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名吏陶安关于岱山书院的诗与序
明初名吏陶安关于岱山书院的诗与序
孙峰
岱山古称蓬莱乡,宋代设立盐场,并形成市镇,称“岱山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定带来文化教育的繁荣,作为边远海岛的岱山,自古就洋溢着浓浓的书香。
在舟山市的两区两县中,古代岱山的进士、举人等数量仅次于定海区。两宋时期,岱山出过三位进士,即许孚、蒋猷和徐愿,南宋末设立岱山书院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南宋咸淳七年( 1271),岱山儒士魏榘等联名请于县,县给旧酒坊地基,拨公款以建书院。但是地处海岛的岱山,时为蓬莱乡,办学条件向来比较艰苦,书院“田产皆无”。岱山书院从南宋始建,延续至元朝,至明初而废,长达百年之久,期间也留下不少相关的诗文等历史文献。如,南宋昌国知县赵与(氵禾)的《岱山书院记》,还有南宋学者黄震撰写的《岱山书院记》,以及明初文人郑真的诗篇《送岱山书院陆山长》,还有元末 陈麟重兴岱山书院的史料等,对于了解宋元时期的岱山书院颇有意义。
近日,笔者在明初名吏陶安的文集《陶学士先生文集》中,发现与岱山书院山长黄文敬相关的诗文各一篇,即《送黄文敬长岱山序》及《送黄文敬长岱山》诗,为舟山地方史志所未载。解读这一诗一序,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元代岱山书院的办学情况。
一、陶安与岱山书院山长黄文敬
陶安,是明代名吏,也是明初的政治家、文学家,《明史》有其传。陶安,字主敬,安徽当涂(元时属太平路)人。少敏悟,博涉经史。元至正四年(1344),参加江浙乡试,考中举人,先在太平府学任教,后授南京明道书院、余姚高节书院山长。元末战乱,其避乱家居。朱元璋称吴王后,在金陵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为学士,征诸儒议礼,命陶安为总裁官。明洪武元年(1368)命制诰兼修国事。在朝十余年,恪尽职守,朱元璋十分欣赏陶安,御制门联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黄文敬,是陶安的老乡,陶安称其“文敬居芜湖,自少有能,文声端厚,专勤蕴徳,不伐弟子盈门,礼法森整,邑大夫乐称而争重焉。”当时的芜湖县,也属太平路,黄文敬以教书为业,在芜湖也稍有名气,为当地士大夫所称赞。黄文敬比陶安晚几年考中举人。后赴大都(北京)参加会试而落第,次年便“赴官海上”,到岱山书院担任山长。《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中称其为“江浙贡士”,因为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所设的太平路,隶属于江浙行省,太平路下辖当涂、芜湖、繁昌三县。故陶安、黄文敬同为太平路人。
关于黄文敬的史料相对比较少。据清嘉庆年间的《芜湖县志》卷十三记载:“黄礼,字文敬,至正间领浙江乡荐,任山长,明初征授浙江龙游县主簿,未几称疾归,教授子弟,乡称铉州先生。洪武中,一时公卿名士多出其门,有诗文十卷,名《迩言录》,今散失”。由此可见,黄文敬,本名黄礼,文敬为字,《芜湖县志》中所记其“任山长”,即为岱山书院山长。
元末文人郭奎,他曾经写过一首《寄黄文敬》,诗云:
一载不逢黄叔度,每劳书信寄殷勤。
秋风有思题红叶,海鹤何时渡白云。
列国诸侯争尚礼,前朝名士素能文。
迩来城市无踪迹,高卧横山学隐君。
郭奎(?—1364),字子章,巢县(今安徽巢湖市)人,元末著名诗人,曾周游大江南北和名山大川,留下大量诗作,著有《望云集》5卷。该诗题中的黄文敬,是否为岱山书院山长黄文敬,待考。
二、《送黄文敬长岱山》诗中的黄文敬和岱山书院
陶安的《送黄文敬长岱山》诗全文如下:
都门烟柳去年时,回首文光照岛夷。半石琢成司寇像,空庠留得侍郎祠。
坐看贾舶分盐利,自笑行囊少俸资。最是郡城文献地,不妨来往结相知。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该在陶安担任余姚高节书院山长期间,“最是郡城文献地,不妨来往结相知”,说的就是陶安在郡城庆元路(今宁波)任职,希望黄文敬能够到郡城来一述旧谊。《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中也有此说:“余与文敬为同郡人,前后俱以易贡为同道,复同选为浙东教职,在斯文素为同心。”可见,该诗作于陶安任职余姚期间。
