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国
 
一、石马岙里“石翁仲”
         石马岙位于岱山岛中部，西南面正对南浦。其村之东北侧有座山，山并不高大，却颇有味，山色青黛，山形圆润如乳，人们叫它“美女山”。山下平展向海，村居错落。这地方原是一片潮间带，曾掘得一批石马、石人，所以人们叫它“石人涂”。
         “康熙间，民于石人涂掘获石将军，供奉庙之两廊”，清光绪《定海厅志》如此记载，又有“今石人涂犹存华标柱一”之言。不仅地方志有如此记载，而且今石马庙内还有石将军脚、头的残缺遗存。
         当年，挖出来的石马大于真马，石人有两尊，一文官、一武将。石人身高2.50米，脚盘高0.60米，总高度有3米多，重2吨多。
         这些石雕人物、动物，历史上通称“石象生”，是帝王将相等显贵人物陵寝上的供祭仪物，一般侍立在大型墓地的神道两侧，表示某种身份和尊贵，其中石人分为武将和文官两种，统称为“石翁仲”。
         石象生有严格的规制，如六品以下官员不能设石象生，只有三品以上官员墓通道才可立石象生三对，并可立石翁仲和华标柱；只有公候及一品、二品官墓道才可设立石虎、石羊、石马、石翁仲及华标柱各一对。在石人涂上挖出石翁仲、华标柱及石马等，说明美女山下墓里所葬的官员身份显赫——至少是三品以上的官员。在岱山历史上，能享此尊荣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宋徽宗时的吏部尚书、徽猷阁直学士蒋猷，另一位是宋理宗时的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袁甫。
 
二、袁甫是谁
         《宋史·袁甫传》载曰：“袁甫，字广微，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嘉定七年进士第一……权兵部尚书，暂兼吏部尚书。”《浙江通志》载：“袁甫(生卒年未详)，字广微，号蒙斋，鄞县人。袁燮子。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殿试进士第一（状元），著名教育家，《宋史》有其传。”
         嘉定十一年（1218年），袁甫遣任湖州通判，后转任徽州知州，再调任江东常平提举。据《宋史》载，任地方官期间，他革官场弊端，除奸邪，推举贤良；深问民疾苦，减免租税，兴修水利，自请“节缩浮费，以助兴修之工”，有政绩。
         绍定三年(1230年)，袁甫兼任江东提点刑狱，后移司鄱阳，讲学学宫，修葺庐山白鹿洞书院，创建贵溪象山书院，修建陆九渊祠堂，多有善政且卓著。嘉熙二年(1238年) 六月，宋廷准知建宁府兼福建运判袁甫请蠲漳州岁纳丁米钱，泉州、兴化军一体蠲放。
         袁甫为人正直，进身朝官后，不畏党阀，靡切权贵，抗论不阿。他曾上疏宋宁宗：“君天下，不可一日无恐惧心。”建议皇上居安思危。面对金朝挑衅，边关多事，身任兵部侍郎的袁甫多次上疏宋理宗，慷慨陈词：“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君臣同心，共赴国难。”宋末学者王应麟说：“近世夺魁而有益于世道者，袁甫一人而巳。”年迈身退后，他隐身海岛，传学后人，桃李天下。
         这样一位政声播扬、著作等身，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南宋名臣与学者，能与岱山发生关联，该是蓬莱乡之幸甚，让人敬仰，也可推想宋代之蓬莱乡定有让人值得留意、游思的地方。
         袁甫病故后，其亲友、弟子、部下扶榇归里，把他安葬在岱山梁家桥西美女山麓。袁甫没有儿子，后来其女儿亲家应翼的孙辈提出将坟墓搬迁到富都乡陈岙（今定海临城），但陈岙的坟墓做好后，因某种原因没有移榇。这以后不知过了多少年，南宋时局动荡，袁甫家门庭也逐渐衰落。于是，袁甫在鄞县的富家门生弟子，将恩师的墓迁到了鄞县姜山。
         由此，对袁甫籍贯、行状，诚可以清光绪《定海厅志》作一述录：“甫之先世，贯开封，籍鄞。又尝往来昌国。甫居岱山久，从学者多从之游，故燮与甫并祠于昌国乡贤。燮墓在城东陈家岙南，甫墓在岱山梁家桥西；或云燮、甫墓并在鄞，未可知也。案舟山志、康熙志，并以甫为岱山人列人物。然袁桷修延佑志，于燮传已着鄞人。大德《昌国志》宋进士题名无袁甫，则知甫实非昌国人也，故入寓贤。”
         于是，石马岙的石像生在坟墓迁葬时，出现了“盖此物视寻常较大，甚为笨重，想当时以艰于载运，故留存于此”的情状。
 
