赵与氵禾《岱山书院记》中，附和魏榘举办岱山书院的有王一桂、赵若諘，并请了岱山著名学者许孚的后裔许定担任山长，魏榘同时请当时享誉全国的“东发先生”黄震作记。王一桂为景定九年进士，赵若諘为咸淳元年进士，黄震为朱熹四传弟子。作为支持岱山书院举办的庆元府知府兼沿海制置使刘黻，号蒙川，《宋史》有传，即赵与氵禾所说的“制使蒙翁刘先生”。至于“阁学尚书本翁陈先生开阃之初落成焉，二先生朝家之柱石，吾道之津梁，正学之标准，宜是役之克始克究”提到的“阁学尚书本翁陈先生”，则一直以为是号“本堂”的陈着，甚至在传抄过程中以为是乡里的“陈本翁”。查《延祐四明志·卷二·职官》，刘黻的继任为宝谟阁直学士、中奉大夫陈存。陈存，字体仁，号本斋，由兵部尚书出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事见清雍正《浙江通志》和同治《湖州府志》，文天祥于咸淳九年有《谢陈侍郎存》文，即是为感谢时任吏部侍郎的陈存举荐之恩。实际从赵与氵禾的文意看是很清楚的，就是刘黻的后任也对岱山书院的落成予以了关心，这方才有了“二先生朝家之柱石”等语。

　　元人入主中原后对文教还是重视的，中统二年（1261）六月，就下令保护一切文化教育设施，规定“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勿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罚”。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延祐四年（1317）闰四月又有“命有司勉励学校诏：学校为治之本，风化之源，仰各道肃政廉访司官、管民提调正官，常加勉励，务要作成人才，以备擢用”。案《元史》所载元制，“师儒之官命于朝廷为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举人下第，南人、汉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五十）以下与学正、山长”，郑芳叔上《修岱山书院疏》，可能是担任郡学训导时到岱山实地察看过，也可能曾任岱山书院山长，而黄文敬任山长也应是受命于行省。

　　《至正四明续志》中提到为岱山书院增设学田的许广大，《康熙定海县志》有传。许广大是天台人，字具瞻，登元统元年（1333）进士，授昌国州判官，“兴学校，作岱山书院，毁淫祠以取材，赋圭田以饩士，一时向风慕学者众”，可惜许广大为岱山书院重兴所作的记文已经散佚。元末浙东方国珍受元朝廷招安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时任慈溪县令陈麟因对抗方国珍而被软禁到岱山，在岱山期间陈麟自任岱山书院山长，以书院为舞台风化乡民，还留下了一段“陈公台”的佳话。陈麟，字文昭，为杨简的再传弟子宝峰先生赵偕的学生，甚至被同学罗贯中写入《水浒传》中“客串”了一把“东平府知府”。

　　三、岱山书院的主要作用

　　至元三十一年（1294）迁至街市之前，岱山书院的规模应以郑芳叔《修岱山书院疏》为据，在宋元易代之际毁于火，只剩下“两四楹于荆棘”，估计原来也就是三间。至于盐场官徐应举、朱许芳所买民居，有“二间”“三间”之说，应以记录最详的《至正四明续志》为依据，该志记“买民居三间”。到至元二年（1336），州判官许广大再次兴建后，不仅将原来的酒坊基让人耕种以得到每年两个人工，还在富都乡九都（现定海马岙街道）安排了涂田，通过拆除各类民间“非正规”庙宇增建了门楼和礼殿各三间。

　　许广大兴建时增设有儒教的“复圣”颜回像，根据《送黄文敬长岱山》“半石琢成司寇像，空庠留得侍郎祠”，书院应当是供有石刻的《孔子为鲁司寇像》，“侍郎祠”则很可能供奉的是黄震。作为宋代著名的“四先生”之代表，黄震为岱山书院作记，最后官职是侍郎官，在清末新建蓬山书院时徐树铭还要求“志先生之志，言先生之言，近先生之居，谋所以仰止先生者”，在元末将黄震作为偶像进行崇拜是可能的。清末在岱山司基的黄郎墩仍有一华表柱，《岱山镇志》“土人相传云黄侍郎墓前石柱，今犹存，惟墓无考，黄侍郎亦不知为何许人”，很可能为元代时书院为黄震所作的衣冠冢。