据魏珂在《元代书院山长角色的转变——以元末学者陶安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介绍,至正十一年(1351)考满,陶安自金陵归,设教郡庠;至正十三年(1353)任余姚高节书院山长,从陶安所撰《高节书院纪略》一文最后一段所述“甲午仲冬,以公委去职,书籍行李寄州吏吴仲祥家,腊月望后至当涂”看,其在“甲午仲冬”即1354年的冬天离职,可见《送黄文敬长岱山》一诗的写作时间在1353-1354年间。从《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中所述“明年春,承乏越上”看,陶安很有可能是1353年冬受聘任职余姚,其赴任时间则为1354年春。
《送黄文敬长岱山》诗的前两句,是讲黄文敬赴大都参加会试,落第后受聘到海岛任教,故有“回首文光照岛夷”之说。从“都门烟柳去年时”来看,其参加会试的时间可能在1352年或1353年。由此推断,黄文敬赴任岱山书院也在1353年前后。
陶安在《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一文中,也讲述了黄文敬中举以后赴大都会试的情况,云:“及领荐乡闱,群情庆惬,以其气清神臞,不闲于跋涉,风雪万里,将有难色,乃慨然长往,旅食燕山,不特与四方豪俊角一日之长,而九重之巍严,万国之朝觐,凡可娱心耀目者,无物不备,志虽弗合,而归其识则广矣。”文中称其大都之行,虽然没有中榜,但赴京参加全国性的大考,增长了黄文敬的阅历和见识。
诗歌中也介绍了岱山书院的一些配备。“半石琢成司寇像,空庠留得侍郎祠”,司寇即曾经担任过“鲁司寇”的孔子,孔子像是古代书院的标配。但是诗歌中使用“半石”一词,则刻画出书院的“简陋”。“空庠留得侍郎祠”,庠即学校,空庠,还是讲书院条件的简陋。“侍郎祠”一词,可能指的是书院内有关于某个侍郎的纪念场所。查岱山文教史料,与岱山文教事业相关的宋元时期“侍郎”,为曾经担任“吏部侍郎”的南宋学者袁燮及其子袁甫。袁燮,(1144-1224)字和叔,浙江鄞县人。南宋学者。淳熙八年(1181)进士,历任江阴尉、太学正、国子祭酒,吏部侍郎兼侍读等职。袁甫,宋嘉定七年(1214)进士第一(状元),授秘书省正字。先后知徽州、衢州,有政绩。官终兵部侍郎,兼吏部尚书。据传,袁燮、袁甫父子早年常“往来于昌国”讲学,跟舟山的关系非同一般,岱山书院一说是因为纪念袁燮而建。还有一说,定海和岱山旧分别有袁燮、袁甫父子墓址,也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衣冠冢。明天启年间的《舟山志》甚至还说袁甫是岱山人。又据《定海厅志》卷十二《传四 寓贤》记载:“甫居岱山久,学者多从之游,故燮与甫并祠于昌国‘乡贤’”。由此可见,岱山书院所设的“侍郎祠”应为纪念袁燮、袁甫父子。虽然,岱山书院建于袁燮、袁甫父子来岱山讲学之后,但岱山的儒士们对他们是非常崇敬的。袁甫和他父亲袁燮,可以说是岱山书香文脉的引路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岱山学界如此纪念他们,可见当年师生情谊之深。
建岱山书院的魏榘,就是袁燮(号絜斋)的学生。中过进士的徐愿、许孚等岱山读书人,都曾受业于袁燮和杨简(号慈湖)这两位南宋时期的著名教育家,袁、杨在昌国的门人对于岱山儒风之兴起了重大的作用。南宋咸淳七年(1271)魏榘等请于郡,请建岱山书院,昌国县令赵与氵禾在《岱山书院记》云:“淳禧间,宸宠以镇鳌名,山川改观,诸乡老负笈于慈湖、絜斋二老之门,师友渐摩,儒风日盛。”
三、《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中的岱山书院
陶安的《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一文,内容相对比较丰富,全文400多字,主要介绍了黄文敬的科举经历,对黄文敬不畏艰险渡海前往海岛任教表示赞赏,并希望和黄文敬能够相会“越上”(浙东)。细读《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以下简称《序》),字里行间也有不少内容反映岱山书院的一些细节。
1、岱山书院山长,由江浙行省聘任管理。
