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海岛诊所，惊动沪浙两地诸多社会名流，这一段历史值得详细叙述。

海岛岱山，近代渔盐业发达，但是医疗资源相对比较短缺。百年之前的东沙古镇，每逢渔汛常有不法庸医鱼龙混珠，反而耽误渔盐民的康复，因此建造一所正规的医院，是当时有识之士的期盼。

据舟山市卫生防疫站于2000年编印的《舟山市卫生防疫志》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7月，岱山东沙设立时疫医院，翌年改称岱山医院，院址桥头资福寺。”又据《舟山市卫生志》在大事记中记载：“民国11年（1922）7月，旅沪商绅朱葆三捐资4000元，在桥头资福寺建岱山医院。”

旧岱山医院所在的资福寺，位于东沙镇桥头，寺院旧址尚在。据《岱山镇志》记载：“资福寺，在桥头寺岭下。五代时，石晋天福八年（943）癸卯建。同治初，里人张志高、虞永法捐资重修。光绪间僧又募修之。入民国后，僧广通又扩而大之。”

近日，笔者发现当时官方筹建岱山医院的相关档案以及民国《时事公报》资料，其中记载了不少慈善人士的爱心奉献，既有各级地方官员的重视，有朱葆三、王一亭、谛闲法师等慈善人士的热心募捐，还有岱山名士汤浚先生的苦心操劳。

图一：岱山东沙镇资福寺遗迹——旧石础

一、地方官员对创设海岛医院的重视

在岱山医院筹建过程中，当时的定海县知事陶镛以及他的上司会稽道尹黄庆澜，上下合作，彼此支持，确保医院筹建顺利进行。

民国十一年（1922），时任定海县知事陶镛，也是一位颇有公益情怀的地方官员。陶镛，字湘茝，又字在东，号龟龄，会稽（今绍兴）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清亡后，历任浙江鄞县、定海、杭州知事，浙江省属司法秘书，其家族与秋瑾家为世交，著有《秋瑾遗事》。陶镛曾主持重修《普陀洛迦新志》，聘请定海马岙学者王亨彦编撰山志。

岱山医院是由陶镛发起筹建的。舟山中学（时名定海公学）第一届学生，1922年2月16日入学，来自岱山东沙的毛孝梓同学写过一篇《送陶知事序》，刊登在定海公学年刊上。毛孝梓在《送陶知事序》文中说：“客岁秋，京兆陶公来。公曾宰鄰邑，有政声，缪公之流亚也。下车伊始，属岛岱山，渔民滋事，人心惶惑，寝食不安。公亲往，以理喻之。众皆贴然，事遂平。岱山民俗蔽甚，溺於迷信。病者不信医而信佛，境内因之无良医。公为之设立医院，捐数百金为众倡，巨款立集。其造福苍生也。”这位毛同学在作文中还把陶镛比作康熙时期的定海知县缪燧，对其殚思竭虑处理渔民纠纷、带头捐资建造医院表示由衷的敬意。民心是一杆秤，由此可见岱山百姓对陶镛这位地方官员的评价很高。

定海县知事陶镛倡设岱山医院，考虑到定海县的财力和社会资源有限，便向他的上司，时任会稽道尹的黄庆澜寻求支持。

会稽道尹，是当时浙东地区的行政长官。民国3年（1914）6月，浙江置会稽道，辖原宁绍台道。治鄞县（宁波市区），大致管辖今宁波市、绍兴市、舟山市、台州市及杭州市萧山区等。文人出身的黄庆澜也是一位慈善人士。

黄庆澜(1875～1961)，字涵之，祖籍江西景德镇，出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毕业，清代副贡(贡生)。曾任湖北德安县知县、宜昌府知府等官职。光绪末年，赴日留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创办南华书局、三育小学、上海法政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入民国后，曾任浙江瓯海道尹、会稽道尹。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广大市民家业被毁，沦为难民，在他倡导下，上海各界先后设置难民收容所50余处，收容难民达50万人次。

1922年的《浙江会稽道公报》有三件关于岱山医院的档案文献，皆与黄庆澜有关，从中可以感受到这位会稽道尹对海岛医院的热忱支持。

其一是当年八月，黄庆澜向宁波税务司甘福履，即当时的海关关长，发去公函，希望税务司为岱山医院采购的医药器具出具通行令，便于各个分关查验放行，使医疗设施尽快运抵海岛。此也反映黄庆澜的工作做得很细，为筹建岱山医院亲力亲为。该函件全文如下:

径启者，定海岱山开办医院，现经该院医生在甬采办药品、医具，共装五箱，急须运岱，由该医生面请填发护照，并请转商贵税务司签字。俾经过各分关一体查验放行等情。据此除填发护照，送请贵税务司签字外，相应函达，请烦查照转饬各分关一体查验放行为盼。此送台绥。

除了部门间协调，处理相关事务，黄庆澜也主动为岱山医院捐款。1922年9月24日，浙江会稽道尹公署指令第三七九六号《令定海县知事呈送岱山医院筹备处简章由》，文件中说：

呈及简章均悉。该知事督绅筹办岱山医院，关怀民瘼，深堪嘉尚。察核简章，亦尚周妥，应准备案。至所请劝募基金一节，现在各县灾情綦重，筹振维艰，势难兼顾，暂从缓议。兹先由本道尹捐助洋一百元，以资提倡。随令照发，仰即查收转给。再所称渔汛时辄有江湖劣医针砭杀人情事，殊堪痛恨，嗣后应即严行禁止。此令，简章存。

黄庆澜发布的这项指令，表达了三个意见。其一，对陶镛送交的岱山医院简章表示首肯，并对陶镛为民办实事表示赞赏。其二，关于岱山医院劝募基金事，考虑到那一年浙东地区灾情严重，定海曾连续遭遇五次台风袭击，渔盐民损失尤其惨重，向社会各界募集基金估计困难，黄庆澜要求先暂缓募资，但为表示自己对岱山医院的支持，先自行捐银洋一百元，以作垂范。第三，对于定海县提出的整顿江湖游医劣医一事表示支持。

二、各方慈善人士鼎力支持

岱山医院筹建，除了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还有慈善人士的广泛支持。1922年的《浙江会稽道公报》刊登了黄庆澜为岱山医院事致朱葆三的信函，这封信写于1922年7月31日。信的内容是关于岱山医院募捐资金到位的事由，说穿了就是向朱葆三要钱的。信函的内容如下:

葆三先生大人阁下，岱山创修医院，由陶在东知事提倡发起已告成功。宰官贤良，人民有福，顷接陶函，盛称此次谛闲法师赴沪劝募，荷公及王君一亭热心赞助，允集三千，澜喜极生感，转而自愧。窃谓岱山海岛孤悬，渔盐杂处，民少智识，遑论医药。此次幸得贤宰官创谋公益，大法师现身募化，更赖大慈善家慷慨好施，认集巨金，从此荒岛愚民得免死亡。实仰仁义之赐。澜忝权地方谨代岱民九顿叩谢。更望我公迅速募交，俾应急需。尢为感祷，专此即颂  台安。

从这件档案内容看，陶镛（即陶在东）发起筹建的岱山医院，已告成功。陶镛的倡议，首先得到浙江著名高僧谛闲法师的支持。谛闲法师（1858--1932）浙江黄岩人，号卓三。法师毕生辛勤弘法，诲人不倦，对近代佛教有扶衰起弊之功，被称为天台泰斗。他一生著述宏丰，弟子甚众。黄庆澜就是他的在家弟子。谛闲法师闻听岱山海岛募资建医院，已经年过花甲的他特意前往上海，利用自己在上海的人脉关系，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谛闲法师，关注并参与海岛医疗事业，此事也不简单。探其原由，可能有诸多因缘。一是为弟子黄庆澜游说，为成其功德。二是岱山为重要的佛教信众集居地，谛闲法师心系海岛乡民。三是与上海佛家居士王一亭大善士有关，谛闲法师对于赴沪募捐成功有充分的把握，事实上也是如此。

先是朱葆三闻家乡定海筹建岱山医院，当仁不让，愿为家乡父老尽一份力。曾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对于办医院向来热心，其是中国红十字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上海他担任上海时疫医院院长，救治传染病患者。还创办过上海四明医院、浦东医院、上海广益中医院等多所医院。朱葆三对改善家乡医药卫生事业也不遗余力。1919 年9 月， 定海境内时疫流行，朱葆三和旅沪绅商捐资组织临时治疫医院，从上海聘请西医黄世康、杨钟甫来定海施医。开诊10日，收治病人500余人，除有8人不及救治外，其余皆痊愈出院。1922年又为岱山医院捐资。

上海滩的大善士王一亭，是朱葆三的挚友，也是中国红十字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被称为“民国慈善第一人”，他也是民国时期著名书画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与宗教界名士。

王一亭也是岱山医院的捐助者。从黄庆澜的信函中发现，朱葆三和王一亭两位善士认捐三千银洋。一诺九鼎的朱葆三肯定会兑现他的诺言，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实际投入只会多，不会少。

