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山籍地理学家严重敏的故事

文/孙峰

1920年出生于岱山岛的严重敏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我国地理学界公认的“城市地理学”学科创始人。她立志报国，一生光明磊落，追求进步，是岱山儿女的骄傲。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名师库网站“大师传略”网页上，刻写着她的理想和追求：恪守人格，以诚待人，勤奋工作，报效祖国。

少年时期就追求光明

严重敏老师在她的《八十自叙》中说：“我于1920年10月6日出生在浙江省舟山群岛的岱山岛，属定海县。其时岱山与定海、宁波等地尚未开通定期航班，仅有民间船只往来，岛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父亲严华恩，经商为业。母亲张春香，信奉佛教，乐善好施。”严重敏出生于岱山岛的一个积善人家，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奔波经商于上海的父亲也是一个具有开放意识的开明人士。

关于她的出生地，笔者猜测东沙古镇的可能性大一些。旧时东沙古镇相对比较繁荣，有不少人家在沪上从商，当地办有区立竞存女子小学等。严重敏小时候就读于“岱山初小”，可能就是这所学校。她的哥哥名严重庆，弟弟名严重和，可能都是“重”字辈，结合她父亲的相关信息，笔者请教于岱山地方文史学者，获得了更多的线索。发现东沙古镇旧时有一家经营规模颇大的“严永顺米行”，米行经营者就是严重敏的父亲严华恩，岱山航运史上有名的“永嘉轮”就是严家的运输船。

位于东沙古镇的恒兴米行旧址，即旧时严永顺米店，为严家故居。（孙峰摄）

严重敏在“岱山初小”毕业后，因为随母赴宁波就医的偶然机会，进入宁波圣模女子小学，这是一所办学条件颇佳的教会学校。高小毕业后，于1933年夏进入鄞县县立女中（又名竹洲女中），就是现在的宁波市二中，这是宁波的一所百年名校，定海女学始祖沈毅、岱山革命者金维映早年也是就读此校。

在鄞县县立女中，严重敏接触了很多进步书刊，点燃了她的报国理想。那时候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华北等地进行疯狂侵略扩张之时。同学们除学习课文外，也关心时势，据严老师的“自叙”回忆：他们经常阅读些报刊和小说，其中阅读最多的小说是巴金的著作，报刊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最受欢迎。这些读物对当时的学生影响极大。鄞县女中高中部的陈蕴珍同学(后改名萧珊)，日后成为巴金先生的夫人；严重敏的同班同学毕玲等多人都参加了革命队伍。

严重敏的求知欲望很强，她和高中部的马协群同学，出于好奇，还参加了世界语函授学习，函授部除寄来学习讲义外，有时也寄一些宣传时事形势的读物，这些进步书刊扩展了视野，也逐渐培育了她们的革命意识。但后来这些读物被学校当局认为是左倾刊物而加以监视。

初中时期的严重敏，正值豆蔻年华，她是一个很文雅的姑娘，内心却有一份追求进步、爱国奋进的坚强信念，她和同学们经常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春，她和同学们又一起参加了宁波市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抗日示威游行，触犯了当时所谓的校规。同年3月底，校方竟勒令马协群和她退学。

生活在家庭条件尚优的环境里，严重敏衣食无忧，求学之路也是非常顺畅。而这一次退学，似乎是严重敏老师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但是看似文弱的严重敏，性格倔强，她是不会屈服于这种小挫折的。严重敏恳求父母让她能继续上学。在父母的支持下，1936年夏，她又以同等学历报考浙江省立杭州女中高一年级，并获得成功。

这一年，她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掉了。她立志要和男子一样求学工作、奋发进取，或许是严美珍这个名字太女性化了，她不喜欢这个缺乏个性的名字，她给自己取了新名“严重敏”，“重”字与兄弟同排行，“敏”字则有敏锐、努力进取之意。

初中时期的习作《改过论》

在鄞县县立女中，严重敏积极参加社团活动，是一名很活跃的女中学生。鄞县县立女中学生自治会编印过一份《竹洲》期刊，1934年第三期杂志中有一些关于“严美珍”的信息，她是学生自治会的年级代表，并收录了她的小作文《改过论》。