元代时期岱山书院的山长,是由江浙行省聘任管理的。《序》中有说明“行省授岱山书院山长”,另《序》中又说:“江浙贡士黄文敬,去年会试中书,今年赴官海上”,这个“官”字说明当时的山长是由朝廷委任,冠以行政级别,领取朝廷俸禄,纳入官制系统,可见山长是属于“公务员”一类。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也称“学官一员 山长”。
书院由行省直接管理,说明元代书院日益呈官学化趋势。这与元代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元朝统治者为缓和蒙汉民族的矛盾,笼络汉族士心,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同时也逐渐加以控制,故其山长必须由行省直接任命管理,因此来自江浙行省各地的一些学者被聘为岱山书院的山长,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交流与传播。
元代书院的山长,一般聘任举人担任。在元代,由参加会试下第的举人充任书院山长制度化的时间为至正元年(1341),元代文人戴良在《送丁山长序》中云:“至正辛巳之岁(即至正元年),科举既辍而复行,朝廷遂著令,以乡贡下第者署郡学正及书院山长。学者李兵在《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中说:“以下第举人充任山长,这本身就是书院与科举密切关联的表现,而且以举人充任山长,不但能通过为下笫者提供出路而刺激读书人的积极性,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书院的科举教学水平”。
而在南宋末期,岱山书院山长往往是由民间推选而聘,书院通常由府、县所管,山长一般是聘请当地的学者乡贤担任,而非朝廷命官。宋咸淳九年(1273)建成岱山书院,郡守刘黻捐公币以助,“邑寓王一桂、赵若表请许君定职教导”,“请乡先生许定正席,乡之人士得以藏修息游其间”。南宋末年的岱山书院首任山长为当地乡贤许定,且并非官方安排,而是由寓居当地的乡绅推选。
2、岱山盐业与岱山书院
(1)岱山书院的建成,与南宋岱山岛盐业产业发展的大背景有关。
宋元时期,岱山的支柱性产业是盐业,盐业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宋元朝廷在岱山岛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及管理资源,由此也带来岱山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南宋《昌国县境图》中,可见当时的岱山岛上有“岱山场”“高亭场”两大盐场,有“知监厅”“监盐厅”盐业管理机构设施,有“岱山寨”军事组织,还有道院、藏院、超果院、陈王庙等宗教信仰场所,还有“岱山坊”酿酒作坊等。因此南宋时期岱山岛经济发展在舟山群岛中仅次于舟山本岛,经济发展必定带来文化教育的同步发展,南宋末期举办岱山学院是应时之举。
但是,岱山书院的建成却生不逢时。在书院建成数年之后,南宋朝廷就灭亡了。
据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记载:“书院在岱山,因以为名。往宋咸淳癸酉,里人魏榘等请于郡,以岱山废酒坊空官地建立,未就绪而归附焉。恒产皆无。”岱山书院是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由岱山文人魏榘等提出筹建的,到咸淳九年(1273)书院落成。两年之后,1235年蒙古大军入侵南宋,南宋军民拼死抵抗,到1276年临安府被攻占,南宋名存实亡。刚刚搭建起办学框架的岱山书院,“恒产皆无”,书院的办学条件相对比较贫乏。
元朝建立初期,岱山书院办学估计出现过短时间的停滞。据《昌国州图志》记载:“迄于至元三十年(1293),本处盐场官徐应举、朱许芳买民屋二间(至正《四明续志》作“三间”),迁于市以存其名。江浙省未知其详,例以为阙。”
迁址重建岱山书院,还是与盐业官员有关。元初岱山岛上的盐业生产没有停滞,社会经济相对比较稳定,“盐场官徐应举、朱许芳买民屋二间,迁于市以存其名”,说明两个情况,一是盐场官员出资买下民屋二间,作为书院,这个建筑规模之简陋实在有些汗颜。其二,仅仅是迁址重建“以存其名”,从旧时酒坊所在迁于“市”,这个“市”应该是指市镇,即岱山岛的经济中心“岱山镇”所在,但迁址重建以后,实际上办学规模是很小的,仅仅为了“以存其名”。而江浙行省并不知道这一详情,“例以为阙”,就是照例派遣山长以补空缺,对学校加以管理。
