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山人文历史悠久，约5000年前已有先民涉海到此定居。相传徐福寻仙药上过衢山，汉代大将卫青也到过衢山，于此落下了印附。隋朝，陈棱将军征讨台湾的船队，像当年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那样，从渔耕碗龙门口，驶进了长长的港湾泊船避风。而东渡的鉴真，遭遇风浪，在衢山岛获救后被护送返回。

　　到了唐宋时期，更是民居盛起，帆影飘逸，此地成了南北中转的重要港湾。在此我们只是来品味一下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和后周显德七年（960年）衢山岛兴建的两所古寺被宋廷赐额的文化意味

　　“祖印寺”赐额的文化解读

　　一、赐额“祖印”的诗韵气

　　这座寺院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在衢山岛斗南陀岙眉峰山麓兴建。此时的岛斗南陀岙一带，人居尚稀少，但山林清幽。临海近岸，有一个小小山坡，山坡又连着百十米高的山丘，下面形成一个盆地。在这青绿的山丘之麓，寺院依山而建，坐北朝南，西面由山坡挡住海风，实是一个好境地。天福五年秋冬的一天，晨钟暮鼓有节律地在山冈间回荡。当时衢山称蓬莱岛，寺院因此取名为蓬莱院。

　　从很多历史迹象推断：晚唐五代时期，政局不稳，战火不断，可能有苏州等地的大量移民先后进入衢山。于是生齿日繁并从培荫一带向岛斗发展。此后移民更是逐步增多。同时，这蓬莱之境，海上桃源，有了这新建的寺院，岛上人纷纷前来膜拜，大陆上香客也络绎不绝前来求仙礼佛，寺院香火就旺盛起来。人说“深山藏古寺”，而这里则是岛山隐古寺。僧人大多安居静修，也有云游的僧人，带来外地消息，也把蓬莱院的信息，传播他乡。

　　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御赐“祖印”的匾额挂上了蓬莱院的门楼。从此蓬莱院称为“祖印寺”了。“祖印”这词有点深奥，有浓厚的佛学意境，是让人深思，也让人崇敬的字眼。“祖”为祖师，印即“法印”。所谓法印是用来印证某种道理是否符合佛法的方法。而法可分为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于此来看，内涵就丰富无穷，给人启迪与警醒。“祖印”一词。很多辞书引用出处时，往往用宋朝黄庭坚的“山形与祖印，岑绝两相当”这两句诗，这是黄庭坚诗作《次韵知命入青原山》尾联，意为青原山山势高峻和佛祖真传的高妙，如两峰对峙，完全相当。把青原山的奇峻与佛寺的精湛作了巧妙赞美。但其实“祖印”的赐额早于黄庭坚诗作20多年。黄庭坚之前或之后，诗文写到“祖印”的，大有人在，却取黄庭坚诗句为出处，大概是因为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名声较大罢了。

　　五代十国初期赵国的君主王镕（873～921），他的《哭赵州和尚二首》的第二首首联就是：“佛日西倾祖印隳，珠沈丹沼月沈辉。”表述作者在赵州和尚去世时沉痛无边的心绪。这里的“祖印”似乎指佛寺，又似乎指佛祖真理，有多意品感，就有了诗的韵致。

　　宋元间有个叫方回的，曾是宋理宗景定三年的进士，他有首《赠痴庵柴头陀》，似乎写的是曾为梁朝王室重臣、梁朝衰亡之后出家的名僧释亡名，有诗句为“昭文大学湛然翁，半夜室中传祖印”，这个行脚和尚是精通《昭明文选》，谙熟《大学》的山翁，如今却半夜在室中传习佛经，悟解佛理。

　　宋时有本《五灯会元》，是佛教禅宗史书，卷十一中“叶县归省禅师”一节，有这样的文字“僧曰：‘祖祖相传传祖印，师今得法嗣何人？’师曰：‘寰中天子，塞外将军。’”一个和尚问大师，传习了佛教真谛，是承接哪一位的？大师的回答出人意外，说，像天子那样至高无上，像塞外将军那样独自理事。隐喻“自心是佛，以我为主”，“祖印”的传习思路，似乎跟诗作意象营造有了同构的感觉。

　　二、祖印寺赐额的时代意蕴

　　宋廷赐额祖印寺，这与宋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朝看似长期处于积弱的国家命运,但封建社会在当时还具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宋朝统治者采用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 在社会道德上，提倡忠孝，在思想上，推崇以儒为主、儒释道并重的策略。后周世宗曾“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宋太祖乾德五年（967）七月，诏令“勿复毁，仍令所在存奉”，保存了佛像。宋太宗时，经济初步繁荣，对外用兵大大减少，巩固皇权成为时代主题，因此更加重视佛教的政治作用，他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名山大川，灵迹胜境，任祠仙宇，经之营之，致恭之诚广也”。宋真宗是北宋以崇道闻名的皇帝，但并未冷落佛教，认为“习俗已久，不可遽绝，又佛教是本于修心，如若能悟理，为益滋大”，因此把佛教作为治国方略而加以保存。后来的皇帝基本上坚持了这一政策。在这样的政治和人文环境下，佛教文化得以快速发展。但宋代帝王在尊崇佛道教的同时，也限制佛道教的过度发展，因此对寺庙、宫观的创建也实行了严格的管理，避免大量建造，寺院和宫观只有得到赐额才能合法存在，如若没有赐额，有可能被拆毁。这就是赐额的背景和意蕴。