《改过论》全文600余字，采用浅显通俗的文言文，语句短小有力，一气呵成，全篇结构合理而紧凑，论述有序，采用正反对比，贬褒有致，观点明确，反映出严重敏比较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汉语言文学修养，这为她日后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改过论》全文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点题，说明人无完人，孰能无过的道理，犯错误并不可怕，只要及时纠正，引以为戒，就可以避免再犯错误。

第二部分，是论述重点，采用对比的方式，讨论改过自新的意义和有错不改的危害。文中，严重敏先引述孔子弟子子贡的名言“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改也，人皆仰之”，从人格自身道德完善、社会事业发展两个方面来论述勇于改过的意义。

然后，重点讨论知错不改的危害性。这一段文字，用字简练，语句通畅，读来朗朗上口，深刻说明痴迷不改者一错再错、最终身败名裂的下场。小人喜“文”（掩饰），“陷于绝境，人皆恶之”；君子改过，“皎然无瑕，人皆仰之”，严重敏使用对比的修辞方式，清楚表达出“过而惮改”后果。这一段全文如下：

若过而惮改，故作粉饰，以蒙蔽旁人之耳目，逃遁自己之恶名，或嫁祸于人，免己之过。殊不知文之愈深过则益重；一面养成自己欺诈心，以为此过可饰，他过亦可文；小过可掩，大亦无妨；于是变本加厉，行动乖谬，一而再，再而三，结果养成不可药救之恶习，人格道德同归于尽，因之个人信誉俱灭，社会视之如粪土。于是此人前途转入危险，社会事业亦蒙其影响矣！子夏（贡）曰：“小人之过也必文”。此即所谓小人之过也！同是一过而君子之过为“改”，转为皎然无瑕，人皆仰之，小人之过为“文”，于是一落千丈，陷于绝境，人皆恶之。

是故人孰无过，过固有之，惟视其大小不同而已！然大小无关也，重在能改与否；如其能改，虽大过亦能成为大功，如其不改，则虽渺小之过，亦可渐积而成大过，悔之晚矣！

最后一段，是深化观点，在“人孰无过”基础上，讨论过错不分大小，重在能改与否。错误大，只要能改正，也能成就大功；小过错，不改正，最终会酿成大错。由此可见，还是初中学生的严重敏已经具有了辩证思想，分析问题也很有条理。而最后一句，“悔之晚矣”，有“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味道，显得颇为老道。

 大学时期曾在重庆加入党组织

严重敏高中时期，先就读于省立杭州女中，期间学习努力，除体育外各科成绩优秀。至高二第一学期时，由于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杭州湾登陆，学校撤离杭州。学校先后迁至桐庐、淳安上课。1938年2月，杭州沦陷，学校停办，她和几位同学因交通中断，无法回家，就起了念头要北上参加抗日活动，或者到四川后方继续求学。她们和部分教师结伴西行，一路坎坷，1938年初夏抵达武汉，她和同学报考了武汉战时干部训练团，但进团不久，严重敏因患病退团。因战乱北上交通受阻，严重敏随杭女中校长孙简文一起到了重庆。后参加了当年在重庆举行的大学统一招生，她以同等学历报考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获得录取。

在大学校园里，严重敏经常和高年级校友一起开展联欢访问、时事讨论、民众夜校上课等系列活动，接触了很多新思想，提高了她的思想认识。而当时国难当头，日机不断轰炸，血淋淋的事实也强烈激发起这位女青年的抗日救国愿望。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于此时产生。1939年12月，党组织派同志与她谈心，了解她的学习生活情况和思想状况。后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和培养，她获准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入党后，参加不定期的学习讨论和辩论、宣传活动。1941年3、4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小组活动隐蔽化，后来随着人事变动，学生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严重敏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不变。

在中央大学，严重敏刻苦学习，算得上是一个“学霸级”才女。她先攻读史地，后转入地理系，在胡焕庸、李旭旦等名师指导下，学术能力提高很快。她本来就有人文学科的功底，又选读了普通社会学、中国通史等课程以及国外的学术动态，知识面得到拓展。尤其是法国人文地理学者的小区研究方法，对她影响很大。她的毕业论文就以《嘉陵江小三峡的区域研究》为题，后相关论文发表在《川康建设》杂志。大学期间，她完成了多篇论文，其中在大二时就已经发表了《 东北铁路新形势》论文，刊载于 1940年东北抗战建国协进会编《“九一八”九周年纪念特刊》。