(2)元代发达的岱山盐业与简陋的岱山书院
虽然元代岱山岛上的盐业发展还是非常强势的,但是书院的办学规模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这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有关。
据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五记载:“岱山盐司,往宋额止七千二百袋,每袋三百斤为一引。岁办盐七千七百六十九引,每引四百斤”,由此可见岱山岛的盐业产量元代比宋代有更大的增加。但是岱山书院依旧十分简陋。宋元时期的岱山书院几乎没有田产,“实未有所赡焉”,对读书人的物质鼓励几乎没有,对山长的俸禄也是保障不足。
元末的重修,还是昌国州地方官员所为。到至元二年(1336),昌国州判官许广大重新兴修岱山书院。据至正《四明续志》记载:“设颜子像以配享,仍给富九都沙涨涂田,以供祀事。”昌国州划拨“富九都沙涨河涂田大小一十四所”作为“赡学田土”,岱山书院终于有了自己的田产。书院的日常支出经费包括书院山长、教师、行政人员与杂役人员的薪金,工食钱和生徒的膏火银以及办公经费等。关于书院经费的来源,一种是官员、乡绅的捐赠所得;另一种是自身经营所得。田产作为书院的经营资源对办学条件的维持及改善意义重大。而所谓“以供祀事”,其解决的主要还是日常办公经费而已。
至元二年,昌国州还修建了门楼三间、礼殿三间、讲堂三间,岱山书院的规模得到提升。然而好景不长,到至正二年(1342)四月又因飓风而圮。到1353年前后黄文敬赴任岱山之时,书院几乎又是一穷二白的光景。
陶安在《送黄文敬长岱山诗》及《序》中对岱山盐业也有所描述。他在诗歌中说:“坐看贾舶分盐利,自笑行囊少俸资。”其述说的是岱山盐业发达,连运盐的船商也大为得利,但是黄文敬作为书院山长却囊中羞涩,因为俸禄太低。
在《序》中,陶安说:“文敬越大洋,登讲席,吐其剩馀,化渐卉服,无金谷尘鲠于懐,彷徉凭览,挹暾光于未晨,睇神州于无际,且有珍鲜美错之饶,鹾商货舶之富,可泛视为海之穷裔哉。”在这里他还是以“鹾商货舶之富”来说明岱山岛的盐业发达,鹾即“盐”。
3、海岛书院办学的艰巨性
元代书院对地方官学教育具有补充和改善的功能,在地理位置上补充地方学校布局的不足。岱山书院是古代舟山海岛唯一的建立在本岛以外的书院,且经历的时间跨度从南宋末期到元末明初,长达上百年,虽然办学简陋,但是体现了古代海岛乡民对教育事业的持着追求和渴望。
师资条件缺乏,是海岛教育的一大困境,而元朝书院山长的行省派任制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书院的师资。
元代把书院山长作为学官,调派各地学者赴海岛传经送宝,有助于海岛文教事业的发展。但是,办学条件恶劣,再加上海路相隔,茫茫大洋往往使各地学者望而却步。元代一些学者不愿意到岱山海岛任教。如,元学者吴辛(字伯祥,吴师道之父)“至大(1308-1311)初,升岱山书院山长,以涉海远不行”(见元•吴师道《礼部集》卷二十《事述•吴氏家述》)。
黄文敬作为安徽贡士,一位资深的教书先生,冒险渡海前往海岛“支教”,还是具有教育情怀和牺牲精神的。在《序》中,陶安说:“岱为海岛,隶四明,渺然波涛之黑,蔚然林薄之翳,精舍数椽,命官任教,将以文明被于幽遐。”海岛是教育薄弱之地,宋元时期,州县学大多设立在州县中心,连书院也往往多设在州县中心,如昌国县的翁洲书院、虹桥书院,县城之外的离岛地区,学子们往往难以就学。而海岛交通具有特殊性,从岱山岛到舟山本岛更有海陆跋涉之苦,因此能够让海岛学子就近入学,享受优质师资,可谓功德无量。因此陶安评价黄文敬的“支教”之举为“以文明被于幽遐”,一点也不为过。
在一个偏僻的海岛之乡蓬莱乡,设置一个岱山书院,历时上百年,这在古代中国教育史上也称得上是为数不多的奇迹,因此宋元时期有多位官员、学者会写记以赞岱山书院。岱山书院,作为古代岱山文教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值得进一步系统性地进行史料整理与研究。
(本文写作,得到夏志刚友帮助并提供部分史料,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