　　现在学校的“校训”“校风”“学风”等，都是一所学校的办学宗旨、特色的集中反映，这些在古代的书院也是存在的。赵与氵禾《岱山书院记》中特别强调了“尊吾德行，裕吾诗书，茂吾艺文”，这就相当于是“学风”了。赵与氵禾还提出了岱山书院的命名原委是“以岱山名书院，不亦有光于斯道，有迪于后人”，这否定了只是以岱山地名命名的说法，他还提出了“德行海岱、学问海岱、声誉海岱、节义海岱”的“校训”。

　　至陈麟主持岱山书院时，他继续实践其师赵偕为其任慈溪县令所作的《治县权宜》。赵偕建议“宜每日平明到县，治事毕抽暇时往学宫，会集贤士，从容讲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恶，及将诸簿所书讨论是否，从公议定，庶几学校有资于政事。政事实出于学校，不致虚文”，赵偕的主张赋予了书院地方治理的公共场所功能，把一地的政事得失、人物善恶放到书院公议，并佐以“彰善簿”等记录册，这就很好地发挥了书院的教化功能。至于《秘监陈文昭先生麟》传中提到的“沿海诸山酋长劫掠，独相戒曰：勿登此山，恐惊陈公”，则很可能是陈麟基于岱山书院的重兴，团结了岱山乡民自保，而对登山劫掠的盗寇形成了武力威慑，而绝非是感化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宋元的书院已经成为一个功能完善的类政治组织。

　　四、岱山书院的酒坊位置

　　宋代书院选址都讲求独立性，与当地政治中心保持距离，远离喧嚣的市井，选择环境幽静的山林。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为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这主要是受到佛家禅林和中国传统风水学影响。风水学试图整体考虑山川、水文、气候、方向、道路等各种环境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最重视“藏风聚气”的地理环境和座北面南的建筑格局。如白鹿书院与嵩阳书院有着相似的结构，背靠大山，面朝小溪，依山傍水，冬暖夏凉，充分地体现了古人在书院选址上的用心。

　　岱山书院最初办学基址是原岱山寨所属的岱山坊旧基，当时选址其地可能一是因为刚好是空着的，但更可能的是地理环境比较好，否则郡守不会还出钱赔偿驻军。宋代的岱山坊是所“人户买扑酒坊”，酒户从官府租来酒坊组织生产，酿成的酒由官府包销。这个酒坊直接卖酒，也要自行造酒，必然要有能节省时间和里程的交通条件，还需有上好的水源。有人说现在的酒坊岙可能是清乾隆时才开办的酒坊，而非宋代酒坊，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个地方是适合作酒坊生产场所的。据2021年岱山县第二季度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抽检报告，酒坊岙北的枫树水库在8个抽检对象中唯一达到“Ⅲ级”水质，其上游的长坑水库水质虽未见报告，想来会达到更高水平。

　　综合分析东岱山岛的形势，其主要的山脉有郞吟山、凤凰山和磨心山。岛南的磨心山、东北郞吟山在古代直面大海，无法“藏风聚气”，而且离当时以纵贯东西岱山岛的岱山长浦较远，交通不便，与岱山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司基”过远，不宜作为办学场所。凤凰山居岛正中，在凤凰山之南位置最好，是岛上陆路交通中心，又离岱山长浦不远，与“司基”也只隔一岭，且南北风均难直到，还有长坑等处来水。现“上酒坊”的“凤凰方家”位置最为适宜，背靠凤凰山，谷地南有小河成曲线流过，南面正对“西山”低丘，再南则为高耸的磨心山主峰，正符合风水学上的各项要素。

　　《宝庆四明志》中的“昌国县境图”中，岱山岛自东而西依次为高亭场、超果院、陈王庙、岱山坊、岱山寨、普明院、知监厅、道院、监盐厅、岱山场，其中高亭场、超果院、岱山坊、岱山寨位置平行，略居岛中部。如将书院定位在现“上酒坊”的“凤凰方家”位置，则岱山寨所在的“司基”在书院之北的一山一隔，超果寺在南也隔一小山，陈王庙（现镇英庙）在书院西侧的枫树墩，也是相符的。清末的镇海人任宗燮在《岱山览胜记》中说“司基是岱适中之地，旧有司衙一座，虎山踞其北，……其南为枫树墩，偏东为凤凰山、长坑，层峦叠嶂，身历其间，如入盘谷境中。土可稼，泉可茗，斯为乐土，独其间古有酒坊、书院，则遗址荡然矣”，这说明清末的人也基本认为书院的酒坊遗址就在这一带。