三、袁甫与岱山之关系
         对袁甫的籍贯，史上多有争议，有的说袁甫是定海人，因为定海有袁燮、袁甫父子墓址（有学者认为有可能是衣冠冢），而有的明确提出袁甫是岱山人。此说以明天启《舟山志》为代表，其以舟山出土的文物和岱山住民的传说为据。何汝宾《舟山志·名贤》如此载曰：
         袁甫，字广徵，岱山人。少微寒，失怙恃，漫迹于鄞、慈间，尝受业慈湖、絜斋二先生之门，资性慧敏，刻意问学，下笔纵横千言，登嘉定甲戍科廷试第一……事历都漕，兵吏二部尚书，卒，归榇，口窆於岱山南岙之原，后姻家应翼孙辈更营冢，于富都乡之陈岙，欲徙公，口玉其间不果，而里人尚指为袁状元墓云。公素弗营家务，且乏嗣，凡公饩之人，俾析故旧亲属之贫乏，及军卒犒劳边防等事，而自奉澹如也，嗣后，丁元世门祚，寝衰寻徙于鄞之姜山。
         对此，舟山文史研究资深学者凌金祚在《袁甫状元之再探》中认为，明天启《舟山志·袁甫传》“首先发现袁甫在舟山活动的历史痕迹，并将其写入志书，才使袁甫其人其事详载于清代与民国定海诸志之中”。
         另外，清康熙《定海县志》也列袁甫为昌国县岱山人。清光绪年间建昌国乡贤祠，祠中立袁甫为乡贤。对之，清光绪《定海厅志》有一段补正蛮有意思的：“甫之先世，贯开封，籍鄞，又尝往来昌国。甫居岱山久，从学者多从之游，故燮与甫并祠于昌国乡贤——甫墓在岱山梁家桥西——而旧志称甫为昌国之岱山人，意甫祖籍于斯，贵而入郡也。”
         但不少学界与史志对袁甫为岱山籍之说有不同看法。明、清时期，黄宗羲等在《宋元学案》中对袁甫岱山籍只字不提；清朱绪曾《昌国典咏》则以问疑形式，明确否定《舟山志》之说。
         凌金祚在《袁甫的籍贯与世系之考说》中对袁甫籍贯作了细致、详实考据。他认为袁甫与定海的关系是姻亲关系。
         “甫居岱山久，从学者多从之游”，魏榘和徐愿、朱介、许孚都是岱山乡贤，且又是袁燮、杨简的“高弟子”，袁甫的师兄弟，袁燮、袁甫辞世后，作为弟子和师兄弟，在定海和岱山分别修了一个衣冠冢，以纪念师长和同门，故而《定海厅志》载“甫墓在岱山梁家桥西”，也就成就了《定海厅志》卷十二“寓贤”所载：“甫居岱山久，学者多从之游，故燮与甫并祠于昌国‘乡贤’”。
 
四、袁甫对岱山的影响
         袁甫与岱山有着深深的缘。这个缘，缘于他与岱山乃至舟山存在着某种不可割舍的关系。也正因如此，无论是光绪《定海县志》，还是民国《定海县志》，都将袁甫列名“寓贤”。
         袁甫对岱山的影响主要在他的学说、主张上，在“岱山书院”办学理念上，在其学子以及同门弟子的情谊上。他的学术主张和思想少时深受其父袁燮的影响，“甫少服父训，谓学者当师圣人，以自得为贵”，即袁甫幼年启蒙从父学。
         对袁甫的师学传承与学理主张，《宋史·袁甫传》载：“（甫）又从杨简问学，自谓‘吾观草木之发生，听禽鸟之和呜，与我心契，其乐无涯’云。”意思是说，袁甫师从杨简（号慈湖），主张“万物与我心契”。袁甫为甬上陆学二传弟子之一，著有《孝说》《孟子解》《江东荒政录》《蒙斋中庸讲义》《蒙斋集》《徐偃王祠记》等。他主张“言而有信”，有家训《袁氏世范》如此训诫：“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谓之信也。”
         在任江东提刑时，袁甫上书朝廷，倡导理学精神。绍定四年(1231年)，将象山精舍迁建于贵溪三峰山下徐岩，并请杨简门下同窗、淳安蜀阜人钱时为主讲席，一时风闻远近。绍定六年（1233年），袁甫重修白鹿洞书院，请从事朱子之学功深力久的张洽、汤巾为洞长，“悉力振起”白鹿之教。又撰写《重修白鹿书院记》《白鹿书院君子堂记》，以“正谊明道，不计功利”训示。
         咸淳七年（1217年）辛酉春，袁燮、杨简的“高弟子”魏榘和徐愿、朱介、许孚等人发起，准备筹建岱山书院。时任庆元（宁波）知府兼沿海制置使的刘黻对此十分赞赏，他审批同意创办，还批给旧酒坊址为院址，并助缗钱数千办学。黄震所撰之《岱山书院记》对之大为赞曰：“海隅苍生日出之地，圣朝崇正之化，洋洋流动端于岱山书院占矣。”
         为什么会创办岱山书院？有一种说法，说是为了纪念袁燮、袁甫而建的。因为袁燮、袁甫父子早年常“往来于昌国”讲学，跟舟山的关系非同一般；岱山书院所设的“侍郎祠”即是纪念袁燮、袁甫父子的。无论怎样，袁甫和他父亲袁燮是昌国一地乃至浙东“理学”思想、教化文脉的引路人，则是不容置疑的。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岱山学界如此纪念他们，也足见当年师生情谊之深。
         南宋时，岱山文风氤氲，文人迭出，他们不但在岱山功业有成，而且在昌国也是学有渊源，颇有影响。正如黄震《岱山书院记》所称，岱山“士出其间，往往多俊拔”，而“置乡书，登上庠，擢高第，跻膴仁者踵接，非山海硕大之气之所钟能尔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诸多学者游学蓬莱、论性析理也一时蔚为风气。
         几百年来，石马岙人一直以袁甫为荣，将他作为当地人杰地灵之范例、之印记，以期人文浸润之梦想。事实上，石马岙实不负这种期待，村风淳厚，民俗崇文，源流绵长，后辈人才辈出，成为岱山岛上一处屈指可数的书香氤氲之地。