 严重敏和她的先生朱夏院士

1942年夏毕业后，严重敏先后在中大附中和南开中学等校任地理教师。1944年在参加一个学长的婚礼中，遇见中大地质系毕业的学长朱夏。两位中央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互生情愫，于1945年10月在北碚兼善公寓举行婚礼，建立家庭。

1946年底，朱夏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录取至瑞士攻读构造地质。严重敏则考取了自费出国留学的机会。两人分别于1947年秋、1948年初先后赴欧留学。朱夏在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理工学院(E.T.H)地质研究所攻读构造地质，严重敏在苏黎世大学研究生部攻读人文地理。1949年春，欣闻上海获得解放，他们夫妇俩喜出望外。严重敏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说：“因为共产党的胜利，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同时想到我们都是地学工作者，应该立即回国为建设祖国尽力，并可和家人团聚。于是决定立即筹划回国”。1946年秋他们搭船回到上海，由于当时东南沿海还没有完全解放，航路上也是颇费周折。

朱夏，祖籍浙江嘉兴，其父是被誉为“民国诗杰”的朱奇，字大可，早年与人合作办报，善诗、工书。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朱夏，天资聪颖，少年时就多有诗作示人。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后因为对地质勘探充满浓厚兴趣，又考上中央大学地质系。1936年秋，朱夏离沪赴南京，专攻地质，由此与地质结下了一生一世的不解之缘。

朱夏毕生从事地质勘探和研究，是蜚声国内外的一代科学巨匠。他曾带队在安徽马鞍山进行铁矿调查，为马鞍山铁矿成为国家钢铁工业重要基地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勘探准噶尔盆地油气，促成克拉玛依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诞生。后在东北参加松辽石油大会战，任南部勘探指挥部总工程师，参与开发了大庆油田。1978年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召开的首次全国科学大会上，朱夏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朱夏先生常年辗转于全国各地勘探地质，而严重敏老师一直从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两人离多聚少，关爱老人、养育儿女的家庭责任几乎都压在严老师身上。但严老师理解丈夫的事业心，她曾经回忆朱夏先生说：“他一生淡泊明志，不计个人安危，重工作重国家利益。他‘抛’妻别子转战南北，他对祖国的爱真诚不变，始终无怨无悔……他不是寡情薄义之人，而是在权衡公私所需之后的决择。因此，我很理解他！”

由于工作关系，这对学者夫妻几乎有三分之二时间不在一起，但夫妻情深，这是他们共同在家国情怀上的互相理解和支持。这里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长年累月的野外考察，晚年的朱夏先生一身是病。1982年他在华东医院治病时，严老师开玩笑说：“若我先行，你给我的挽联是什么”，朱老先生曾写下：

乱世夫妻瀛海侣，况三十年织女牛郎，事父母教儿孙，重任一肩担，如说我略有成就，一大半应该归功属你。

忘我精神爱党忱，是这辈子良师益友，育人才勤著述，高风千古在，但愿你稍为歇息，不多久定来陪伴于卿。

这一段情深意长的表白，足见他们之间的互敬互爱、情笃意深。八年后，朱夏先生先严老师而去，令人唏嘘不已！ 

“城市地理学”学科的创始人

严重敏老师长期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任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1980年晋升为教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所长。她被称为中国城市地理学奠基人。

她的学术贡献在于率先倡导城市地理学研究，1960年代，严重敏发表的两篇论文，即《试论苏锡地区农业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关系》和《关于我国城镇职能研究的几个问题》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她在国内首次翻译了西方城市地理学的经典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改革开放以后，她在城镇化研究、城镇体系研究、大城市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在浦东开发研究方面也有重要见解，她力主开发浦东，预见到浦东的规模可以很大，为上海市政府最终决策开放开发浦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严重敏教授于2017年10月2日在上海仙逝，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