从信函的内容看，这封信是黄庆澜向朱葆三“讨钱的”，希望两位善士“迅速募交”，以便医院顺畅运作。从用辞语气角度看，作为浙东地方要员的黄庆澜，对于朱葆三是毕恭毕敬的，一来朱葆三是长者，已经70多岁的朱葆三确实比黄庆澜年长二十多岁，其次朱葆三曾是上海总商会会长，在社会各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又是一个慈善家，因此黄庆澜的用辞是相当的谦恭，他称朱葆三为“先生大人”，并向朱葆三致以“九叩”谢礼。

从《浙江会稽道公报》刊登的黄庆澜致信朱葆三这一档案看，说明朱葆三确实是1922年创设岱山医院的主要捐助者，而从岱山医院的筹建看，定海县知事陶镛，会稽道尹黄庆澜，以及著名高僧谛闲法师乃至沪上慈善名人王一亭都曾为之而付出，海岛医疗事业得到众多善士的热心支持。从医院名称看，曾有史料说岱山医院最初为时疫医院，而这三份档案则未有此说法，岱山“时疫医院”一词待考。

图三：旅沪定海名商朱葆三

三、岱山乡绅具体负责筹建岱山医院

1922年9月22日的《时事公报》，刊登《筹办岱山医院之经过》一文，《舟山市卫生志》的编撰人员曾赴宁波档案馆，摘抄了部分内容，制作了两份《资料摘录卡》。其中记录，岱山乡绅汤浚先生是岱山医院的筹备总干事。据资料摘录卡的记录:“定海陶知事念岱山岛风未开，岛民多迷信方神，发起旅沪巨绅朱葆三等筹设岱山医院，已集资金四千余，推举汤浚为筹备总干事，选定资福寺为院址，延聘中医三人，轮流值诊，择旧历六月初一日为开办之期。”旧历六月初一，即1922年7月24日，当天岱山医院正式开办。

又据《资料摘录卡》记载：岱山医院筹备处主任干事费侃呈称，承总干事汤绅浚积极筹备，先择定医院地点，查有资福寺最适当，蒙知事亲临视察，协同绅董与该寺住持僧光通商妥，将该寺前殿两厢房先借作中医房、诊室及剖割室病房，另分用厨房后室，并略加装饰，并置办一切需用器具，一面先延聘中医三人，轮流值诊，即择旧历六月初一日为开办之期。除先期由医院筹备处广发通告，俾众周知外，还请察核准予备案。又闻该医院又聘定鄞县公立医院詹唯一为主任，昨日（二十日）始与助手王君前往。经呈会稽道尹核准备案，并捐洋一百元，以资提倡。

县官不如现管。陶知事毕竟是一县之长，他不可能每天泡在岱山忙医院的事情，因此在岱山本地找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总董其事是十分必要的，而汤浚先生就是不二人选。1922年，汤浚先生已经年近花甲，老当益壮的他再一次为家长公益事业出力。他择定岱山资福寺为医院建址，陶镛亲临考察，最后与寺僧商定医院用房事宜，开始装修内部设施。开办之前，汤浚又发布通告，向岱山百姓广而告之，又初拟简章上报会稽道。这些对文字功底颇佳的汤浚来说都是分内之事。

岱山医院规模虽小，但这是一所较为正规的海岛诊所。其医师，也是聘请宁波的名医来坐诊，医院主任为来自鄞县公立医院的詹唯一。詹唯一，是一位西医师，毕业于杭州广济医学专门学校，曾任奉化私立武岭学校医院院长，擅长时疫防治，曾在宁波甬东临时治疗医院担任住院主任医士，后也曾在定海医院担任负责人。1925年定海时疫极盛，詹唯一在成仁祠内附设临时治疫医院。

辛亥革命以后，舟山海岛各地建起了多家医院。据《舟山市卫生志》大事记记载，民国六年10月，刘寄亭等在沈家门建存济医院。民国八年8月，定海时疫流行，朱葆三、刘鸿生等组织临时时疫医院。九年，沈家门建同善医院。民国十一年8月，刘鸿生，王启宇等建公立定海医院。岱山医院也是在民国十一年设立，从大背景来看，与这段时间海岛地区多疫病、短期政局稳定开始重视民生等诸多因素有关，也与岱山海岛渔盐重地，渔汛期间人口集聚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但比较可惜的是，这所岱山医院开办后不久就停办，分析其较快停办的原因，可能该医院当时是应急迫的时疫和夏季常见病而创办，疫情结束则停运，或许也与医院定额经费告磬又不能收支平衡致营运困难有关。 

图四：民国时期毛孝梓的《送陶知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