　　仁、英、神、哲宗朝坚持了对佛教的基本政策，但加强了限制。当然大规模的改赐额行动，主要发生在英宗和神宗朝。据《宋元方志》记载，治平元年开始赐额。在治平二年，杭州寺院改赐额者241所，明州98所，湖州86所……总体而言，治平年间（三四年时间）改额寺院占当地寺院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祖印寺是治平二年改赐额的，当时舟山隶属明州，所以应该在98所内，推测当时舟山改赐额的在10至20所之间。衢山还有一所空王寺则是在治平元年改赐额的。

　　这种赐额直达衢山，可见宋朝的治理通达畅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就是岛山也没有弃置不管。衢山祖印寺和空王寺的改赐额，表明了衢山的两所寺院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有正规的牌照，因此上了史书，有了文字的记载，留下了史迹。而衢山还有一些庵寺，如唐宋时观音山上的庵寺，却在数百年的海禁过程中，被淹没得没有了影踪。

　　三、祖印寺在南宋的文味

　　祖印寺走向南宋朝，晨钟暮鼓依然。有三件事值得回味。

　　第一件事：建炎元年（1127年），也就是是南宋的第一个年头，一个姓陈的8岁孩子在父母的陪同下走进了祖印寺。他祖先为浙江永嘉（现温州）人，他父亲陈安举家迁到了衢山。孩子拜谒了印善隆禅师，禅师见他聪明很喜欢他，摸着他的头顶，问他是否喜欢出家。他居然很高兴，不肯回家。初始师父教他法华经，几遍后就能背诵。有次他回家看望母亲，母亲就告诉他，你已经离开了家，应当做一心一意的弟子。从此他在祖印寺精心钻研佛经，多有所得。14岁就受具足戒。后来出外游历，“西游浙左，遍参名匠”，终成一代名僧。他就是后来成为高僧的慧询月堂法师。他是从祖印寺起步，向佛教文化的高峰迈进的。

　　第二件事：淳熙十五年（1188年），将门之后、23岁便一举登第的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策对时被考官范成大称为“人杰”的昌国县令王阮，多次乘小船，涉岱衢洋，登上衢山岛，“农合巡门劝”，按门按户地去访问，了解农家疾苦，勉励他们做好春忙春耕工作。祖印寺当时还是接待官员的驿站，海道无定，无法按时返定，王阮自然就宿在寺里。宋代的官员文学方面也很有一手，大多是全才。王阮自然也是，他挥毫作了首诗——《宿祖印寺》：

　　“下马杉松石径幽，暗泉一带抱山流。长廊隐隐丹青古，香雾蒙蒙日夜浮。

　　缺月有情还委照，覊人无语独登楼。急呼老瓦招欢伯，为洗胸中万斛愁。 ”

　　诗中首先写的是当时祖印寺的景象：一条幽僻的石径在杉树和松树林中延伸，从山脚的一角喷涌而出的泉水，环绕着那青山淙淙低吟，可见环境之幽美；长廊很长，挂着的画已经古色古香，可见寺院之大，历史之久和文雅气色；香火的烟雾日日夜夜在这里飘浮，可见这里香火之旺；而第六句中“无语独登楼”，则可见这里有楼房，推想寺院规模应该不小。据说在寺院的南面偏东还有一个荷花池，实在是一个气势不凡的古寺。然而他没有被寺院幽致秀景所沉醉，看着这缺月含情，把清谈的银光普洒在绿山幽水间，心中涌动的却是“万斛愁”。

　　他愁的是什么呢？“诸邑皆山可夜驰，海中昌国力难施。风潮阻渡由天地，期会申严限日时。愿以老身从此免，忍将人命逼诸危。交门山下须臾死，肉食诸公知不知。”这首《昌国偶成》正写出了他的深重愁绪：他愁的是“海中昌国”，风潮阻渡，海道艰难；他愁的是天地无情，人力难为，民忧难解；他愁的是赋税劳役，严限时日，逼危人命；他愁的是肉食诸公，不解民情，不悯民生…… 所以他要抚民、扶民、护民。他为百姓求雨，他着手兴建学宫，建造状元桥…… 经多方奔波，学宫终于破土奠基，打桩动工之时，他被调离舟山……而他的文化深度却留在了舟山。

　　第三件事：南宋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昌国县令余桂将祖印寺迁至治所东南（现址），与普陀山接待寺合并为一，成为昌国县城主要的佛事场所，也成为去普陀山朝圣僧俗之众的必经转驻之地，从而发展成翁州第一大寺院。这也许是一种寺院布局的调整，一次整合，一次改革。不知后人“大岛建，小岛迁”的岛城设想是否受到这一启发。而“祖印寺”能保全至今，并进一步发展兴盛，也许得益于这次迁址。而衢山原址搬进了宋朝宫，另兴建了普济寺，真正道佛合一，正是当时宋文化的一种典型体现，又是衢山文化的一种发展。