　　五、岱山书院的蓬山传承

　　古代岱山虽然历经起遣，但其道路的变化是不会太大的。参考解放初美国陆军所测绘地图，东岱山的交通网络陆路集中于枫树墩，而海陆交汇则在龙山北侧的渡口，《岱山镇志》载“南浦候潮亭：俗称老凉亭，在南浦大塘之中，旧名航船浦。……去亭百余步，有埠头一，从前航船必令至超级停泊，故此处这南浦老航埠，今废已久”。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徐应举等将书院搬迁到岱山当时的市镇所在地，估计动因是酒坊旧基已经荒芜，离渡口和村落太远不方便照应，总的来说大陆的书院选址方案在岱山是不适应。市镇所在地可能在枫树墩、司基一带，一是从老航埠至司基一路，一是老航埠至枫树墩一路，前者可能性为大。

　　搬迁后坐北朝南可能不行了，但左青龙、右白虎还是要讲究的，靠山临水也是要的。用这些因素再去观察当地的形势，最佳点位可能就在现“笔架山”了，“笔架山”朝西方向有“龙山”和“虎山”分列左右，不远处又有司基的岱山寨。陶安的《送黄文敬长岱山序》“渺然波涛之黒熏，蔚然林薄之翳，精舍数椽”，“彷徉凭览，挹暾光于未晨，睇神州于无际，且有珍鱻美错之饶，鹾商货舶之富，可泛视为海之穷裔哉”，分明就是在描写书院环境。从陶安的诗意分析，书院靠海并与盐运码头和鱼货交易之处不远，同时又在山中；从书院凭览可看神州，说明是自东往西看，这样的环境应当与前面分析的“笔架山”下是相符了。

　　岱山书院在“笔架山”下坚持到了明代洪武初年，然后又因为汤和向朱元璋建议起遣舟山居民而终于废弃，一直到清同治元年（1862），有严州贡生洪自含因避太平天国之乱来岱山，才动员建起了“劝善仙馆”，再由本乡文人更名为“蓬山书院”。蓬山书院选址在岱东朝北岙一房山下，原因可能是主事的均为此地附近人。从《岱山镇志》的传记看，泥峙岙人邬兆权被公推为山长，念亩岙人方炳泰主要是“经营规划”，朝北岙人王敬所“至蓬山书院，尤始终其事”“创造蓬山书院时，所有劝捐、监工等事，敬所之力为多”，一房山下的地皮很可能就是王敬所家族捐献的。朝北岙一房山处于凤凰山和笔架山之北，这次的朝向又发生了变化，改成了坐南朝北。孙振麟《岱山游记》称“岛中名胜离东沙角较近者，推蓬山书院为第一。……经石桥镇，过宫门村，循一房山厓岸坡坨约五里许，见林麓间红墙隐约，即蓬山书院也。……俯视书院，即在山麓，左右小山环抱之”，足见倡议者和经营者的用心。

　　蓬山书院兴起后，岱山的文教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文塾、于氏义学、任氏义田、葌新国民学校、瀹智国民学校等相继出现，岱山的人才蔚为壮观。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任蓬山书院山长汤濬，宣统己酉科拔贡第一名，获钦赐“文魁”匾额，之后参与了民国《定海县志》的编写，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岱山镇志》，为岱山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嗣后又有原舟山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王家恒同志，不仅在长期的隐蔽斗争中一直关心蓬山书院，还在新世纪亲题“蓬山书院”匾额，并专门作《修复蓬山书院呼吁书》，“作为蓬山学子、岱山人，理应及早发起修复……，现自顾已临暮年，时不我待，特紧急呼吁至好襄助……修复书院，以了心愿”。王老专员的呼声也是20多万市内外岱山人的心声，本文也谨愿能略有助于岱山人民的圆梦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