　　华云寺两次赐额的文化折射

　　一、赐额“空王”的佛理意

　　后周显德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香兰寺”在衢山落成。这属于天台教寺。相关地方志记载，在宋宝庆年间，寺院拥有常住田地130亩，山地440亩，而到了元代大德年间，常住田就有319亩，地431亩，山490亩。寺院在不断的扩展兴盛之中，成为舟山天台宗的第一大寺院。

　　当初寺名为“香兰”，据舟山老文史专家凌金祚先生分析，“当缘于衢山多‘香兰’。据地方志记载，舟山多兰蕙，不但数量巨、品种多，而且花形奇特，其香诱人。”“衢山兰蕙之乡，其地蓝天白云，林木葱郁，幽谷飘香，君子之花盛开，禅寺赋名‘香兰'，表达了文墨雅客与众居士对圣寺的崇尚、雅爱之情。也许‘香兰’与佛教有缘……”的确，佛与兰有缘。佛门将寺庙称为兰若，而佛家又将兰花称为禅花。兰花生于空谷幽林，环境清静，赏兰要静心明性，不为外物所染，保持禅定。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的淡定与佛教中的“戒、定、慧”中的“定”意仿。兰花欣赏戒花瓣的无型和花色的杂乱，与佛教之中的戒多相似之处……“见兰悟禅”正是这种关系的精炼概括。以“香兰”为名，自然既有文化气也含佛理意。

　　宋治平元年，英宗坐上皇位，就开始了对寺院颁牒赐额。香兰寺比祖印寺早一年赐额，为“空王寺”。“空王”是佛教语，是对佛的尊称；佛说世界一切皆空，故称“空王”。而凌先生认为，衢山的“空王寺”，“其‘空王’所指，当是‘空王佛’”，“‘空王佛’之所以令人崇拜、教人着迷，一来‘空王佛’是今世佛祖释迦牟尼与阿弥陀佛的祖师，二来‘空王佛’与普陀山‘观音菩萨’一样，是中外文化融合，圣像形象汉化，被视为本土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是‘空王’，在汉唐与赵宋时代，已被世人看作汉人成佛的‘包塑真容’”。 也许“佛的尊称”是这个词的泛指意义，而凌先生说的“空王佛”则是具体意义，各有道理。而我更感慨的是，宋廷赐额的那些词，都蕴着佛理，很专业，应该是内行所为，不是外行随便题赐。“祖印”也好，“空王”以及第二次题赐的“华云”也好，无不渗透佛理意义，这也是宋文化的一种精髓所在。

 

　　二、赐额“华云”的现实感

　　香兰寺第二次受赐是在建炎三年。建炎三年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即位不久的宋高宗赵构还是处在风云迭起，危恶层现境地：内乱不断，兵变相缀；外患险峻，没有一天安分的日子，不可能安坐在朝廷里颁名赐额，扶持寺院。因此，我想这个赐额是这样发生的：建炎三年年底，宋高宗在浙江各地躲避金兵追击，他避难的楼船驶进衢山龙门口北岸停泊，上了岸进了寺，跸驻“空王寺”。见到“空王”两字，宋高宗肯定会联想这一路惊险，心里有种刺痛，有点感冒。正遇上住持请求赐墨。身边的臣子轻轻提醒：大海之上，一路上所见群山蔚起，云彩缤纷，应该是美好的预兆。于是高宗心有所启，点头一思，就运笔转锋，写下了“华云”两字。

　　“华云”意即天花如云或香花如云。是一种美好，一种希望，很有现实感。其实“华云”两字，在佛经中也常常出现，那是一种美好而清静之物的总称。《华严经·入法界品》曰：“所谓一切华云、一切香云、一切鬘云、一切末香云、一切涂香云、一切盖云、一切衣云、一切幢云、一切幡云、一切帐云，以一切身云而为供养。”繁花似锦美好无边，祥云缭绕吉庆一片。这美好情景祥和圣洁之象的寓意，也许与赵构的希望十分切近。宋高宗不久返朝，而南宋也重振朝纲。

　　而从祖印寺走出去的慧询月堂法师在名声传扬之时，闻知华云寺需要住持，就回到衢山，在华云寺静修了一段时间。传说他诵经时，蚊子竟排队静听不动。他在海边山崖间讲说维摩诘经，颇有禅悟，屡感神应。有一次他在海岸碰到“群盗”。他神色严正地对他们说：你们想要的不就是钱财吗？他把身上带的都给了他们，接着就告诉他们“善恶业”，那些小偷很感动，归还了东西，“悔过而去”。很有点“愿此香华云，遍满十方界”佛性。

　　可惜，因为海禁，华云寺已难觅影踪。要不是当年赐额，有了史载的可能，我们就无法在今天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